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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借刀杀人之计

        宋不杀大臣,是太祖高皇帝手定的家训,没有人敢于违背,“违则不祥”。苏轼既被窜逐岭外,几乎已是最重的惩治了,若不另有新的布置,甚难再度给予致命的一击。

        唯有熟悉苏家家事的章惇,才能想到利用程之才与他有先世宿怨这个过节,设下借刀杀人的毒计。

        程之才,字正辅,苏母成国太夫人的胞侄,也是苏轼亡姊八娘的夫婿。苏程两家本是“亲上加亲”的至戚,不料八娘嫁过去后,不得舅姑欢心,不得志而死,似乎不是善终。老苏痛失爱女,愤恨之极,作《苏氏族谱亭记》,对程家大肆毒骂,不但从此断绝与岳家来往,并且告诫子孙,不认这门亲戚,即使成国太夫人逝世,也不通讣吊。横亘在这两代间的怨隙,自仁宗皇祐五年(1053)至今哲宗绍圣二年(1095),已经四十二载,可以说是非常根深蒂固的了。

        章知道苏程两家有这一段宿怨,所以特别起用程之才做广南这一路的提刑。提刑,即是世俗所谓巡按大臣,代表朝廷,巡察地方,有发奸摘伏、整肃官吏的大权;而且程之才本人也是个非常精干、敢作敢为的健吏,用他来对付一个流落在岭南的罪官苏轼,尽可以杀人不见一滴鲜血。

        提刑驻节韶州,苏轼路过该地未久,程之才就跟着到任了。绍圣二年正月,新任提刑按临广州之后,他是必定要到惠州来的。与程家绝交时,苏轼还只十八岁,现在,他不知道要怎样与这位名分上既是表兄,又是姊丈的宪使见面。这是桩非常难处的事情,并不一定为了内中隐伏有什么杀机,苏轼甚为踌躇。

        苏轼再三思量,这种事,除了挺身出来,面对现实,没有其他办法。程之才还在广州,苏轼就托与他同游大云寺的程乡县令侯晋叔,先为致意,探探之才的反应。

        侯晋叔来回话:程之才示结非常关切,于是苏轼第一次写了给他的短柬:

        近闻使旆少留番禺,方欲上问候,长官来,伏承传诲,意旨甚厚,感怍深矣。比日履兹新春,起居佳胜,知车骑不久东按,倘获一见,慰幸可量。未间,伏冀以时自重。

        接着,接到苏辙来信说,在湖口见到程之才的儿子和媳妇,知道之才对他们不但没有恶意,而且颇为关怀。于是苏轼觉得轻松一点,继又写了第二封信,约他觌面晤谈:

        窜逐海上,诸况可知,闻老兄来,颇有佳思。昔人以三十年为一世,今吾老兄弟不相从四十二年矣。念此令人凄断,不知兄果能为弟一来否?然亦有少拜闻,某获谴至重,自到此旬日,便杜门自屏,虽本郡守亦不往拜其辱,良以近臣得罪,省躬念咎,不得不尔。

        老兄到此,恐亦不敢出迎。若以骨肉之爱,不责末礼而屈临之,余生之幸,非所敢望也。其余区区,殆非纸墨所能尽,惟千万照悉而已。

        程之才寄来回信,说他对于两家陈旧的嫌隙,一向耿耿于怀,苦无机会沟通,表示甚深的遗憾。于是,苏轼复书,就说:

        承谕,感念至泣下。老弟亦不免如此,蕴结之怀,非一见终不能解也。

        苏程之间多年的隔阂,就是这样轻轻突破的,至于后来怎样演变,只好等到见面以后,听其自然发展了。

        苏迈在宜兴,苦念南行的老父,大岭隔绝,音讯难通,一家人忧愁不堪。苏轼有个世交晚辈钱世雄(济明),服官吴中。苏迈来与世雄商量,世雄遂将此事与苏州定慧院的长老守钦说起,该院净人卓契顺慨然愿意担当这个差使,对苏迈道:

        “你何必那么忧愁,惠州不在天上,只要走,总走得到的。我为你带家书去探问。”

        于是,他就从苏州徒步出发,涉江度岭,晓行露宿地来了。途中也曾生过病,但仍不顾一切,晓行露宿,黧面茧足地走到了惠州。时在绍圣二年(1095)三月初二。

        苏轼对这古道热肠的僧徒,当然非常感激,看他那么朴拙的样子,便和他开玩笑道:“带什么土物来?”契顺无可奈何,摊展空空两手。轼曰:“可惜许数千里,空手来!”

        契顺装作挑副担子的模样,然后就不好意思地避过一边。这一副老实人的憨态使苏轼更是欢喜。

        苏轼并不认识定慧院的守钦长老,但钦老能诗,寄来《拟寒山十颂》致意,苏轼写了和诗八首,原已交与契顺嘱他带回去的,临行,想想不太妥当,又取回来烧了。果然,守钦后来与参寥同样被陷还俗,如还有与南迁的苏轼诗文往返的话,恐怕麻烦更大。

        佛印和尚听到卓契顺南行的消息,也托他顺便捎了信来。佛印此函,气概不凡,不愧是苏轼的知己朋友,也只有像他这样一个声气广通的政治和尚,才能“一语破的”,说出“权臣忌子瞻为宰相”这样的话。书言:

        子瞻中大科,登金门,上玉堂,远于寂寞之滨,权臣忌子瞻为宰相耳。人生一世间,如白驹之过隙,二三十年功名富贵,转盼成空。何不一笔钩断,寻取自家本来面目。万劫常住,永无堕落。纵未得到如来地,亦可以骖驾鸾鹤,翱翔三岛为不死人,何乃胶柱守株,待入恶趣。

        昔有问师佛法在甚么处,师云:在行住坐卧处,着衣吃饭处,痾尿剌溺处,没理没会处,死活不得处。子瞻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到这地位,不知性命所在,一生聪明,要做甚么?

        这是佛印与苏轼最后一次往来,绍圣四年(1097),他就离开了凡尘。

        卓契顺在惠州住了半个多月,明白了苏家人生活平善,取得了复信,就要回去了。苏轼问他:“你要些什么?”

        “契顺便因无所求才来惠州。如有所求,当上京都去了。”顺答。

        苏轼为要表示一点心意,苦苦追问,契顺才说:

        “从前有个蔡明远,不过是鄱阳一个军校而已。颜鲁公绝粮江淮间,明远背了米去接济。鲁公感激他的热心,写了一张字送他,使天下人到现在还知道世上曾经有过一个蔡明远。

        “今日,契顺虽然无米与公,然而区区万里行劳,倘然可以援明远为例,也能得公数字之赠吗?”

        苏轼欣然伸纸和墨,为他写了一幅渊明《归去来辞》。

        岭北的故人,得到了消息,纷纷派遣专人到惠州来探问。诗僧参寥既先派人前来问讯,陈慥续有函至,表示要亲自到惠州来看他,苏轼连忙复信劝止,说:“季常安心家居,勿轻出入,老劣不烦远虑,决须幅巾草履相从于林下也。亦莫遣人来,彼此须髯如戟,莫作儿女态也。”

        后六客中的曹辅(子方)先派人送天门冬煎(草药)来给他御瘴;二年二月赴提点广西刑狱任,绕道惠州来陪他住了几天。吴子野的儿子芘仲,从潮阳送了许多食物来,苏轼将广州买的数斤檀香,分了一半回赠,他说买这些檀香,原是预备定居之后,杜门烧香静坐所用。

        虔州鹤田处士王原(子直)来,陪他同寓嘉祐寺两个多月,同游几处附近名胜。故黄州太守徐大受的弟弟大正(得之)也专人前来问候,惠州太守詹范,与大受、大正兄弟亲厚,特地招呼他格外照顾这流亡中的老人。

        苏轼一生,热爱朋友,所以即使身陷这等景况,生活还不寂寞。

        传闻程之才将于三月初到达惠州,苏轼叫儿子过作代表,往迎江上。之才抵惠之翌日,就到嘉祐寺来看他,馈遗甚厚。

        他们两人,本是眉县同乡,两代姻亲,所以原是情同手足的朋友,交识彼此成长的环境,互相了解少年时代的梦想,熟识两家三代以内的亲长和平辈的兄弟姊妹……这些关系,在年轻闯荡江湖的时候,并不觉得重要,但时至今日,两人都经历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奔走过东西南北的行脚,眼见无数人事沧桑的变幻,身经世路不断的坎坷和患难,青春作别,白首重逢,一旦执手于离乡万里的岭南,谁能不为这一片骨肉亲情所激动,感到彼此血肉相连的关切。

        所以这中表兄弟二人,在嘉祐寺里对坐下来,就情不自禁地诉说阔别以来的各家情况。久违的乡情,变迁的亲故,在甚多唏嘘嗟叹之间,心理上的隔阂逐渐消融,迷茫的宿嫌,早如隔世,消失得无影无踪。苏轼诗说:“世间谁似老兄弟,笃爱不复相疵瑕。”章惇辈的阴谋,完全落了空。

        之才讲起他的曾祖父程仁霸,仗义欲平一件盗案的冤狱,因果报应的故事,求苏轼作记。轼以陶潜曾作外祖父孟嘉传为例,撰书《外曾祖程公逸事》。

        翌日,苏轼亲往三司行衙,回拜程之才,会于合江楼。之才知道苏轼初来时,曾寓此处,便嘱咐有司,待他去后,请苏轼仍然还居此楼。所以,之才离去后的三月十九日,苏轼从嘉祐寺又回到合江楼来住了。

        知惠州事的詹范,也是一个诗写得很好、文人气质很重而不大会做官的人,对于苏轼的敬礼和亲切,不减当年黄州太守徐大受。苏轼谪居黄州时,每年重九,君猷一定置酒名胜处,邀请这位失意的谪官同度佳节,现在惠州的詹器之亦然如此。

        绍圣二年(1095)上元夜,詹太守带了厨子和酒菜到嘉祐寺来,陪他过节。苏轼饮酒薄醉,回想即此最近三年的上元之夜,他个人的景况也年复不同,白云苍狗,世事无常,不禁有无限的感慨。作《上元夜》诗曰:

        诗中穿插一个疯狂的贾道士前来闯席乞酒,隐用李太白“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意思,可见苏轼此时,看似低头认命,而胸中一股浩荡的豪气依然未死。

        二月十九日,苏轼携白酒鲈鱼,报访詹范,采槐叶的新穿滤汁,和面作饼,称“槐叶冷淘”,诗曰:“青浮卵碗槐芽饼,红点冰盘藿叶鱼。醉饱高眠真事业,此生有味在三余。”三余者,用董遇“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月之余”,意思指闲暇无事之时。

        苏轼好动,尤其喜欢游山玩水,到了岭南,他便遍游惠州州境范围内所有的名山古刹,如在惠州东北二十里的白水山佛迹岩,他曾一游再游。不仅为了欣赏它那悬注百余丈的大瀑布,爱好沐浴的苏轼,更欢喜此山特有的温泉。初到惠州不久,他即带了苏过同去,作白水山游记:

        绍圣元年十月十二日,与幼子过游白水佛迹院,浴于汤池,热甚,其源殆可熟物。循山而东,少北,有悬水百仞。山八九折,折处辄为潭,深者缒石五丈,不得其所止,雪溅雷怒,可喜可畏!水涯有巨人迹数十,所谓佛迹也。

        较近一点的,则去丰湖上的栖禅寺和罗浮道院,徜徉终日,乐以忘归。丰湖在惠州城西,原名西湖,后因湖上出产甚丰,又名丰湖。苏轼常在那里玩。他历知杭州、颍州,都有一个西湖,现在惠州也有西湖,所以秦观诗说:“先生所至有西湖。”

        苏轼的游伴也不少,除去当地的长官如惠守詹范、博罗县令林抃(天和)、推官柯常等外,则是虔州处士王原、赖仙芝、和尚昙颖、行全、道士何宗一……儿子苏过经常侍行,都有诗作,取悦老父。

        绍圣开元,朝廷认为元祐时期所修《神宗实录》,多有诋诬,诏由蔡卞主持重修。蔡卞以王安石《日录》作底本,彻底翻案,完全改写。元年十二月,书成,进呈御览,然后追议当初的纂修官,认为他们都有诋诬之罪。

        首先责问黄庭坚,指他所书“铁爪治河,有同儿戏”事,对曰:“庭坚时官北都,尝亲见之,真儿戏耳!”凡有所问,都直辞以对,闻者壮之。结果是贬涪州别驾,黔州安置。范祖禹曾力言“章惇不可用”。章惇恨之切骨,也借了这个案子,连贬武安军节度副使、昭州别驾,安置永州,后迁贺州,最后徙化州而死。赵彦若贬澧州。晁补之也牵涉此案,并坐修造之事,贬官监蕲州酒税。

        吕大防当时为相,例兼监修实录之职,事实上挂名而已,今亦因此加罪,诏徙安州居住。

        这些消息,都是张耒派了士兵王告再度来惠州时相告的。其时,秦观因坐党籍,已经出判杭州。所谓苏门四学士中,未遭贬谪的,只剩张耒一人,现在润州任上;但至绍圣二年十一月因坐苏轼党,降职宣州;不久,再遭贬谪为监黄州酒税官了。

        苏轼以土产桄榔杖一枚,回赠张耒。对于他带来的消息,既不沮丧,也无怨言。但说唐朝曲江张九龄为相,主张放臣不宜与善地。刘禹锡作诗追恨,苏轼认为不必如禹锡那样认真。又称赞文潜真如孔融一样,是个重视朋友风义的男子汉。诗题是“桄榔杖寄张文潜一首,时初闻黄鲁直迁黔南、范淳夫九疑也”。

        睡起风清酒在亡,身随残梦两茫茫。

        江边曳杖桄榔瘦,林下寻苗荜拨香。

        ,远来莫恨曲江张

        真男子,独忆平生盛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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