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守沈，调任审官西院，福建侯官人陈襄自陈州以尚书刑部郎中移知杭州，于熙宁五年五月间莅任。

        陈襄，字述古，文惠公尧佐长子，举进士，历知县事，专心教化。熙宁初，因富弼之荐，入京为知谏院，改侍御史知杂事，上论“青苗法为商鞅之术，乞贬王安石、吕惠卿以谢天下”。安石想办法调开他，打算派他去做陕西转运使，而神宗不答应，留他在京修起居注。逾年，为知制诰。不久，又改直学士院。安石、惠卿等更加忌他，从他所撰的书诏中，挑瑕剔疵，终被外放，出知陈州。不到一年，改调到杭州来。

        述古为政，认为教育是国家的根本，莅官所至，必先兴办学校，只要有空，也不辞亲自讲授。做官认真讲求民间利病，学者间称之为古灵先生。

        陈襄的品德，苏轼十分敬视，但看两人在杭州重聚，苏轼作《和陈述古拒霜花》诗：

        千林扫作一番黄，只有芙蓉独自芳。

        唤作拒霜知未称，细思却是最宜霜。

        人生中，能抗拒霜雪欺凌的，固是勇者，但有更高一层的生命本质，不经风霜锻炼，就开不出瑰伟的奇葩来，是谓“宜霜”。苏轼此意，甚为深曲，也许以此颂赞陈襄的风骨，也许自期得此境界。

        苏轼为人，人人皆知其豪迈；而豪迈者，大多是从刚健的个性中化生出来的一种风度。苏轼治事的态度，就常看得到刚健不屈的一面。

        史载熙宁四年（1071）五月，高丽始来入贡。

        在此以前，高丽被北辽所阻，不通中国者已四十三年。是年，福建转运使罗拯令商人黄真出面，招待通好，高丽王就托黄真移牒福建，称愿备礼朝贡中国。罗拯奏上，朝议认为可以结合高丽，共谋北辽，决定接受。高丽王就派其国侍郎金悌等由登州上陆，入贡京师，自此朝贡不绝。

        苏轼抵任未久，有一批高丽的朝贡使者到杭州来，他们自以为是外国的特使，根本不把州郡长官放在眼里。而担任押伴的使臣，本来都是本路的管库官，暂时兼差，他们却假借外国贡使的名义，乘势作威作福，甚至要与钤辖分庭抗礼。苏轼叫人警告他们道：“远夷慕化而来，理必恭顺，如今竟敢这样横暴放肆，不是你们教唆，决不至于如此，倘不立刻悛改，我这边马上出奏。”押伴者大惧，气焰低了不少。

        高丽使者发来的公文，但书甲子，不写年号。苏轼退还来文，拒不收受，谕之曰：“高丽称臣本朝，而公文上不禀正朔，我怎么敢收。”高丽使者急忙换了文来，恭书“熙宁某年”。由是时人莫不钦佩这位通判临事刚健不屈，处理得体。

        熙宁五年（1072）秋八月，苏轼主持本州乡试，闱场设于州廨内中和堂之望海楼。

        关于科举取士之法，神宗以王安石的变更计划，依照程序，下中书省复议，中书言：

        古之取士，皆本学校。道德一于上，习俗成于下，其人材皆足以有为于世。今欲追复古制，则患于无渐。宜先除去声病对偶之文，使学者得专意经术，以俟朝廷兴建学校，然后讲求三代所以教育选举之法，施之天下。

        于是，上述更定科举之法，于熙宁四年（1071）二月公布施行。从此罢废明经诸科，罢进士之试诗赋，各专治《易》《诗》《周礼》中的一经，兼以《孟子》。每试四场，初本经，次兼经大义，题凡十道，次论一首，次策三道。中书省撰七义式颁行。

        叶梦得《石林燕语》曰：“熙宁以前，以诗赋取士，学者无不先遍读《五经》。余见前辈虽无科名人，亦多能杂举《五经》，盖自幼习之，故终老不忘。自改经术，人之教子者，往往以一经授之，他经纵读，亦不能精。教者未必皆读《五经》，故虽经书正文，亦多遗误。今人问答之间，称其习为贵经，而自称敝经，尤可笑也。”

        是试经而经亡，这个样子的士风，这个样子的试法，怎能选拔得出真正的人才？苏轼心里非常沮丧，只因职务上不能拒绝这个差使，勉强承担，心里不抱太大的希望。

        苏轼作《监试呈诸试官》诗，说他自己本是山野中人，只为家贫才出来谋求廪禄。少年时虽也弄过文字辞章之学，但也只是用过功而已，并无什么天赋，所以旋得旋忘，距今且已十年，旧学大都荒废。假如现在叫他重来应考，一定会被罚饮墨水，听到开科诏下，就会吓得浑身出汗。杭州是东南要会，济济多士，实在不敢随意品题。

        苏轼说他回想嘉祐初年的文风，非常卑靡，雕镂割裂，竟至不能句读，“千金碎全璧，百衲收寸锦”。正如一盘珍美菜肴中却夹杂许多沙砾，使人不能下咽。幸亏欧阳学士有那么大的气魄，力创变革，文风始振，当时的士人还群相惊疑，肆力诋斥，现在到底可以相信他的卓见了。

        但是，试法又变，诗赋被视为雕虫小技而罢废了，时尚大唱经学的高调，像我这样既老且钝的人，实已难于适应，希望各位容我闭口，容我偷懒，滥竽在望海楼里听听秋涛，睡睡午觉。

        苏轼这首诗中，将他满肚皮不合时宜的牢骚，尽情发泄。同时，与叶梦得书说：“某被差本州监试，得闲二十余日，在中和堂望海楼闲坐，渐觉快适。”借此逃避无穷的吏事，饱看钱塘江上的秋潮，在试院中煎茶自娱。

        望海楼位居凤凰山腰，唐武德七年建置，楼高十八丈，面对钱江，当兹八月秋潮时节，苏轼日在楼上饱看著名胜景的钱江潮，作《望海楼五绝》中，有一首云：

        海上涛头一线来，楼前指顾雪成堆。

        从今潮上君须上，更看银山二十回。

        唐人好酒，至宋始以饮茶为日常生活中一种重要的享受。善于享受生活的苏轼，尤好茗茶，只要能够偷得浮生半日的闲暇，不辞亲自生火煎茶。一瓯好茶在手，从袅袅茶烟中，便能把自己从忧烦劳苦的尘网中，解脱出来，神游太虚，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心灵里的宽容，如其自言：“乳瓯十分满，人世真局促。意爽飘欲仙，头轻快如沐。……”

        《试院煎茶》诗，苏轼详细记述他的煎茶方法，以为第一要有新鲜的泉水，注入铫中，先用文火慢慢烧，一面取出精琢的石碾来，将翠绿的茶饼放入碾船里，细细研磨，一面静听壶中水沸的声音。

        水有三沸。初发，水泡仅如蟹眼一样微细；逾时，沸声渐大，如风动簧管，嘈嘈低吟，则壶中水面，起泡已大如鱼眼，是为一沸。到这时候，应将炭火煽旺，使鲜红的火焰不断跃起，是谓“活火”。活火急煎，壶水便四向腾涌，散如滚珠，沸声益发激越清澈，是为二沸。二沸是“汤”之最佳火候，过此，壶水腾波鼓浪，是为三沸，汤已太老了。

        碾好的蒙茸新绿，放入茶瓯，将二沸的水冲入，则茶在瓯中，翠屑旋转，清香四溢，然后细细品味，尘俗顿消。苏轼说，我虽患贫，不能如文潞公（彦博）那样，用名贵的定窑花瓷作饮器，有艳丽如花的姬妾侍茶，但望能于睡足一个好觉后，有一瓯好茶喝，不要再为那五千份考卷“牵肠挂肚”，就已经非常满足了。

        乡贡进士试，例于八月十五发榜，这一年考生特别多，总在千名以上，眼看考卷山积，显已来不及如期出榜，遂作《催试官考较戏作》诗说，纵已不及于中秋节前出闱，但也不要错过八月十八看潮，添点蜡烛，赶夜班完成评卷工作，白袍考生都站在试院大门外，焦急等候看榜哩。

        经此催促，始于八月十七发榜，外间风评虽然很好，“眼昏烛暗细行斜，考阅精强外已夸”。但是，苏轼心里明白，这样的考试，人才未必出头，惘然道：“秋花不见眼花红，身在孤舟兀兀中。细雨作寒知有意，未教金菊出蒿蓬。”

        试事忙完未久，九月初，苏轼突然接到座师欧阳修于今年闰七月薨逝颍州的讣告。欧阳修于熙宁四年（1071）六月致仕，回到颍州家居，不过一年，灯尽油干，倏忽谢世。苏轼为官守所牵掣，不能亲往吊唁，只好在孤山借惠勤僧舍，设位祭奠，依门生服座主丧之礼成服，恸哭失声，作祭文略曰：

        呜呼哀哉！公之生于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国有蓍龟。斯文有传，学者有师。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为。譬如大川乔岳，不见其运动，而功利之及于物者，盖不可以数计而周知。

        今公之没也，赤子无所仰庇，朝廷无所稽疑，斯文化为异端，而学者至于用夷。君子以为无为为善，而小人沛然自以为得时。譬如深渊大泽，龙亡而虎逝，则变怪杂出，舞鳅鳝而号狐狸。……

        昔我先君，怀宝遁世，非公则莫能致。而不肖无状，因缘出入，受教于门下者，十有六年。于兹闻公之丧，义当匍匐往救，而怀禄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缄词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盖上以为天下恸，而下以哭其私。呜呼哀哉！

        这篇祭文，应是苏集中的大文章之一，尤其第二节论及时世这一段，充分写出“哲人云亡，邦国殄瘁”之痛。苏轼之哭欧阳者，亦所以哭国家的阽危和生民的困苦。

        十月十日，太守陈襄宴该科乡荐贡士于中和堂，亲赋《登彼公堂》四章以勉中式的举人，嘱苏轼为序，遂撰《送杭州进士诗叙》。文中说：“熙宁五年钱塘之士贡于礼部者九人。”显有刊误。盖以杭州文风之盛及应试者千人以上，中式的举人决不止于九人，想是刊刻落字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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