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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书斋生活

        苏轼流放黄州,廪禄皆绝,生活非常艰苦,虽然躬耕东坡,一时也无多少实际帮助,所幸原是寒士出身,居家向来俭朴,倒还经受得了清贫的景况,心里唯一不能坦然的,是这废弃生涯,使珍贵的生命平白归于浪费。

        初贬黄州,苏轼尚在盛年——四十五岁,正是一生中的黄金时间,却被放逐到这个文化落后的江城蛮瘴之地来,并无实际官守,每天三餐一宿,余无一事可为。而时间恰如大江之水,滔滔东流,不舍昼夜,不啻是对自己生命的存在,肆意无情的摧残。这种打击,落在热爱生命、满怀抱负的苏轼身上,必然构成最无救助的压迫和痛苦。

        初到黄州时,即已感喟:“万事如花不可期,余年似酒那禁泻。”

        酒,不是取用不尽的江水,人的寿命,也是有限的,一样禁不得白白流泻。然而,一自平白掉入这个茫茫的虚空,只能眼睁睁数着每天的日升日落,恍如看着自己的生命被一把无形的利剪,一节一节地剪落。他慨叹头上的白发越来越多,时间观念的困扰,成为他最难解脱的悲哀。

        第二年(元丰四年,1081)中秋之夜,苏轼对月独酌,节序带来时间消逝的警觉,使他深感胁迫,作词: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

        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

        这首词,前半阕哀时间过得太快;“月明多被云妨”,则是悲自己的遭遇。虽然注家说此词是怀念弟弟苏辙之作,然而苏辙在江西,从黄州来说,怎么会凄然北望呢?显然指的是可以发挥他的抱负,可以遂行他理想的“中原”。

        唐宋人在一年节令中,最重寒食与重九,这与我们现在特重端午、中秋者不同。苏轼在元丰五年作《寒食雨》二首:

        这首诗,全篇都是生命在时间压迫下的宛转沉吟,一个流落荒城的知识分子,面对节序所产生的无可奈何的伤感。但如我们还记得他曾将蜀卉海棠当作影子来隐喻自己的身世与遭遇,则第四联“卧闻海棠花,泥污燕脂雪”句,就是苏轼身世的穷途之哭了。

        贬谪是没有一定期限的惩罚,有人终生不得起复。苏轼惶恐不安,用庄子语比作沉滞痼疾的少年,待到病愈,头都白了,莫非竟一样是如此无可奈何的宿命?

        《寒食雨》的次章,更加萧索。如曰:

        君门深九重,坟在万里。

        儒家的人生观,以奉事君父为最大的责任,然而苏轼的现况是被摒弃荒远,君主的宫门,深远九重,已经高不可攀,父母的坟墓则又远在万里以外的故乡。

        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非常讶异于苏轼身处这样困厄的境况,而所作《寒食雨》一诗,却表现得如此冲和平静,非常激赏,还引以证明中国文学思想史上,变唐诗之悲观色彩,创出淡泊自然的宋诗风格,应推苏轼为居此乐观思想之主流人物。苏轼乐天知命,心襟超脱,确然不错,然而此诗则十足是穷途的哀鸣,读之令人流泪。

        话虽如此,苏轼并不完全沮丧,仍有足够的勇气面对现实,依从他的兴趣,把时间消磨在读书、著作、写字、作画和黄州近郊各处漫无目的的闲游上。

        读书是他自幼养成的习惯,不过好动的他,大抵只在一天中的晚间,才能静下心来,挑灯夜读。据说每夜必要读到鼓打三更方肯就寝,纵然从外面喝得醺醺大醉归家,也仍然要取书来读,读到倦极才睡。

        初到黄州,照他自己所说,“专读佛书”,这很明显是为了纾解心理上的压迫,原是一时的现象。佛书不能满足一个淑世精神未死的人,所以后来则以读史为多。历史记述过去的人和事,读来不免印证眼前的现实;印证眼前的现实,就不免“有感”;有感则书生积习难除,他又不免悄悄写下了许多篇短俊的史论。

        如王安石有《商鞅诗》: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而苏轼却持绝对相反的看法,反对一切用刑赏货利的权术来治理百姓。元丰三年九月读《战国策》,遂有《商君说》之作:

        商君之法,使民务本力农,勇于公战,怯于私斗,食足兵强,以成帝业。然其民见刑而不见德,知利而不知义,卒以此亡。

        故帝秦者,商君也;亡秦者,亦商君也。其生有南面之福,既足以报其帝秦之功矣;而死有车裂之祸,盖仅足以偿其亡秦之罚。理势自然,无足怪者。

        后之君子,有商君之罪而无商君之功,享商君之福而未受其祸者,吾为之惧矣。

        这篇犀利的短文,是儒学者的苏轼对法家治术所投出的匕首,有人指为系针对王安石变法失败而发。

        现代的历史学者,如陈寅恪、姚从吾等,都认为苏轼是个最具史识的历史哲学者,而最难得的是苏轼即使身陷患难,却仍坚持儒家的政治理想,决不妥协。

        苏轼读史,确曾下过坚实的苦功。杨慎(升庵)说,昔人问苏公曰:“公之博学可学乎?”

        曰:“可。吾尝读《汉书》矣,盖数过而始尽之,如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货财之类,每一过,专求一事,不待数过,而事事精核。”

        古人读书,主要的方法是背诵和抄写。苏轼不但翻来覆去地诵读,且更两遍三遍地抄写。在黄州,他已是年将半百的少老人了,但仍手自抄书不倦。

        有个本地朋友(疑是何圣可)介绍黄冈教官朱载上所作诗文,请苏阅评,苏轼对他所写“官闲无一事,蝴蝶飞上阶”这一联句子,非常称赏,于是这朱教官就常常来看他。

        一天访苏,门上传帖进去,好久好久不见主人出来,朱载上等得不耐,几乎想要走了,才见苏轼一路走来,一路连声道歉,赧然道:“适才了些日课,失于探知驾到。”朱君就问:“先生适来所谓日课者是什么?”

        “抄《汉书》。”

        “以先生大才,开卷一览,自可终生不忘,何用手抄?”

        “不然,”轼答,“我读《汉书》,至今已经抄过三遍。第一次每段事抄三字为题,第二次两字为题,现在只用一字。”

        朱载上肃然离席,向主人请求道:“不知先生所抄的书,肯让我见识见识否?”

        苏轼便命老兵去内室取来。朱君翻看,茫然不解其意。苏轼便说:“足下试举题上一字。”

        朱载上如言举某段题上一字,苏轼即应声背诵数百言,无一字差误。朱君为之惊叹不已。

        读书写作,既是自幼养成的习惯,一朝被迫非得焚笔弃砚不可,这所产生的痛苦,与不准音乐家演奏,禁止辩士讲话,一样难堪。苏轼在万不得已的自我约束之下,“封笔”了一段时期,渐渐觉得虽然人在闲废,也不能不做些有益于世的事情,拣现在能做的——“穷则著书”,是学人的通例,于是考虑到自己来写一部讲解的书,实现他父亲未完成的遗志,编写一部《易传》集稿——超现实的解经工作,应是不会惹是非的,他定然这样着想。

        宋人有解说的风气,见于《文献通考》的书目,即有三十余种之多。王安石也作过《论语解》,他的儿子王雱口义,苏轼似乎读过,一向不大佩服他们的释义。又记得苏辙少时,曾经写过一些疏解的摘记稿,便托人去向他取来,加以取舍,写成了《论语说》,自述为五卷(《上文潞公书》),但《宋志》作四卷,《文献通考》作十卷,书已失传,不知孰是。《通考》将它与苏辙所著《颍滨论语拾遗》并列。颍滨书自序,记述他后作《拾遗》的始末缘由,有言:

        余少为《论语略解》,子瞻谪居黄州,为《论语说》,尽取以往,今见于书十二三也。大观丁亥(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闲居颍川,为孙籀、简、筠讲,子瞻之说意有未安,时为籀等言,凡二十七章,谓之《论语拾遗》,恨不得质之子瞻也。

        据此,苏轼的《论语说》,采用苏辙少作者居十之二三,十之七八还是他自己的见解,但是兄弟所见,并不尽同,可惜此书今已失传,只能从苏辙的《颍滨论语拾遗》中,约略窥见一二。

        《四库全书总目》说:眉山之学,杂出二氏,如说“思无邪”为“无思”,“不逾距”为“无心”,颇涉禅理;解释“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认为是“有爱而无恶”,亦即佛家冤亲平等之意;以“朝闻道,夕死可矣”,解为“虽死而不乱”,去来自如之意。虽然这些解释均是苏辙《拾遗》书中所见,但我们如想到苏轼著《论语说》时,正在他寝馈佛书、欲穷禅理的热狂时期,则不难明白苏辙书中保留着苏轼所说的成分或兄弟共同见解的地方,一定很多。

        《论语说》脱稿于元丰四年(1081)的冬季,真正写作的时间,不会超过一年。苏轼的写作态度非常认真,而且有点自负,如见于其时《致滕达道书》中者可见:

        专治经书,一二年间恐了得《易》。……颇正古今之误,粗有益于世,瞑目无憾也。

        苏轼诗狱案内,元老文彦博也被牵累在内,遭到罚铜处分。苏轼于事平到达谪所后,曾经上书潞公致意,难得文潞公不避时忌,立刻回了信,对他劝慰有加,空谷跫音,使苏轼非常感激。《论语说》写成后,由于过去那场痛苦的经验,觉得此身漂泊,不见得能够善自保存这份原稿,特地装订成册,寄请潞公代为保藏,时在元丰五年(1082)四月:

        ……轼始得罪,仓皇出狱,死生未分,六亲不相保。然私心所念,不暇及他。但顾平生所存,名义至重,不知今日所犯,为已见绝于圣贤,不得复为君子乎?抑虽有罪不可赦,而犹可改也。伏念五六日,至于旬余,终莫能决,辄得强颜忍耻,饰鄙陋之词,道畴昔之眷,以卜于左右。遽辱还答,恩礼有加。岂非察其无他,而恕其不及,亦如圣天子所以贷而不杀之意乎?

        到黄州无所用心,辄复覃思于《易》,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先子之学,作《易传》九卷,又以自意作《论语说》五卷。穷苦多难,寿命不可期。恐此书一旦复沦没不传,意欲写数本留人间。念新以文字得罪,人必以为凶衰不祥之书,莫肯收藏。又自非一代伟人,不足托以必传者,莫若献之明公。而《易传》文多,未有力装写。独致《论语说》五卷,公退闲暇,一为读之。就使无取,亦足见其穷不忘道,老而能学也。

        苏轼续写的第二部书是《易传》九卷。《易》,是苏氏家学。老苏(洵)晚年专心治《易》,研究爻象,用力甚勤,对于爻象中刚柔远近、喜怒顺逆之情,其中互相牵连、影响的道理,颇有心得。苏轼早年赴官凤翔,苏辙因为制科考试中所作策论引起朝廷争论,留在京师侍父,苏轼寄诗中,已有“策曾忤世人嫌汝,易可忘忧家有师”那样的句子,其时老苏正要起手作《易传》,可惜没来得及成书,便已病重,遗命轼、辙二人继承遗志,续成这部著作。当年,两兄弟分在异地做官,无暇著述,直到苏轼贬谪黄州,有空来重理父亲的旧业时,苏辙才把早年所作的一些摘记资料送过来,由苏轼总其大成,重新编写,据苏籀的《栾城遗言》说,轼书中蒙卦部分,完全采用苏辙的解说。所以这部《易传》,名为苏轼所撰,实乃父子兄弟集体之作。

        这部《易传》,在黄州未曾完稿,成书迟至十八年后谪迁海南时方始写定。苏轼说“易可忘忧”,但以他写《易传》的时地而论,却地地道道地是一部忧患之书。

        此书《四库全书》据明焦竑本收入经部易类二,提要谓:

        推阐理势,言简意明,往往足以达难显之情,而深得曲譬之旨。盖大体近于王弼,而弼之说惟畅玄风,轼之说多切人事。其文辞博辩,足资启发。

        在任何方面,苏轼从不蹈袭窠臼,必欲突破前人,表现自己的创意,即使说经之作,与古来经生之言,也完全不同面目。苏轼决不道貌岸然,故作神秘,所作《易传》,遂能不拘泥于陈言,不假借于玄说,杂用禅理、诸子之意,加上诗人丰富的想象力,以绝顶的文字技巧和快如流水的辩才,如他诗文中常见的譬喻能力,作成这部文学的经传,清新明朗,别具一格。虽被坚守门户成见的朱熹讥为杂学,但如以现代眼光来看,打开易学研究境界,使易学丰富起来的是他;突破玄说,将易学切近人事的也是他。古人治学最不易见之创新的学术勇气,于苏轼此书,可以见得。他唯一遗憾的是“自恨不懂数学”,担心所言不免肤浅。

        苏轼在黄州的书斋生活中,除了读书、写作外,对于写字、作画,更有浓厚的兴趣。谪居多暇,时寻临池之乐。这期间不但远近朋友求他法书的,比较容易得到,而且常常以自己得意的习作主动送给要好的朋友。现在留传于世的东坡书法,也以黄州所作为多。

        苏轼喜欢作画绘画,以前苦于没有充裕的时间,所作不多。初写寒竹丛篠,如文同一样,题材局限于竹,现在,也许是受了当时寒林画风行的影响,他在单调的竹画里,参合怪石、枯木等等,独成竹木、竹石这个创新的画境,在中国画史上,别成一个门类。

        黄州附近的朋友,“近水楼台先得月”,求取最易。第一个令人羡慕的,是王齐愈的儿子禹锡,苏轼称他为王十六秀才者,酷爱苏书,年轻人没有顾忌,可以随时乞取,三年间居然蓄藏苏书帙高“两牛腰”之多。他要到京师进太学读书时,重得无法带走。只好牢固锁藏在家,真是极大的幸运。

        苏轼与王巩书说:“君数书,笔法渐逼近晋人,吾笔法亦少进耶!画不能皆好,醉后画得一二十纸中,时有一纸可观,然多为人持去,于君岂复有爱?但率急画不成也。今后当有醉笔嘉者,聚之,以须的信寄去。”苏轼偶有得意之作,自己也非常高兴,立即寄给他的好朋友。

        如与章质夫(楶)书:“近者百事废懒,惟作墨木颇精。奉寄一纸,思我当一展观也。”又云:“本只作墨木,余兴未已,更作竹石一纸同往,前者未有此体也。”又鄂州朱寿昌与苏轼交谊甚深,致书有“数日前饮醉后作顽石乱篠一纸,私甚惜之。念公笃好,故以奉献”,这又是一张创格的竹石图。

        有一天,苏轼渡刘郎洑,在王齐愈家的达轩,喝醉了酒,画了几张竹,有人评说:“何以竹身都那么清瘦?”他作《定风波》词代答:“人画竹身肥拥肿。何用?先生落笔胜萧郎。记得小轩岑寂夜。廊下,月和疏影上东墙。”原来苏轼对着月下竹影写生,故得修竹挺拔的精神。

        正当苏轼非常热衷于写字作画时,有一年轻的书画天才到黄州来专诚访他,那是襄阳米芾。

        米芾,字元章,眉宇轩昂,英迈不群,当时还只三十二岁,但在翰墨场中,却已崭露头角。平生傲骨天成,不能随人俯仰,人格上也颇有“洁癖”。元丰五年他从湖南到金陵去见过王安石后,又经马梦得介绍,三月间到黄州来见苏轼。虽然当时还是个默默无闻的后辈,但他面对一个退职的宰相,一个名满天下的文宗,却“皆不执弟子礼,特敬前辈而已”。自视之高,于此可见。

        苏轼和他一见如故,不但晤言欢洽,尤其欣赏这位青年人不凡的才调,立即招待他在雪堂住了下来。

        他们两个一老一少的同道,在雪堂热烈讨论书画艺术和诗道。苏轼将家藏吴道子画释迦佛真迹也拿出来给他的客人鉴赏。这幅画,苏轼初见于长安陈汉卿家,至出守徐州时,才得之于鲜于子骏,现在什袭珍藏,是他家少有的长物之一。元章晚年作《画史》,还从回忆中记述他的观后印象:

        苏轼子瞻家收吴道子画佛及侍者、志公十余人,破碎甚,而当面一手,精彩动人,点不加墨,口浅深晕成,故最如活。

        行家读画,精鉴独到,值得一记。

        苏轼和他喝酒,酒酣,特地检出一张“观音纸”来叫米芾贴在壁上,自己则濡笔弄墨,然后面壁而立,悬肘作画。画了两枝竹,一株枯树,一块怪石,赠与元章,是为订交之始。

        米芾看苏轼画竹,一笔从地起直至竹杪,似与常法自顶至地,先竿后节的画法不同,忍不住,便问道:“何不逐节分?”

        “竹生时,何尝逐节生!”轼答。

        米芾钦佩他“运思清拔”,实也就是“外师造化,内发心源”的具体说明。元章更欣赏苏轼的枯木、怪石。认为“子瞻作枯木,枝干虬屈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

        重叠两个“无端”,点出苏轼胸中纵横磅礴的郁勃之气,真是极顶聪明人的好眼光、好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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