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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元祐更化

        宋神宗赵顼在位十八年(治平四年至元丰八年),既薨,太子赵煦嗣位,是为哲宗。哲宗嗣位时,年只十岁,不能亲政,于是遵照宋室传统,尊神宗母后高氏为太皇太后,是为宣仁,权同听政。

        宋朝自太祖、太宗、真宗三朝而后,因故不得不由母后暂行摄政者,非自宣仁始。第一次是仁宗即位时,年只十三岁,真宗后章献明肃刘氏垂帘临朝者十一年,至景祐元年方自亲政。

        仁宗无嗣,以濮安懿王赵允让第十三子赵曙嗣位,是为英宗。英宗多病,仁宗后慈圣光献曹氏暂摄,方才归政。

        神宗接位的时候,年纪虽轻,但已二十一岁,朝气蓬勃,果敢有为,确是一个英主,不料得年却只三十八岁,西征失败,赍恨而殁。哲宗冲龄践祚,就又不得不由祖母英宗后、宣仁圣烈高氏垂帘摄政。真宗朝后六十年间,这已是第三度母后临朝了。

        历史上母后当政时代,常见朝纲不振,大权旁落的现象,或则奢逸享乐,有政失修明之弊,唯有宋朝摄政的这三位母后,却都知人善任,精勤政事,以厚德深仁,著誉后世。

        宣仁太后且有“女中尧舜”之称,这也是宋史上的一大特色。

        宣仁太后尊重祖宗成法,厌闻革新,是个稳健保守的老太太。她虽深处宫闱,但历经她的丈夫英宗、儿子神宗的两朝政事,又非常向往公公仁宗嘉祐时代的太平安乐,嘉祐时代那种宽厚雍睦的政风,所以定年号为“元祐”。她认为神宗皇帝用王安石、吕惠卿变成法,行新政,显然已经失败了,对于边臣无端挑起征西夏的军事,招来败战的损伤,使神宗惊悸悔咎,夺走了他正在英年的生命,更是痛苦难忘。所以,一旦临朝摄政,这位老太太早已成竹在胸,她要立即召用熙(宁)、(元)丰时代的旧臣,恢复熙丰以前的旧政。她的国策是一切遵循祖宗成法,她的目标是要重拾大宋帝国如嘉祐时代一样的和平与安乐。

        宣仁太后的恢复工作,最重要的是如何着手废止不合传统的新法,要做这件大事,唯有熙丰时代的元老旧臣,才能帮她去新复旧,实现她的理想。

        旧臣中最初被考虑到的,是仁宗朝名相吕夷简的儿子,现以资政殿大学士知扬州的吕公著,诏兼侍读,命即“乘传赴阙”,来京陛见。公著,字晦叔,东莱人,初以进士通判颍州,与当时的郡守欧阳修,交谊很好。神宗朝,做过翰林学士、开封府尹、御史中丞。因为反对新法,才被出知外郡。

        次为退居洛阳,在独乐园中努力著述的司马光,朝廷依照例定的起复程序,第一步诏知陈州。

        太后追念神宗皇帝的遗意,先已复官苏轼为朝奉郎,随又诏知登州。

        太后部署人事,非常稳重,一面按照程序,起复旧臣;一面因王珪病卒,乘机将现任大臣,互作调动,稳住原来的朝局。五月间,以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蔡确,调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以知枢密院事韩缜,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以门下侍郎章惇知枢密院事;同时召司马光过阙入见。

        司马光于熙宁三年(1070),因与王安石议新政不合,坚辞枢密副使的诏命,出为西京留台。他在洛阳私宅中,网罗了一代史学好手,专心编撰不朽巨著,甫于上年(元丰七年),脱稿进呈。三月间,自洛入京,专程吊唁大行皇帝之丧。为避免政治嫌疑,既吊即归,不敢在京逗留。太后来不及召见,他已匆匆离去,只得特遣内侍梁惟简和劳光二人,一路追踪前往,口传谕旨就询:“目前为政何所当先?”

        司马光复奏:“请广开言路,不论有官无官,均许将朝政缺失及民间疾苦,封状进闻。”太后接受此一建议,诏求直言。短短时间内,收到封事数千件,而内容几乎全部都是指摘前朝实行新法的不当,诉陈新政下的民生疾苦。

        这是一个被鼓励起来的“不满现实,人心求变”的舆论浪潮,也可以看作是国策将变的一个政治讯号,以这样开明的态度,揭开“元祐更化”的序幕。

        接着,太皇太后毅然先以中旨遣散修造京城的役夫,停止制造军器,放宽民间保马户原先苛刻的规定,罢京城逻卒,免行钱等,作为接纳舆论、与民休息之始,为停罢新政,开其先河。

        六月,吕公著应召至京,诏授尚书左丞。

        入见后,立即上疏荐举人才,实即网罗熙丰以来,因与新政不合而散在四方的旧臣。他举:

        孙觉方正有学识,可充谏议大夫;范纯仁刚劲有风力,可充谏议大夫或户部右曹侍郎;李常清直有守,可备御史中丞;刘挚资性端厚,可充侍御史;苏轼、王岩叟并有才气,可充谏官或言事御史。……

        太后深知人才是政治的根本,同时为尊重司马光起见,特将上述札子密封,专差送往洛阳,要司马光详再审核,将所陈更张利害,直书以闻。

        司马光复奏,特别保荐者六人:刘挚、赵彦若、傅尧俞、范纯仁、唐淑问、范祖禹,认为可处台谏,或侍讲读,必有裨益。其中刘挚、范纯仁二人,与吕公著推荐者同。

        另外则作一般的推荐,其人选为吕大防、王存、李常、孙觉、胡宗愈、韩宗道、梁焘、赵君锡、王岩叟、晏知止、范纯礼、苏轼、苏辙、朱光庭等,请求太后记其名姓,各随器能,随时任使。

        最后他说:文彦博、吕公著、冯京、孙固、韩维,都是国家的元老,应该命令他们各举所知,以便参考异同,无所遗逸。

        从这两份奏状所列的名单来看,绝大部分是仁宗、英宗两朝的老臣,为反对新政致被排斥或消极退让,于熙丰年间陆续退出中枢政治的保守分子。他们之中,大多数人都有极好的家世背景,而个人立身处世,品德谨严,学问渊博,都是以尊重传统为重要立场,视疏减民生疾苦为自己本分的君子。所以历史家笼统地称誉他们为“元祐贤者”,称元祐为“贤人政治”。

        不过这班元祐朝士,不是没有缺点,缺点在于过分持重,守成有余,进取不足,诚如当时论者所说:“元祐执政,类丰于忠信而廉于才智。”不足以符时代的要求。因为宋室到了元祐朝时,经历多年边患,被契丹和西夏交相剥削和侵略,大宋帝国实在已经只剩了一个掏空的壳子,军备不足,国库空虚,民生穷困,士气低落,早已失去了从前那样的国力,所以消极的保守,既不足以振奋宋室的贫弱,也不足以匡救天下的凋敝。

        司马光受命知陈州,过阙入见,当即被太皇太后留为门下侍郎。

        司马光名满天下,他来京师,轰动社会,老百姓跟着他的行踪,叠足聚观,壅塞道路,竟使马不能行。在他们质朴的心地里,认为司马光应该是真正的宰相。

        司马依礼往谒现任宰相时,老百姓爬上相邸对面人家的屋顶,骑在屋脊上,爬到树上看他,相府的卫士们阻挡不了,老百姓说:“我们并不要看你家相公,我们只要瞻仰司马相公的风采。”那些附近人家的屋瓦都被践碎,树枝都被踏断。

        苏轼于十月下旬自登州还京,途中也遇着上千老百姓,拦住他的马头,向他呼吁:“请您转告司马相公,不要离开朝廷,好自珍重,才可以活我百姓。”老百姓都相信苏轼会替他们讲话。苏轼旧有《咏独乐园》诗:“先生独何事,四海望陶冶。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确是实言。

        司马光一入中枢,便被朝廷倚为柱石,太皇太后对他言听计从,一切大政赖他擘划。眼前即将更新的政治,将为怎样一个局面?全国都在注视着司马相公的举止,仰望他的创造。

        政治革新,自以人事调整为先。以后数月间,朝廷便陆续起复旧臣,如八月以苏辙为校书郎,九月以秘书少监刘挚为侍御史,十月二十日告下,以朝奉郎知登州苏轼为礼部郎中等。这使得苏轼到登州任只有五天,就又匆匆进京,投身到这个热烘烘的政治洪炉中来了。

        十月,以中旨诏范纯仁为谏议大夫,唐淑问、苏辙为司谏,朱光庭、范祖禹为正言。“除目”(授官文书)已经由宫里发出来了,太皇太后问宰执道:“这五个人怎么样?”大家都说:“甚洽众望。”

        当时,继续留任中枢的新政派章惇,认为这个样子的除官方法,违背祖制,破坏相权,挺身反诘道:

        “故事:谏官皆由侍从推荐,然后由宰执禀奏。现在除目既然用中旨发出,不知陛下从何得知此五人可用。莫非左右所荐?此门不可开。”

        “实皆大臣所言,无关左右内侍。”太皇太后说。

        “如主意出于大臣,应该公开奏举,为何密荐?”章惇反问。

        至此,吕公著因为范祖禹是他的女婿,司马光、韩缜因与范纯仁各有亲戚关系,立刻起来自动声明。

        章惇说:“台谏之设,是朝廷用来纠绳执政之不法的,所以按照制度,执政初除时,凡是他的亲戚或他从前所保举过而现任台谏者,都该转徙其他官职。现在,天子冲幼,太皇太后同听万几,一切都该按照制度行事,不可违背祖宗成法。”

        司马光忍受不住,接着奏道:“纯仁、祖禹做谏官,甚合众望,不可因臣之故,妨碍贤路,臣宁愿避位。”

        “韩缜、司马光、吕公著必不至于徇私,但如他日有怀奸当国者据此为例,引用亲党做台谏,恐非国家之福!”章惇理直气壮地奏说。

        这场争论的结果,改范纯仁为天章阁侍制,范祖禹为著作佐郎,其他三人顺利通过。苏辙于他老哥奉旨起复时,先已移知歙州的绩溪县,不久又以校书郎自绩溪被召入京,至此则已跻登谏垣了。苏辙初得校书郎时兴奋非凡,作《初闻得校书郎示同官》诗:“读书犹记少年狂,万卷纵横晒腹囊。奔走半生头欲白,今年始得校书郎。……”这也难怪,苏辙十九岁成进士,廿三岁登制科,淹滞于九品小官者达二十余年,到此才稍扬眉吐气。

        章惇所争的,是政府重要人事的任命,不经过宰相的审核进拟,径由“宫廷”除目,显属侵害了相权,并非没有道理,无奈说话的态度有欠庄敬,台谏们就抓住这一弱点,对他开始攻击起来。

        后来王岩叟有奏:“风闻章惇于帘前问陛下御批除谏官事,语涉轻侮。又问陛下从何而知,是不欲威权在人主也,乞行显黜。”

        刘挚和朱光庭则攻击蔡确于神宗皇帝灵驾发引时,既不遵礼入宿幕次,复先驰数十里之远以自便,“为臣不恭,莫大于此”。

        虽然,太皇太后对此弹章“留中不报”,然而朝中的御史官和台谏们认为国家安危,系于大臣。而现在执政大臣中,奸邪过半,如蔡确为左仆射,韩缜为右仆射,张璪为中书侍郎,李清臣为尚书左丞,章惇为知枢密院事,实际政权完全在他们手上。旧派的一二元老何以得行其志?这是当时热衷更化的朝士们一致的认同,他们在积极酝酿,只侍时机成熟,非要伐倒这几棵“敌派”的大树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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