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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老成凋谢

        元祐元年(1086)四月癸巳,王安石薨于金陵。

        是年闰二月司马光拜相时,安石已经卧病在床。他的弟弟安礼带了朝报来看他,安石在病床上展读,他只慨然说了一句:“司马十二作相矣。”别的什么也没说。

        后来陆续听到朝廷在频频废止他所创建的新法,他也夷然不以为意,从不说话。直到听到罢免役、复差役事时,他才愕然失声道:“连这个也罢了。”停顿好久,又缓缓接着道:“此法终究是不该罢废的。某与先帝反反复复讨论了两年,才付诸实行,此中利害,讲求无不曲尽,此法终不可罢。”

        安石去世的噩耗传至京师时,司马光也在病中,他怕政治上的投机分子,乘势诋毁这位国家元老,赶忙在病床上倚枕作书给吕公著说:

        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疏远,谗佞辐辏,败壤百度,以至于此。

        今方矫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为朝廷特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苟有所得,辄以上闻。不识晦叔以为何如?更不烦答以笔札,扆前力言,则全仗晦叔也。

        朝廷追赠太傅,苏轼撰敕,竭诚推美。如言:

        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

        又称其学术造诣曰:

        少学孔孟,晚师瞿聃。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粃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

        称朝廷对他的眷悼,则曰:

        朕方临御之初,哀疚罔极。乃眷三朝之老,邈在大江之南。究观规模,想见风采。岂谓告终之问,在余谅暗之中。胡不百年,为之一涕。

        安石薨逝之日,正是政治上极端的反对派当权之时,满朝尽是当年被他排挤的人物,饰终论典,何尝没有人不想乘机打一场死老虎!幸而司马光识得大体,苏轼也善代王言,元祐朝士胸襟气度的宽宏阔大,真不可及。

        司马温公自与王荆公议政不合,退出中枢,居住洛阳,一十五年,邀约门人在独乐园里,专心著作,脱稿未久,就受宣仁太后的征召还朝,时已六七高龄,身体一向不好,拜相后工作繁剧,于是百病丛生。但他上则感激太后倚任之重,下则凛惧人民望治之切,无法顾及自己的病体,日夜孜孜,唯恐不及。他的门人弟子举诸葛亮“食少事繁,其能久乎”的故事来劝他,他则淡然说道:“死生,命也。”依然终日营营,不肯稍息。

        太皇太后知道司马光力疾从公的情形,立即下诏免他朝参,准在禁城中乘轿,三日一入省。司马光认为“不敢当”,又说:“不见君,不可视事。”于是太后只好诏令:由他儿子司马康扶掖入对。这样的情形,何能持久,终于到了真正撑持不住的一天,他只好写信给吕公著说:

        光以身付医,以家事付子,惟国事未有所托,今以属公。

        遗憾的是病体拖延已经太久,继久疾之后,死亡便悄悄来到。

        元祐元年(1086)九月初一,宋尚书左仆射司马光薨于位,享年六十八岁。还朝主政,为时不过一年,距王荆公之薨于金陵,亦只差迟四个多月而已。

        温公薨日,皇帝方领大臣举行明堂祀典,朝臣以致斋,不能趋奠,至礼成降赦毕,参与祀典的三省官亟欲赶往司马相邸吊唁时,不料时任崇政殿说书的程颐,拦着众官道:

        “: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岂可贺赦才了,便去吊丧。”这时候旁边有人诘难道:“孔子说:‘哭则不歌。’没有说歌则不哭。”

        苏轼平常就很讨厌这位拘泥古礼、不近人情的道学先生,这时再也按捺不住,便嘲笑程颐道:“此乃枉死市叔孙通所制的礼。”众官大笑。

        其时苏轼已受任翰林学士,作了祭文,不顾程颐的反对,和两制官一同前往祭奠。程颐看拦阻众人不住,便去跟司马家的孝子说:“不得受悼。”大家去碰了一个壁,很是生气。

        苏轼又说:“可谓鏖糟陂里叔孙通。”

        程颐为温公主办丧事,一切都遵古礼。用锦绸做囊,把遗体装在囊中为敛。

        苏轼实在看不过去,便指着锦囊道:“还欠一物,当写信物一角,送上阎罗大王。”

        伊川程子是个道貌岸然的人,面色淡黄,目有棱角,颧骨微收,一脸结实刚劲的神气,短短的白须在颊上如欲飞动,刚方庄重,凛然不可侵犯。苏轼却那样笑谑了他,这不但伤害了程颐的尊严,而且开罪了视程颐为圣人的一班洛学弟子,遗下后来无穷的后患。

        程颐是司马光、吕公著两人会同荐举的河南处士。他十五六岁时,与其兄程颢从周濂溪学,为承袭宋学的代表人物,人称“二程子”,居学术界的领导地位。英宗、神宗两朝,大臣屡次推荐,他都拒不出任。元祐初,他因少年皇帝的教育,关系国家未来隆替,所以,以五十之年才出山来,要以成就君德为己任。初诏为西京国子监教授,力辞不就,元年二月再召为秘书省校书郎,入对称旨,改崇政殿说书。宋制:经筵讲官,地位高者为侍讲、侍读,秩卑资浅者为说书。程颐起于处士,故叙官仅得“说书”,他也不以为意。只是照他理想,动辄诵说三代古礼,言则必称尧舜孔孟,这迂夫子的样子在官场中却很惹人厌恶。苏轼和他同样不适于做官,但却相反,处处以精神自由为重的人,心里非常鄙薄程颐的矫揉造作,视之为伪君子;程颐看苏轼,则是一个浮薄文人,彼此都很瞧不起对方。

        程颐在经筵为皇帝讲书,中间有段休息时间,移坐殿旁小轩。哲宗当时还是一个十一岁的孩子,闲着,靠在窗槛上,手折了一条柳枝来玩。这本是平常小事,不料程颐便拉长了脸告诫起来,说什么时当春和,万物发生,不可无故折柳,致伤天地和气等,噜噜苏苏一大套,说得少年皇帝很不高兴,把那条柳枝恨恨地掷在地上。司马光听得这个报告,便很感慨地对门人批评道:“使人主不愿亲近儒生,正因为有这等样人的缘故。”

        其实,一般人都有同样的观念,所谓道学家,上焉者自立崖岸,高不可攀;下焉者,冬烘猥琐,不过供人讪笑。程颐的作风,远不如他的老哥程颢通达,他那种僵硬顽固的态度,即使同是研治天人性命之学的洛学泰斗邵雍(康节),也认为伊川已经钻入牛角尖里,救拔甚不容易。

        相传,邵康节病亟将殁,程颐赶去向他问“道”,康节笑道:“正叔,你这人可谓生在姜树头上,将来亦必死于姜树上。”

        “此话怎解?”程颐没能听懂。康节张开两手示意,他还是不解。康节说:“面前路径须令宽,路窄时,自身且无着处,何能使别人行?”

        然而,他自立朝以来,所言所行,却仍然是最狭窄的路径,生姜树头的三代古礼。

        程门弟子认为苏轼侮辱了老师,就诬言苏轼欲主办温公的丧事,为程颐所得,因此生了妒嫉之心。这是卑劣的人身攻击,苏轼也不必以主办丞相的丧事来增高自己的身价。另有一种批评:

        “子瞻,温公门下士也,闻其捐馆,不见有惨切之容,悼惜之语,而轻浮谑笑,无异平时。”

        不论苏轼对程颐的谑笑,原系极端鄙薄的变形发泄,然而,身临丧家,态度总欠庄敬,这还不失是一种合理的批评。

        司马光饰终之典,非常隆重,太皇太后和皇上都亲临吊奠,同时辍朝三日志哀。赠太师温国公,予谥“文正”,襚以一品礼服,赐龙脑水银棺敛,赙赠银三千两,绢四千匹,派员护丧,归葬于他的故乡——陕州夏县之涑水乡。

        司马既逝,朝中大事裨倚右相吕公著,再以吕大防为中书侍郎,刘挚为尚书右丞,辅佐公著。

        吕大防,字微仲,原籍汲郡,生长在京兆蓝田,是个朴实厚重的北方人。身长七尺,眉目英秀,说话声若洪钟,每日朝会,在殿廷趋跄进退,威仪翼翼,神宗往往目送其退。

        大防为人,态度严肃,过市,从不左顾右盼,平时家居,终日如对宾客。在执政中,不免有人以私事干请,他便正身危坐,只听不答,不论多久,绝对不发一言,所以,他有个绰号叫“铁蛤蜊”。

        苏轼与大防向来交好。后来,苏辙在朝,与大防合作得更是非常密切,刘挚则成为逆派的领袖,与苏氏兄弟完全对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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