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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初和陶诗

        苏轼在颍州日,与欧阳叔弼闲谈,说到陶渊明隐居栗里柴桑间时,非常贫困,饭也不一定能够吃得饱。有个在附近做大官的朋友颜延年,常来与他对酌,知道他的家境,特意留钱二万相赠,他却不存一文,全部送去酒店,留待日后慢慢取酒。

        又一日,苏轼偶读《唐书》,看到代宗朝的宰相元载,酷好积聚,贪得无厌;至大历十二年获罪赐死时,籍没他的家财,单是所藏胡椒一项,多达八百石之巨。胡椒只是一种用得极少的调味料,何用囤积那么多!人性的愚昧,有时简直不能理解。苏轼感慨之余,作了一首以元载与陶潜比论的长诗:

        这是苏轼以陶渊明的廉介淡泊,印证人以宝贵的生命殉于物欲的可悲,致其衷诚的感叹。

        渊明是个孤独而又贫困的隐士,他的诗作,不但生前无人重视,即使身后,自晋末至南朝,都还未曾受到应有的评价。如钟嵘《诗品》虽称其诗,但却将它列为“中品”。

        陶诗受到普遍的重视,须至唐代开始。大诗人李白、杜甫对于陶渊明诗的风格,予以最早的揄扬;白居易特别重视渊明高洁的人品,寄以无限的敬慕;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都曾摹拟过陶诗,但他们只是欣赏他,没有研究他。

        到了宋朝,陶渊明研究突然出现了高潮。据文献记载,赵宋一代,编刻陶集达十七种以上,论及陶渊明作品的诗话和笔记,有七十余种之多,此与宋朝文风崇尚平淡,当然有密切的关系;但苏轼以一代文宗的地位,晚年尽和陶诗的努力,对于这个研究风气的开创具有很大的影响。如苏轼《和归去来辞》,传至京师,大家争相和作,人言:“一夕之间,陶渊明满人目前矣。”即是一例。从此,后来文学天地,形成了历久不衰的陶诗研究热潮。

        苏轼于诗,自视颇高,向不专主一家,也不特别欢喜哪一个人的诗作。但至步入中年,贬谪黄州后,开始偏爱陶诗起来,如言:“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则是非常恳挚的自白。

        当时,一般印行的俗本陶集,妄改错简,甚不可靠,如“东坡题跋”一则云: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都索然矣。古人用意深微,而俗士率然妄以意改,此最可疾。近见新开韩、柳集,多所刊定(?)失真者多矣。

        因此他多方访求较好的版本,终于得到了江州东林寺印本,珍惜得不敢把它一口气读完,怕读完了便没得读了。故又一则题跋说:

        余闻江州东林寺有陶渊明诗集,方欲遣人求之。而李江州忽送一部遗余,字大纸厚,甚可喜也。每体中不佳,辄取读,不过一篇。惟恐读尽后,无以自遣耳。

        然而,在此时期,苏轼虽然甚好陶诗,却仍以欣赏渊明文字的艺术和风格为主,尚未深入陶的思想境界,所以只有感性上的认同,谈不到理性上的肯定。如元丰五年三月与客饮酒,《书渊明饮酒诗后》说:

        此渊明《饮酒》诗也。正饮酒中,不知何缘记得此许多事。

        渊明《饮酒二十首》,是他后期诗作中最伟大的杰作。而苏轼当时的读后感,只有如此;但至作《和陶饮酒》诗时,所持态度,深浅便完全不同了,如后一则题跋云:

        《饮酒》诗云:“客养千金躯,临化消其宝。”宝不过躯,躯化则宝亡矣。人言靖节不知道,吾不信也。

        苏轼读陶渊明《归去来辞》,其中有一句“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的话,苏轼只觉得此翁非常好笑,由此联想到俗传书生入官库,见钱不识的笑话,怪其钱不在纸裹中,所以不识;马后宫人见大练,反而以为是异物;晋惠帝问饥民何不食肉糜,认为其理相同,盖嘲渊明不脱是个文人,未亲庄稼之故。他说:

        ……使瓶有储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只于瓶中见粟也耶?……细思之,皆一理也。聊为好事者一笑。

        后至元祐时期,苏轼在翰林院日,爱写陶诗“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句与人,到这时候他已知道渊明有过农田经验,并非是个瓶中见粟的诗人,所以说:

        非古之耦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语;非余之世农,亦不能识此语之妙也。

        读陶诗“秋菊有佳色”篇:“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则记其强烈的感应曰:

        靖节以无事自适为得此生,则凡役于物者,非失此生耶!

        苏轼读陶,必须到了这个年纪,才能跳出文字欣赏的范围,开始会得陶意,把握到了陶的精神,断言曰:“陶渊明意不在诗,诗以寄其意耳。”

        换句话说,渊明只是用诗的形式来表达他的人生观,表达他面对人生的理念,语语平淡,却尽是对人生经过透彻的观照后,出为知“道”之言,不能以寻常诗人之擒章绘句来比。

        黄山谷跋渊明诗卷,点出读陶的重要关键:

        血气方刚时,读此诗如嚼枯木;及绵历世事,如决定无所用智。

        苏黄这一方面的解悟,是非常重要的。苏黄之后,才打开对陶渊明思想、人格、生活种种方面研究的热潮,其源自此。

        陶渊明并不是饶有深度的哲学家,他只是用朴素的文字歌咏人、自然和人生,描画卑微的乡村生活,老老实实写出他自己强硬的性格。他的诗,皆以经验和感情做基础,而非基于思想。因此“他的作品意境,是哲学家的意境;而他的言语,却是平民的言语。所以他尽管作田家语,而处处有高远的意境;尽管作哲理诗,而不失为平民的诗人”。

        读陶者,若不了解他对社会现实的基本态度,若不明了他这一生的经历背景,从感深处探索他精神生活的源头,便不能完全领略他的诗意;不能了解诗中之意,当然读来“如嚼枯木”了。

        所以,人须阅历较深,且能咀嚼精勤,才能领会陶诗非但不“枯”,且不尽平淡。释惠洪《冷斋夜话》引述:“东坡尝曰:渊明诗初看若散缓,熟看有奇句。”

        后来,又有“评陶柳诗”的一条题跋,以食物为喻,以为读陶柳诗,必须辨别中边,始得诗中真味:

        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退之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丽精深不及也。所贵乎枯澹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边皆枯,澹亦何足道!佛云:“如人食蜜,中边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者皆是,能分别其中边者,百无一二也。

        苏轼于元祐六年(1091),自杭州被召还朝,席不暇暖,即被宰相刘挚支使打手贾易,利用赵君锡,横加诬陷。苏轼看透了现实政治圈子里,除了权势利禄以外,别他无物,只怪自己一向屈于感情的牵缠,不够果断,不能依照自己所想望者率直做去,徒然遭受小人百般虐侮,对国家、对自己,都一无好处。幸从乌烟瘴气的汴京,逃到颍州来了,但这并非了局,块然一身,他将何处归宿呢?

        在这个样子的心理压力之下,适又与作诗“颇有渊明风致”的欧阳斐在一起,时常谈陶,遂使他豁然与渊明神会,觉得在个人出处上,陶的刚健精神,比他果决,深为心服。

        渊明也是为了救穷,才求用于彭泽小县的,谁知一坐上官位,便发觉自己的脾气,绝对容忍不了这种痛苦。《归去来辞》前序里,说他弃官的原因道:“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渊明这“违己交病”四字,于此时此际的苏轼读来,必然有一挝一条痕的切肤之痛。

        渊明在《饮酒》之十九里,复追述出仕的始末,有曰:“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遂尽介然分,拂衣归田里。”一感觉到做官这事,伤害他的人格尊严与志意时,立刻拂衣而去。这种丝毫不肯牵就现实的果断精神,使强项的苏轼不得不说:“我不如陶生,世事缠绵之。云何得一适,亦有如生时。……”

        渊明《乞食》诗:“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韩才。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稍早时期,苏轼题跋此诗曰:“渊明得一食,至欲以冥谢主人,此大类丐者口颊也。哀哉!哀哉!非独余哀之,举世莫不哀之也。饥寒常在身前,声名常在身后,二者不相待,此士之所以穷也。”仅哀其穷,尚属皮相。

        后来,他才体会到这是渊明个性中最可贵的一种独立不惧、旁若无人的率真精神。饥者受人一饭之惠,心里真有图报下世的感激,他就率直写出,不怕别人笑他。事实上,王维就笑过他,但苏轼现在却已完全领会。他说:

        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

        一个率性而行的“真”人,不能见容于现实社会;一个有强烈的责任感和是非心,而又忍不住要说真话的人,尤其不适于参与现实政治。否则,遭逢祸患,几乎是理有固然、势所必至的命运。

        渊明自述其性情:“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所以他只好退隐。苏轼认为他与渊明同病,尤其在遇事直言这一点上。渊明《饮酒》之九“清晨闻扣门”这首诗,说有个好心的田父,带了“壶浆”远来看他,劝他复出做官,稍为和光同尘一点,就可改善褴褛茅屋的穷困。渊明很感激这位父老的关怀,但是他天生的脾气和别人不大合得来,也不愿追随世俗,背弃自己,他虽邀请这位田父“且共欢此饮”,但却斩钉截铁地拒绝他的建议:“吾驾不可回。”

        苏轼读此诗,深觉渊明刚直的性格,说话率直而不支吾的脾气,和他一样,题此诗跋语云:

        此诗叔弼(欧阳斐之字)爱之,余亦爱之。余尝有云: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与渊明诗意,不谋而合。故并录之。

        苏轼发现这位任情任性,胸怀坦荡的“硬汉”,是这个充满虚伪、巧取豪夺人间里,异代的知己。翌年,他从颍州转任扬州,就在扬州官阁里,陆续写《和陶饮酒二十首》。

        苏轼尽和陶诗一百数十首,而其始作,则在此时。和诗与摹拟之作不同,拟陶者袭其貌似,文字技艺的游戏而已;和作则为以我自有之意,与古人作精神上异代同调的唱和,并不在乎文字上的像与不像。苏轼对于这一创作,也很自负,与弟书说:

        古之诗人,有拟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则始于吾。

        苏轼和陶巧于用意,本与渊明朴质的风格不同,两者实是不能比较的;而世之论东坡和陶诗者,议论纷纭,却尽在似与不似之间打滚,实在并不了解苏轼意不在与陶潜较量长短,更不肯邯郸学步,以摹拟为能。只有金朝的滹南遗老王若虚的一段话,说得最为中肯:

        苏轼在扬州始作《和陶饮酒二十首》,诗叙(序)寥寥八十九字,竟是最上乘的饮酒哲学,如曰:

        吾饮酒至少,常以把盏为乐,往往颓然坐睡。人见其醉,而吾中了然,盖莫能名其为醉为醒也。在扬州时,饮酒过午,辄罢。客去,解衣槃礡,终日欢不足而适有余。因和渊明《饮酒》二十首,庶以仿佛其不可名者。示舍弟子由、晁无咎学士。

        苏轼引陶潜为异代知己,自有其性情中共鸣之处。渊明自少是一个感情热烈、赋性豪迈,带着游侠儿气质的人,诗谓“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拟古》)。即使到了晚年,这种烈士襟怀也并不衰减。朱熹论陶:“诗健而意闲,隐者多是有个性、带负气之人。”虽是短短一言,却能直抉人性。苏轼虽非隐者,但在他的血管中却流着祖父仗义任侠的血液,独立刚强的个性并不输于渊明。自入中年以后,黄州和岭外,两次谪放,也真正经验了隐者的生活。所不同的是,渊明弃官早,患贫而不受辱;苏轼则为世情牵缠,备受现实政治的迫害与侮辱,现在方力求解脱之中,所以一心要于精神上师事渊明。

        苏轼所生的时代,虽比陶潜之处身东晋乱世,要幸运得多;但士大夫阶级利禄奔竞、廉耻扫地的情形,几乎没有两样。因此,他特别钦佩在这种“道丧士失己”的时代里,只有陶渊明随遇而安、进退自如的生活方式,最能保持个人皎然的志慨、独立的精神。和诗曰:“……渊明独清真,谈笑得此生。身如受风竹,掩冉众叶惊。俯仰各有态,得酒诗自成。”

        苏轼自知与渊明一样,天生不是做官的材料。一个热情而兼有豪气的人,只适宜于做诗人,做艺术家,袍笏登扬,终是不类。年轻时在杭州做通判,宋朝的庶民有拥立街头,聚观大官开锣喝道、威风过路的习俗。苏轼当时,未感骄傲,他只作诗自嘲:“市人拍手笑,状如失林獐。”不料错落红尘,一晃就是三十年,到现在快六十岁了,还在自欺:“我坐华堂上,不改麋鹿姿。”(《和陶饮酒之八》)只望早日摆脱吏事的纠缠,回到田里去做个老老实实的农夫。

        苏轼很乐观地认为:“这日子已快近了。”现在虽然还在仕途,只是个迷迷糊糊的醉太守,坐在摇摇晃晃的轿子里赶路。酒力渐消,梦亦将残,前面的山已经无多,后骑的人不必赶我,我有我的去处,不挡你们的路。“我缘在东南,往寄白发余。遥知万松岭,下有三亩居。”苏轼当时的理想,是回到杭州万松岭去力田。

        苏轼梦到坐在小学里,咿咿唔唔读,竟日忘记满头的白发。醒来觉得好笑,认为“人间本儿戏,颠倒略似兹”。颠倒的人生,产生丧失本真的悲剧。苏轼二十五岁时,服母丧终制,自蜀还京,途遇大雪,既寒且饿,身边只有一瓶冷酒,虽尚不能暖得身体,却可稍平雷鸣的饥肠。当年这种孤寒跋涉、求为世用的辛苦感受,及今已老,每逢醉酒,时常还要念到,觉得非常空虚。

        少年时代,那么辛勤地苦读;学成之后,又那么忍寒挨饿,奔波道路。当初以为政治这东西,具有无比的力量,可以拯救人类的疾苦,铲除人间的不平。所以纵然吃足苦头,也抱着极大的信心,要将一腔热血,自己的理想,化作人类千年的福祉。不料官是做了,但所参与的现实政治却是那么丑恶,不但抱负成空,而且并不容他。这眉州的农家子弟做了官,恰如菜虫之化蝴蝶,添了两条翼翅,适足被网胶黏;又如雀入大水化为蛤,再也不能远走高飞,回不了老巢。这一切全是可哀的人生谬误。《和陶饮酒之四》曰:

        苏轼将自己的生平,比作暗浪汹涌里的一叶小舟,醉中夜发,到处充满危机与险巇,但是一觉天明,竟也平安度过千山万水了。过去的不必再说,未来的日子,却要好好安排一下。(《和陶饮酒之五·小舟真一叶》)

        虚浮的人世,不过是华丽变幻的万花筒,而生命本身,亦是有限度的存在。活到六十岁,回首前尘,仍然今是昨非,而所剩的时间,却已非常有限了。只要认得“是身如虚空”,毁誉就都无从沾染。最理想的境界是庄子所说的:婴儿从大车上掉下来,不会受伤,因为他不知自有此身,没有恐惧,也就没有伤害。

        苏轼认为醉中求乐,不免还有酒醒的时候,正如生命之有生必有灭;人的智、愚、贤、不肖,一样无助于生命的存续。所以,他拈出“不醉亦不醒,无痴亦无黠”的境界,才能返璞归真,完全自我。

        苏轼于思想哲学,不宗一说,以实用为主。一方面本于庄子的齐物思想,从永恒的角度来看人的处境,便会发觉一切尘俗价值的虚无,而忘情荣辱;另一方面略参禅意,为人不论智、愚、贤、不肖,都逃不过有生必灭的命运,所以不必妄弄心机。

        苏轼的《和陶饮酒二十首》,元祐七年写于扬州。陶渊明那种委时任运的精神,支持苏轼度过后来严重的危难。渊明是个轩昂硬汉,建立了“避世”生活的好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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