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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再遭谪逐

        宣仁太皇太后驾崩寿康殿,十八岁的哲宗皇帝忽然拥有了至高无上的君权,而且怀抱着激烈的报复心理,急欲彻底变革元祐的故常,显示他的独立精神,但是不知如何措手。

        吕大防为山陵使,主持宣仁太皇太后的陵寝工程。甫出国门,一向依附他的礼部侍郎杨畏便首揭叛旗,公开创言“绍述”,具万言书密奏:

        神宗更定法制,以垂万世,乞赐讲求,以成继述之道。

        皇帝立即召见,垂询熙丰旧臣中,谁可召用?并且坦白表示:“朕皆不能尽知。”杨畏开上一张名单,上列章惇、安焘、吕惠卿、邓润甫、王安中、李清臣等人的行谊,各加品题。并且在皇帝面前,竭力褒扬王安石学术之美,乞召章惇为相。见虑不足的皇帝全盘接受了。

        杨畏这人,出身寒微,幼孤好学,且有孝亲的美名,但在官场上的表现,却是小人之尤。最初,受知于王安石和吕惠卿,力赞新法;司马光在洛阳,见将起复,他又奔走于这位元老之门,面进谄言;光薨,他就打死老虎,说他坏话;元祐期间,归附吕大防攻击刘挚,后又背叛大防;始附苏辙攻击范纯仁,后又背弃苏辙,反复成性。所以他有个绰号,叫“杨三变”。

        政局发生变动,是一切失意政客的重要机会,无不万头攒动,力求表现。邓润甫首先向皇上开陈:“武王能广文王之声,成王能嗣文武之道”,皆是子承父志,所以能成伟大的帝业。皇帝默喻于心。至元祐九年(1094)二月,右相范纯仁乞辞执政,皇帝即以中旨除户部尚书李清臣为中书侍郎;兵部尚书邓润甫为尚书右丞。

        李清臣,字邦直,魏人。博学有盛名,韩忠献公(琦)很赏识他,以其兄之女妻之;欧阳修称赏他的文章,比之苏轼,声望藉甚。曾从韩绛使陕,还朝为国史编修官,同修起居注,知制诰,追随元丰年间当权的王玨、蔡确,得拜吏部尚书,擢尚书左丞。元祐初,就因他染有王、蔡的政治色彩,被外放出守三郡。

        苏轼知密州时,清臣以京东提刑行部至密,他们饮酒唱和,相叙为乐。苏作《答李邦直》诗,有“放怀语不择,抚掌笑脱颐”的交情。不料今日,第一个向苏轼开刀的,就是此公。

        吕大防、刘挚主张调停政策时,三省奏除李清臣为吏部尚书,被范祖禹、姚勔反对掉了,直到太皇太后已经病在床上,清臣才补上了户部尚书,还京途中,又除中书侍郎。他与邓润甫二人,久不得志,际此变局,又蒙皇上亲擢高位,所以甘为戎首,创言“绍述”,显然是逢迎皇上的意思,而且说话带着非常强烈的煽动性,目的在于激怒皇帝。果然,青年皇帝上了圈套,他们的胆子也就愈来愈大了。

        三月,策试进士于集英殿,李清臣发策题,曰:

        今复词赋之选,而士不知劝;罢常平之官,而农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说杂,而役法病;或东或北之论异,而河患滋。赐土以柔远也,而羌夷之患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贾之路不通。夫可则因,否则革,惟当之为贵,圣人亦何有心焉。

        这道策题,简直把元祐朝重要的国策,全面否定了。考试结果,录取了九百七十五人及第出身。当时的考官,一时改不过观念来,所取进士,仍然以拥护现行政策者为多;但至杨畏覆试,却全部翻了案,以主熙丰新法者置前列。当时,社会缺乏大众传播媒介,但无人不注意科场的动向。经此御试策题的宣扬,以及录取标准的实际表现,大家知道未来国家政策的趋势,“绍述”之论,不胫而走。

        杨畏和侍御史来之邵合力攻罢吕大防,空出了这个最动人的相位,使李清臣的欲望像火上加油一样,烈焰熊熊地燃烧了起来。

        但从中书侍郎要跳上宰相的位置,中间却还碍着一个门下侍郎的苏辙。所以,有一天,李清臣在殿上公开攻击:

        “苏辙兄弟改变先帝法度。”

        其时,苏辙同在朝列中,不得不反诘:

        “陛下即位,兄轼方起自谪籍,臣亦被召。清臣时为左丞,今日反谓臣兄弟变先帝之法,是欺也。”

        清臣语塞。

        李清臣肆无忌惮,竟以诋毁国策的话做御试进士的策题,荒谬达于极点;不过小人之敢于如此,自然有其背景。苏辙明知皇帝心病很深,已经很容易地中了小人的蛊惑,朝局的翻覆在旦夕之间。只为仰体太皇太后的苦心孤诣,缔造元祐之治的前辈们的心血流注,在这九年间,他以一个秘书省校书郎洊升到副相的地位,因此不能不以最大的道德勇气,宁冒杀身的凶险,奋起上奏:

        伏以御试策题,历诋近岁行事,有欲复熙宁、元丰故事之意。臣料陛下必无此心,必有人妄意陛下牵于父子之恩,不复深究是非,远虑安危,故劝陛下复行此事。此小人之爱君,取快于一时,非忠臣之爱君,以安社稷为悦者也。

        这篇奏文,劈头说破政治变革的症结在于小人的媒孽。接着阐述神宗在位近二十年中有利无害的“睿算”,元祐以来,上下奉行,未尝改变的事实。续言熙丰间也有措置失当的地方,这是任何一个朝代都有的事情,“父作之于前,子救之于后,前后相济,此则圣人之孝也”。他举汉武帝讨伐四夷,大兴宫室,使财政破产,赋税繁重,民不堪命,幸赖昭帝委任霍光整理财税,汉室乃定;光武显宗察察为明,迷信谶语,天下恐惧,章帝接位,代以宽仁之政,后世称焉,这是历史上以子改父的事实。继言本朝的故事:真宗迷信天书,章献后藏书梓宫,以泯其迹,仁宗嗣位,绝口不言;英宗自藩邸入继大位,为了本生父濮王尊称的问题,盈廷议论,纷纭不休,闹了几年,神宗即位,再也不谈此事。苏辙遂下结论说:

        ……夫以汉昭章之贤,与吾仁宗、神宗之圣,岂其薄于孝敬而轻事变易也哉,盖有不可不以庙社为重故也。是以子孙既获孝敬之实,而父祖不失圣明之称。臣愿陛下反复臣言,慎勿轻事改易,若轻变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岁不用之人,人怀私忿而以先帝为词,则大事去矣。

        奏入,皇帝看了,怒道:“安得以汉武比先帝!”李清臣和邓润甫又从中挑拨,皇帝心里更是不悦。

        苏辙等得没有消息,再上札子,请求面论。札言:

        圣意谓先帝旧政,有不合更改,固当宣谕臣等,令商议措置。今自宰臣以下,未尝略闻此言,而忽因策问宣露密旨。譬如家人,父兄欲有所为,子弟皆不与知,而与行路谋之,可乎?

        皇帝看了这份札子,更加愤怒。次日殿上面论,即先降谕诘责曰:“人臣言事,并无所害。但卿昨日以札子奏谓机事,不可宣于外,请秘而不出,今日乃对众陈之。且引汉武帝以上比先帝,引喻甚失当。”

        哲宗亲政后,临朝的态度威重严肃,睥睨朝士,说话非常激烈,使群臣不敢仰视,无不凛惧。苏辙不知道这个引喻会有问题,所以坦然答奏:

        “汉武帝,明主也。”

        “卿所奏汉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宫室,立盐铁、榷酤、均输之法,实则止谓武帝穷兵黩武,末年下哀痛之诏,岂是明主!”

        皇帝说这段话时,声色俱厉,苏辙被皇上严厉责斥得只好下殿待罪,众莫敢救。

        右仆射范纯仁从容向帝解释道:

        “武帝雄才大略,史无贬辞;辙以比先帝,非谤也。陛下亲政之初,进退大臣当以礼,不可如呵斥奴仆。”

        邓润甫越次进曰:“先帝法度,为司马光、苏辙坏尽。”

        纯仁说:“不然,法本无弊,弊则当改。”

        帝曰:“人谓秦皇汉武。”

        纯仁对曰:“辙所论,事与时也,非人也。”

        皇帝的火气被范纯仁这番话略略化解,天颜稍霁。

        苏辙平日与范纯仁不合,至此,乃大为感服。纯仁退下殿来,苏辙举笏长揖,谢曰:“公,佛地位人也。”

        归家,亟亟具奏,乞赐屏退。

        诏以苏辙为端明殿学士,知汝州。中书舍人吴安诗草制,中有“文学风节,天下所闻”“原诚终是爱君,薄责尚期改过”的话,皇帝看了,非常生气,手批道:

        苏辙引用汉武帝故事,比拟先帝,事体失当。所进入词语,不着事实。朕进退大臣,非率易也,盖义不得已,可止以本官知汝州。仍别撰词进入。

        吴安诗便因这篇诰词,被侍御史虞策、殿中御史来之邵、监察御史郭知章等指摘为“重轻止徇于私情,褒贬不归于公议”,罢起居郎。

        三月,以曾布为翰林学士承旨。他是因为反对司马光修改役法而出知太原府的,现在迁官江宁府,过京,留拜承旨。四月,以张商英为右正言。他于元祐初为开封推官,首先反对变废新法,后来曾写信与苏轼,要为他往乌寺做“呵佛骂祖”的打手者,即是此人。这次还朝,夙愿得偿,他便奏请朝廷“检索元祐一朝前后章牍,付臣等看详签揭以上”,蓄意要将元祐九年来的当政人物一网打尽。

        四月十二日诏改元祐九年为绍圣元年(1094),于是天下晓然,明白新皇帝决然要绍述神宗时代的新政了。

        以人治为骨干的政治体制里,国家政策变更,必须从调整人事、汰旧换新入手,以司马光开创“元祐更化”之治,也是一样。不过,绍圣朝的政变,于人事更迭之外,另又挟着报复仇恨心理,皇帝要报复被太皇太后压制,被大臣漠视的仇恨;卷土重来的新政派官僚们,则要报复这多年来被排挤在外,投闲置散的怨愤。

        仇恨与政治权力一旦相结合,则其将发展为种种非理性的恐怖行为,几乎可以认定为未来的必然。苏轼对于京朝近事洞若观火,新冒出头来的李清臣、邓润甫、杨畏、虞策、张商英以至传闻将登相位的章惇,都是他多年来的旧识,岂有不明白他们将要施展的手段?苏辙既罢,他将是第二个枪靶,也同样是无可逋逃的命运。

        因为是无可逋逃的命运,所以他很沉着镇静,不愿把有限的时日,虚靡于无用的忧虑,他更日以继夜地与定州几个交好的同僚饮酒、作诗、听歌、言笑,欣赏蜜渍荔枝的美味和中山松醪的香醇。

        形势比人强,势有所至,事乃必然。

        诏告天下,改元“绍圣”不久,四月下旬,御史虞策就上言弹劾苏轼,说他从前所作诰诏文字,语涉讥讪,望朝廷给他一个清算。殿中侍御史来之邵疏曰:“轼凡所作文字,讥斥先朝,援古况今,多引衰世之事,以快怨愤之私。”他举述行“吕惠卿制词”中的“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输之政,自同商贾;手实之祸,下及鸡豚,苟有蠧国而害民,率皆攘臂而称首”;行“吕大防麻制”中的“民亦劳止,愿闻休息之期”;撰“司马光神道碑”中的“其退居于洛,如屈原之在陂泽”等为例,综结起来说:“凡此之类,播在人口者非一,当原其所犯,明正典刑。”

        这种攻讦毫不新鲜,经历熙宁、元丰、元祐三朝,十余年间,沈括、何正臣、舒亶、李定、李宜之、朱光庭、傅尧俞、王岩叟、杨康国、赵挺之、王觌、贾易、赵君锡、安鼎、董敦逸、黄庆基那么多人,寻瑕摘疵的结果,都只能在文字里断章取义,曲解诬解,一脉相承地指为“讪谤君上”“讥议先朝”而已。虞策、来之邵更是低能,他两人所劾责的,竟是董敦逸、黄庆基、贾易曾经说过,且经朝议断为诬妄的旧说,现再重新搬弄,诚如上年(元祐八年)五月苏轼自辩札中所说:

        臣自少年从仕以来,以刚褊疾恶,尽言孤立为累朝人主所知。然以此见疾群小,其来久矣。自熙宁、元丰间为李定、舒亶辈所谗,及元祐以来,朱光庭、赵挺之、贾易之流,皆以诽谤诬臣。前后相传,专用此术。……

        所谓“专用此术”,从另一方面足以证见苏轼虽在语言文字上受尽挑剔,吃足苦头,但其立身行事,光明正大,实在无懈可击,否则那么众多的耳目,寻瑕摘疵,何以都只能在咬文嚼字上做工夫?实在苦于没有材料也。

        苏轼在中书舍人和翰林学士任上多年,撰作内外制,当年日以继夜,忙迫异常,档案中的存稿很多。在这么庞大的存稿中,要找影响附会的数据,应该甚易,但是虞、来等人却还只得拣别人说过的来说。可见黄州以后的苏轼,到底与少壮时期不同,语言文字上谨慎多了。

        然而,政治这东西,讲求的是现实作用,有时候是并不讲理的。

        当时的右相范纯仁,因皇帝每以中旨发表大臣的任命,侍从台谏的任用,也不经过宰相进拟,显已侵害了相权,违背典制。早于二月间任命李清臣、邓润甫时,他即向哲宗谏言道:

        “陛下亲政之初,四方拭目以观,天下治乱,实本于此。舜举皋陶,汤举伊尹,不仁者远。纵未能如古人,亦须极天下之选。”

        帝不纳。纯仁辞相,帝又不许。

        攻击苏轼,自虞策、来之邵发难后,张商英也插了一手,訾议苏轼论合祭天地为非是。继则全台御史由赵挺之领头,会劾苏轼草麻有“民亦劳止”语,以为诽谤先帝。

        挺之曾被苏轼骂过“聚敛小人、学行无取”,因这一层私怨,这回甫从秘阁校理升任御史,他就约同全体台谏官会劾苏轼。于是,议谪苏轼知英州。只有范纯仁谏曰:

        “熙宁法度,皆吕惠卿附会王安石建议,不副先帝爱民求治之意。至垂帘之际,始用言者。持行贬窜,今已八年矣。言者多当时御史,何故畏避,不即纳忠。今日乃有是奏,岂非观望耶?”

        纯仁的诘斥非常尖锐,直揭小人因势利乘的丑态。奈何皇帝不听。

        来之邵又说,高士敦任官成都时,有不法之事。又论苏辙谪放太近。范纯仁诘问道:

        “高士敦如有犯法的事,来之邵当时为成都路监司,应该立即按发。苏辙与政多年,之邵已做御史,何不早加纠正?到现在才有此二奏,其情可知。”

        皇帝心中,怀有强烈的成见,凡是不合他的成见的话,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范纯仁奋不顾身的谏诤,和小人对抗,亦丝毫无补于事。

        至绍圣元年(1094)闰四月初三日,朝廷告下定州,苏轼坐前掌制命,语涉讥讪,落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仍然降到黄州起复时的原官——以左朝奉郎责知英州军州事。

        苏轼作《进上谢表》,语极感怆,如曰:

        ……臣草芥贱儒,岷峨冷族,袭先人之素业,借一第以窃名。幼岁勤劳,实学圣人之大道;终身穷薄,常为天下之罪人。……恩深报蔑,每忧天地之难欺;福眇祸多,是亦古今之罕有。

        说到诏诰文字,他只笼统地申明一个原则,别无一字自辩:

        ……凡一时黜陟进退之众,皆两宫威祸赏福之公。既在代言,敢思逃责。……固当昭陈功罚,直喻正邪。岂臣愚敢有私心?盖王言不可匿旨。

        对于被谪英州,他的话,于非常恳切中透着十分洒脱,真是绝少得见的文字。如言:

        罪虽骇于听闻,怒终归于宽宥。不独再生于东市,犹令尸禄于南州。累岁宠荣,固已太过。此时窜责,诚所宜然。

        瘴海炎陬,去若清凉之地;苍颜素发,谁怜衰暮之年。……

        一个人,面临身家性命倾危的祸患,甚少有人能不失态。即如韩文公贬潮州,谢表曰“怀痛穷天,死不闭目。伏维天地父母,哀而怜之”;白乐天谪江州,与元稹诗又是何等凄酸。苏轼都不那样,他只坦然道:“瘴海炎陬,去若清凉之地。”也不再辩白一言,把一切罪过揽在自己肩上,一担挑回,这种临难不苟免的精神,竟与宗教上的殉道者一样伟大。

        时势如此,没有人能挡得了这一股滔天的逆流。苏轼已将一片用世的热肠,勇决放下,今而后,天悠地阔,何处不可去得。他已看透人生,不再希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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