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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初仕凤翔

        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十一月十九日的黎明,朔风凛冽,地冻天寒的晓色朦胧中,郑州城里出来一簇旅人,约有六七匹乘骑,跟着一辆大车,来到西门外。

        这一行中,三匹马并辔联行在前面,中间那匹马上,坐着一个高颧大耳、浓眉插鬓、双目炯炯有神的青年,即是要赴凤翔府出任签书判官的苏轼;紧靠在他身旁骑着一匹瘦马的那个瘦长个子是他的弟弟苏辙;稍微落后一步的马上,则是年岁相若,但留着一把大胡子的他的朋友马梦得;后面那辆车上,是从行的内眷——王弗夫人、不满三岁的儿子迈和两三个婢仆。

        苏氏两兄弟,二十余年的生命中,从来形影不离,未曾分开过一日,如今行至郑州的西门郊外,蓦然惊觉,必须于此告别,就情不自禁地惶恐起来。

        苏轼骤然勒住马头,看了那清瘦的弟弟一眼,脸色突然变得非常苍白,嘴角抽动了一下,差点流下泪来。

        一路来,无论是在屋子里的,或是走在路上的行人,个个都很安详快乐,随行的僮仆们非常诧异,何以这位去上任做官的主人,却要这么悲伤。

        兄弟俩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苏轼的头脑里,忽然变得茫茫的一片空白,骑在马上,心神恍惚,摇摇欲坠。今儿早上明明没有喝过酒,何以虚飘飘地直有晕眩的感觉?仿佛看见弟弟挥挥手,急急忙忙回去了,他还策马高冈上,一直眺望那个骑在瘦马上的颀长的身影。

        忽然间,连这个熟悉的背影,也被无情的坡垄隔断了,只看到他头上那顶乌帽,一耸一耸地,一会儿出现,一会儿又隐没到山坡后面不见了。

        苏轼定定神,转上荒茫的驿路,然后,他就在马上构想一篇诗作,要寄给苏辙:

        不饮胡为醉兀兀,此心已逐归鞍发。

        归人犹自念庭闱,今我何以慰寂寞。

        登高回首坡垄隔,但见乌帽出复没。

        苦寒念尔衣裘薄,独骑瘦马踏残月。

        路人行歌居人乐,童仆怪我苦凄恻。

        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

        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

        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

        这次,苏轼把朋友马梦得带到凤翔去,原因起于喜欢涂墙抹壁,写“题壁诗”。

        杞人马梦得,字正卿,原在京师里做“太学正”的学官,生活清苦,性情耿介,所以“学生既不喜,博士亦忌之”。有一天,苏轼去访他未晤,随手抓起笔来在他书斋壁上,题了杜甫《秋雨叹》的三首之一。苏轼自己说是“初无意也”,但那首诗却是以资质明丽的决明草,将在风雨中随百草一同烂死,用来比喻书生的命运,感慨最深的一章。原诗是:?99lib?

        雨中百草秋烂死,阶下决明颜色鲜。

        著叶满枝翠羽盖,开花无数黄金钱。

        凉风萧萧吹汝急,恐汝后时难独立。

        堂上书生空白头,临风三嗅馨香泣。

        写者无意,读者有心,马梦得看了,决心不做这终身坐冷板凳的学官,宁愿跟从苏轼到凤翔府去做幕僚。

        从汴京陆行到凤翔,重过五年前旧游的渑池,再访奉闲的精舍。不料从前接待过他们的那位老和尚已经死了,变成庙后一座新造的墓塔;兄弟俩曾经题诗在上面的寺中墙壁,也已颓坏,更无字迹可循。苏轼觉得人生变幻无常,不过如天上飞翔的鸿鸟,偶然在雪地上留下一二爪痕,一忽儿便又各自西东飞散,了无踪影。作诗告诉苏辙:“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这满怀孤独的旅人,心里只是一片苍茫。

        来自京华的苏轼,行程所经的关中地区,尽是地方残破、村落萧条的景象,这还是仁宗康定、庆历年间,西夏兵连年入寇陕甘,所造成的破坏和灾害,到现在仍未恢复元气。

        宋代两大外患,契丹之外,就是西夏。

        契丹本来亦是游牧民族,其富以马,其强以兵。但自五代时,辽太祖阿保机立国后,竭力倡导耕织,已渐次进为农业社会。宋辽关系亦自改观,澶渊和谈后,辽每岁坐得大宗银绢,建设内部,似已无意南侵,所以北宋当前之患,实为西夏。

        西夏的祖先,原是唐末庆州党项族的酋长李思恭,当时做夏州(今陕西靖边)节度使。至宋,他的儿子虽曾一度叛离中朝,但至李德明继位后,一方面受宋朝西平王的封号,一方面又受契丹大夏国王的册封,身事两朝,相安无事。

        然而,李德明的儿子李元昊,野心勃勃,不以他父亲的保守态度为然,屡屡劝他不必臣事宋朝。德明说:“吾族三十年衣锦绮,都是宋朝的恩赐,不可负!”元昊却说:“穿皮毛,事畜牧,这是我们番人的本等。天生英雄,应当自为帝王,何必要穿别人赏赐的锦绮。”他也确有能力,率兵西破吐蕃、回鹘(纥),夺甘州,尽取河西的土地,因此被立为太子。仁宗明道元年,德明病死,元昊继立,他便整军经武,建立政治体制,大力发挥他的抱负,国势日强。不久,就据有了现在的宁夏、陕西、甘肃的大部分和内蒙古西南部分的领土,分立一十八州,奠都兴庆(今宁夏银川),实现了自当皇帝的野心。立国后,遣使奉表宋朝,说他已自建国,国号“大夏”,建元“天授”,要宋朝“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仁宗不能忍受元昊的公开叛逆,便下诏削夺他的官爵,断绝双方的互市,并且揭榜边城,重赏缉购元昊的头颅,于是西夏兵便年入寇陕甘了。

        康定元年,元昊引兵攻保安军,破金明寨(今陕西安塞),直薄延州城下,宋兵大败。朝命韩琦安抚陕西,韩又举荐范仲淹知永兴军,同负经略招讨之责。不料韩主集中兵力,先发制贼;而范则稳重,主张屯兵营田,备边观衅。主帅的意见不同,政策遂不一致。至庆历元年二月,西夏倾全国之力,入寇渭州(今甘肃陇西县西南),好水川一役,宋军又是大败,于是朝廷将陕西分为四路,以韩琦、王?、范仲淹、庞籍各领重兵,都二十万人环边守御,以抑西夏凶焰。但是庆历二年之秋,西夏兵又再度入寇渭州,幅员六七百里之间,焚荡抢掠,几成赤地,自泾邠以东,各地都只闭垒自守,莫能救御。

        西夏军虽然年年入寇,屡屡得胜,但其人马的伤亡也很严重,财用亦复不继。而宋朝既于西边布下重兵,韩范两人虽然战守意见不同,但其治军严明,风纪大振,则是一样。更重要的是他们两人倾全力收拾边疆的人心,诸羌畏威怀恩,不敢轻犯。所以西夏兵于大肆焚杀掳掠之后,无力长期占领,就撤兵自去。

        基于此一情势,宋与西夏终于庆历四年,达成和议,由宋朝册封元昊为夏国主,岁赐币帛,西边自此才得安静。事距苏轼之去凤翔,已经隔十八九年了,但是陕甘两地,经历那种野蛮的焚烧劫掠,原始性战争的杀戮和破坏,西夏兵所至城邑,不但庐舍田地都变成了废墟,所有壮丁牲畜又全被掳劫而去,连资以恢复生产的人力、畜力和工具也都没有了。劫后荒原,亘二十年而不得恢复。苏轼一路所见,地旷人稀,萧条满目,处处都还是战争留下来的残迹,以及苟活在残迹上赤贫的百姓。

        嘉祐六年(1061)十二月十四日,苏轼到凤翔府签判任。

        现任太守宋选,字子才,郑州荥阳人,进士出身,早年在京,曾与司马光、韩宗彦、沈遘同为三司僚属,做地方官又一向声望甚好,温文尔雅,颇能敬礼同僚。他也是今年八月才来凤翔的,待苏轼尤其温厚,使初次出仕的这个青年人颇有“幸遇”之感,如《和子由除日诗》说:“兄今虽小官,幸忝佐方伯。”《东湖诗》说:“予今正疏懒,官长幸见涵。”日后与宋选的儿子,画家宋汉杰书说:“某初仕即佐先公,蒙顾遇之厚,话及畴昔,良复慨然!”

        凤翔县令胡允文,在蜀时曾从老苏问学,至此方才识面,相得甚欢。

        苏轼住居官舍,在府衙之东北,为州长官官邸之西邻,府衙的后圃,高柯乔木,森荫繁茂,城北的终南山色都为这丛丛树木所遮蔽。而他的园内,却只有一株老槐,一株榆树,一株不够大的枣树,非常荒伧。苏轼在廨北葺一小园,开辟一方隙地,筑一亭,亭前为横池,分堂屋北厦的一部分,装置轩窗曲槛,可以俯瞰池水。堂屋南边,加建回廊,廊之两旁各凿一池,引府廨的水注入池中,种莲养鱼于池内。

        池端造一板桥,以达池北,手植桃杏松桧三十余本,使与原有的槐榆相映带,老槐树上有野鹤巢居,又买了一丛牡丹花,种在池北。

        苏轼辛辛苦苦经营这个小园,只为“临池饮酒”而已,但一想到任期有限,“三年辄去岂无乡,种树穿池亦漫忙”,自己也觉得好笑起来。

        抵任之初,时逢新年假期,苏轼得有闲暇,遍游凤翔附近的名胜,浏览古物。

        首谒孔庙,参观了保藏在那里的石鼓。这十个石雕的大鼓,表面刻有铭文,唐时出土,当时大家认是周文王时代的石刻,但据最近研究,推定为战国时代秦灵公(?—前415)或秦襄公(?—前766)时的制作。很多唐代诗人为此古石刻作诗,而以韩愈的《石鼓歌》为最知名。初时这批石刻还随便散置在原野的露天里,雨淋日晒,无人看顾,还是韩愈的朋友郑余庆将它搬进凤翔县的孔庙里保存起来。

        石鼓上的铭文,欧阳修录时存四百六十五字,磨灭不可辨识者过半,但仍是古文字学和考古学上非常重要的资料。苏轼用心辨认,在所作《石鼓歌》中,说他“旧闻石鼓今见之,文字郁律蛟蛇走。细观初以指画肚,欲读嗟如钳在口”。初寻偏旁,再一点一画地推详,只能认得十之一二,其余的文字,像雾里的月,稂莠间的禾,见面不识,它似乎只是轩辕、仓颉的朋友,李斯、李阳冰的前辈,苏轼虽有“余生也晚”的惆怅,但当面对这个古代战鼓的形象,禁不住要缅怀周代的王化政治,而慨然谴责暴虐的秦政,对帮凶法家李斯更投以无情的讽刺,如言:“自从周衰更七国,竟使秦人有九有。扫除诗书诵法律,投弃俎豆陈鞭杻。当年何人佐祖龙(始皇),上蔡公子(李斯)牵黄狗。登山刻石颂功烈,后者无继前无偶。皆云皇帝巡四国,烹灭强暴救黔首。六经既已委灰尘,此鼓亦当遭击掊。……”自古以来,野心家一旦拥有权力,便都挂起救国救民的招牌而无所不为,也不愁没有人来歌功颂德。

        苏轼游城北街开元寺,看了先秦的诅楚文碑,观赏了吴道子画的佛像和王维的画竹。吴道子画的是双林树下,朝暾晕彩,中有菩萨正在讲说寂灭之理,很多人在听道。王维画竹两丛,交柯乱叶,飞动若舞,而一枝一叶都有来处。

        在性情上,苏轼很喜欢吴道子雄放得浩如波翻的笔墨,称他“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王维本是诗人,以诗心写竹,苏轼称其“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两者比较,苏轼认为吴道子的画虽然“妙绝”,但总还是画工之画,而对于王维所写的竹,则衷心倾倒,说道:“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

        长安,从前有座故藏经龛,唐明皇所建,四边各有一门,门各两扇,门板的两面,都是吴道子画佛像真迹,阳面是菩萨像,阴面是天王像,共十六躯。

        广明之乱时,藏经龛遭贼兵焚烧,有个和尚抢下四扇门板从兵火中舍命逃出。奔至半途,力竭不支,他想了一个办法,将门板各穿一洞,套在头颈上跑路,如此辗转来到凤翔,寄住在乌牙僧舍里。他死后,这四扇门板留在那里已经有一百八十多年了。

        有人花十万钱将它买了下来,恰巧给苏轼看到。其时,他已经做了一年多的官,身边稍有积蓄,想到父亲平生别无嗜好,就只喜欢书画,收藏一百余件,但没有吴道子的真迹,他就和这个画主商量,照原价购买,以此献与父亲,这四扇门板就成了老苏收藏中天字第一号的珍品。

        苏轼再游凤翔东北郊的天柱寺,参观了杨惠之雕塑的维摩像。维摩的造型,显得病骨支离如枯龟。苏轼不禁生出一个感想,天下的至人,本来已将生死置于度外,人的肉体像天上的浮云一样,随时变灭,全不足恃,只有心灵才是主宰的永恒。世上尽多体格非常壮硕而心病独多的人,宛转人间,才堪悲悯。

        岐山风物,实在不堪入目,“有山秃如赭,有水浊如泔”。苏轼老是怀念他家乡澄碧的蜀江,后来发现东门外,有个东湖,为古饮凤池的旧迹,“入门便清奥,恍如梦西南”,才使他的休沐假日,有个去处,一游再游。

        以上诸游,各有诗篇,连同《真兴寺阁》《李氏园》及《秦穆公墓》三诗,合为《凤翔八观》。

        苏轼到底年轻,又是一个文人气质偏重的人,被派到这荒凉的凤翔来,不免时有“尔来走尘土,意思殊不堪”“人生营居止,竟为何人卜”的慨叹。趁着新年假期,游山玩水,访古、读画、写诗,是他的兴趣,而“扶风古三辅,政事岂汝谙”则又是初仕当时的心理压力,但见别人都很忙碌,只能独自一个,往东湖去寻求一醉,借求片刻的解脱。

        所幸者,王弗夫人贤淑,使他由衷敬爱;与弟辙虽然远别,但是还可通信。“诗成十日到,谁谓千里隔。一月寄一篇,忧愁何足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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