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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论救

        苏轼被逮赴狱,苏辙即上书皇帝,乞纳在身官以赎兄罪,通篇文字,非常谨慎,但情实融会,很能使人感动,真是《栾城集》中上乘之作。其大要曰:

        ……臣窃思念,轼居家在官,无大过恶。惟是赋性愚直,好谈古今得失,前后上章论事,其言不一。陛下圣德广大,不加谴责。轼狂狷寡虑,窃恃天地包含之恩,不自抑畏。顷年通判杭州及知密州日,每遇物托兴,作为歌诗,语或轻发,向者曾经臣僚缴进,陛下置而不问。轼感荷恩贷,自此深自悔咎,不敢复有所为,但其旧诗,已自传播,不可救止。

        轼之将就逮也,使谓臣曰:轼早衰多病,必死于牢狱,死固分也。然所恨者,少抱有为之志,而遇不世出之主,虽龃龉于当年,终欲效尺寸于晚节。今遇此祸,虽欲改过自新,洗心以事明主,其道无由。况立朝最孤,左右亲近,必无为言者。惟兄弟之亲,试求哀于陛下而已。

        臣不胜手足之情,欲乞纳在身官,以赎兄轼,但得免下狱死,为幸。

        在京的朋友,以吏部侍郎致仕的范镇,得讯最早,御史台也知道他和苏轼之间关系非常亲密,以为必可从他那里得到许多资料,首先向他索取往来文字。来势汹汹,急如星火,景仁不顾一切,上书皇帝论救,他家子弟怕这老人会被连累,竭力劝止,他都不肯,可惜书稿没有留传。

        以太子少师致仕的张方平,于苏轼被解送过南都后,也立即上疏皇帝,虽“僭越上言,自甘鼎钺”,也要老不忘国,论救苏轼,其辞略曰:

        ……早尝识其为人,起自远方孤生,遭遇圣明之世。然其文学,实天下之奇才。向举制策高等,而犹碌碌无以异于流辈。陛下振拔,特加眷奖,由是材誉益著。轼自谓见知明主,亦慨然有报上之心。但其性资疏率,缺于审重,出位多言,以速尤悔。顷年以来,闻轼屡有封章,特为陛下优容,四方闻之,莫不感叹圣明宽大之德。而尤轼狂易轻发之性,今其得罪,必缘故态。但陛下于天下生灵,如天覆地载,无不化育,于一苏轼,岂所好恶。……

        今轼但以文辞为罪,非大过恶,臣恐付之狴牢,罪有不测。惟陛下圣度,免其禁系,以全始终之赐。虽重加谴谪,敢不甘心。……

        方平撰写此疏,原欲附在京递的公文中一并进呈,而府官不敢承受,就叫他的儿子张恕亲赴京城向登闻鼓院投进。不料这位相公,愚而且懦,到得鼓院门前,徘徊瞻顾,畏缩不前,终于未曾呈进。后来,马永卿传其事曰:

        子弟固欲其佳,然不佳者亦未必无用处。元丰二年东坡下御史狱,天下之士痛之,环视而不敢救。张安道在南京,愤然上疏,欲附南京递,府官不敢受,乃遣其子恕持至登闻鼓院投进。恕素愚懦,徘徊不敢投。东坡出狱,见其副本,因吐舌色动久之。问其故,东坡不答。后子由亦见之云:宜吾兄之吐舌也,此事正得张恕力。或问其故,子由曰:独不见郑崇之救盖宽饶乎?其疏有云:上无许史之属,下无金张之托,此语正是激宣帝怒耳,且宽饶正以犯许史辈有此祸,今乃再讦之,是益其怒也。且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与朝廷争胜耳。今安道之疏乃云:其文学实天下之奇才也,独不激人主之怒乎?但一时急欲救之,故为此言耳。

        当时的情势是言官代表舆论,媒孽于下,皇上要做个尊重舆论的明主,不敢置之不理,只好诏令勘问。案狱既兴,就险不可测,凡与苏轼平日交好的朋友,个个都怀着“株连入案”的恐惧。除了退休的范镇、张方平外,谁还敢出头讲话?但是,公道自在人心,士大夫中到底还有“仗义执言”的少数,当朝的左相吴充,即是其一。

        据传,有一天,吴充问皇上说:“魏武帝何如人?”

        皇上曰:“何足道。”

        “陛下动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其宜也。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以尧舜为法,而不能容一苏轼,何也?”

        神宗惊曰:“朕无他意,止欲召他对狱,考核是非而已,行将放出也。”

        吴充这番话,说得非常有技巧。名士,代表一个国家知识文化的巅峰,倘如皇帝连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放言高论也不能容忍,竟至滥使政治权力而杀士的话,则后世的批评将是如何,不言可喻。这顶帽子比“尊重舆论”还要大,难怪神宗要大吃一惊了。

        王安石的几个弟弟,都是很有学问的。安礼,字和甫,为人非常豪爽,也稍有点玩世不恭,从来不怕什么。苏轼祸作时,他为值舍人院同修起居注官,日与皇上接近,李定就怕他说话,先曾警告他道:“苏轼那么锐利地讥议新法,反对的是你家大哥,你可别说话。”安礼根本不理睬他,一日,对神宗非常率直地进谏道:

        “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语罪人。苏轼以才自奋,以为爵禄可以立取,但自来碌碌如此,心里不免觖望。今一旦致于理,恐后世谓陛下不能容才。”

        帝曰:“朕本来不欲深谴,将为卿赦之。但去,勿泄漏此言,轼方贾怨于众,恐言官们要为此加害于你。”

        此外,苏轼的最大救星,是神宗的祖母——光献太皇太后曹氏。

        苏轼陷狱之初,太皇太后已在病中,接连几日,看到皇上神色颇不愉快的样子,便问:“官家何事数日不怿?”

        “更张数事,皆未能就绪。有苏轼者辄加谤讪,甚至形于文字。”

        “莫非就是轼、辙兄弟?吾尝记仁宗皇帝当年策试完毕后,回到宫来,喜道:朕今日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二人,虽我老矣,已不及用,朕将留遗后人。”

        太皇太后问这二人现在何处,皇上对以苏轼现方系狱,曹太后说:“以作诗系狱,得非受了小人中伤。攈至于诗,其过甚微,吾已病矣,不可再有冤滥,致伤中和。”说着,这病中的老太太流下泪来。

        神宗天性纯孝,事两宫,晨昏定省,必恭必谨。听了太皇太后的话,心中一震,一边恭答道:“谨受教。”一边也流下泪来。

        十月间,太皇太后的病势已很沉重,神宗要大赦天下为太皇太后求寿,太后说:“不须赦天下凶恶,但放了苏轼就够了。”

        十月十五日,皇上以太皇太后“服药”,降诏:“死罪囚流以下,一律开释。”

        在狱中的苏轼听得这个消息,恍如黑室中透进一线曙光,作诗曰:“汉宫自种三生福,楚客还招九死魂。”但是,即使真能生出狱门,“纵有锄犁及田亩,已无面目见丘园”,仍是不知如何是好。

        十月二十日,太皇太后光献曹氏崩逝,苏轼以罪人不许服丧,“欲哭则不敢,欲泣则不可”,故作挽词两首,其第二章自维身世,非常沉痛。如曰:

        未报山陵国士知,绕林松柏已猗猗。

        一声恸哭犹无所,万世酬恩更有时。

        梦里天衢隘云仗,人间雨泪变彤帷。

        关雎卷耳平生事,白首累臣正坐诗。

        勘问已毕,苏轼在狱中,日对四壁枯坐,偶得望见铁窗外杂植的榆树、槐树和竹、柏,默默苦吟,以遣时日。咏榆曰:“谁言霜雪苦,生意殊未足。坐待春风至,飞英覆空屋。”咏竹曰:“萧然风雪意,百折不可辱。风霁竹已回,猗猗散青玉。”诗中对于身受的冤酷,毫无怨怒之意,认为只要立身坚强正直,任何摧残打击,都会过去,他是那么坚忍不拔地坐待春风之至。唯有高槐树上哀鸣的寒鸦,不免给他带来惊心的凄楚,咏槐诗曰:“栖鸦寒不去,哀叫饥啄雪。破巢带空枝,疏影挂残月。岂无两翅羽,伴我此愁绝。”

        牢狱,固然有生命被强制停滞的悲哀,但是贫穷本身却是更大的罪恶,破巢之下,一家老幼的饥寒,茫茫来日,不堪设想。夜间,听着树上的饥鸦,声声聒噪,心寒的苏轼,不禁毛骨悚然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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