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自元丰二年（1079）八月十八日在湖州任上被捕，囚禁于御史台狱，直至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才获开释，历时一百余天。出狱之日，已经年尽岁除，迎头碰上了元丰三年的新岁。

        虽说已经出狱，然而他所获得的自由，也极有限。贬谪黄州，诏令规定“本州安置”，恰如现行法上的限制居住，不得擅离州境。这且不说，即以出狱当时而言，按照规定，被贬谪的罪官，必须奉诏即行，不得逗留京城，而苏轼更被裁定：“令御史台差人转押前去。”此身更不自由。然而人经苛酷的锻炼之后，但得生出狱门，不啻重见天日，像是在陷阱边缘，挣扎得了自己的性命，其他一切都可完全抛开，禁不住内心充满这一阵子的兴奋，一口气做了两首诗。其一曰：

        百日归期恰及春，余年乐事最关身。

        出门便旋风吹面，走马联翩鹊啅人。

        却对酒杯浑似梦，试拈诗笔已如神。

        此灾何必深追咎，窃禄从来岂有因？

        苏轼此行，以谪官被“责授”为检校水部员外郎，尚书省六部内，郎中之下置员外郎，那是十九品官阶中最低的一级。职名虽是黄州团练副使，应该是佐理该州兵役事务的小官，然而附有规定，“不得签书公事”，所以也只是一个空衔而已。虎口余生的苏轼，对于这些，满不在乎，自誓将来如有完全恢复自由的一天，再也不能矜才使气了。这时候，心里最大的疙瘩，一是如何安顿寄住在苏辙那里的家眷，二是苏辙为他赎罪，被贬江西筠州监酒的遗憾。所以次章诗说：

        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

        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

        休官彭泽贫无酒，隐几维摩病有妻。

        堪笑睢阳老从事，为余投檄向江西。

        写完后，念了一遍，然后掷笔叹道：“怎还不改？”

        出狱后忽忽过了一天，元丰三年（1080）的新正元旦，汴梁城中，家家都在欢度新年，繁华满眼，苏轼却必须检点行囊，只有长子迈陪从，被御史台的差役押着，匆匆忙离开京城，踏上了严寒的征途。

        兄弟两家，同时面临播迁的动乱。发难当时，苏轼家小二十余口都送到南都老弟家去寄住了。小苏家庭负担一向很重，欠了很多债，现在又须贬官筠州，做老哥的是决不能再将眷口继续拖累他的了。第二件心事是他们的亲戚又是好友的文同，上年正月在陈州任所病故，至此已将周年，只因没有盘费，无法运柩回蜀，一家人流寓陈州，停灵在堂，束手无策，苏轼认为这是他们的责任。

        眼前这几桩心事，必须与他的弟弟当面商处。苏轼倩人通知，约他赶来陈州文家相会。陈州即今河南淮阳，距离京城约有三四天的路程，是去黄州的中途站。苏轼于正月初四到达文家，一进门，只见素帷穗帐，一片凄凉，苏轼拜祭了灵堂，对文同的遗孤——包括娶了苏辙女儿的文家老四务光（逸民）一一加以抚慰。虽然生死存亡的悲哀在咬啮着他的胸膛，但总不忍在痛苦的人前，轻易把自己的眼泪流出来，他和文逸民携手河堤，赠诗作别时说：“……君已思归梦巴峡，我能未到说黄州。此生聚散何穷已，未忍悲歌学楚囚。”在这细微处，都可体会一个饱经忧患者的用心深处。

        他在文家等了六天，初十日苏辙从南都赶两百里路来到，兄弟祸后重见，自然有说不尽的感慨。他们共同商量了家计的安排，筹定了文同归丧的办法……除了这些辛苦的计议外，做哥哥的很高兴看到老弟面色清润，两目炯炯有光，健康情形显然非常良好。夜间同卧一室，听见他在行气，腹间隆隆作雷声，知他养生有得，欣然道：“子由必先我得道！”

        苏辙推究这场祸患的来由，不得不竭力劝说他的老哥，今后务须力戒口舌，慎重笔墨，以免再惹是非。赢得他老哥自责道：

        贬谪去处当然是个荒僻落后的地区，苏辙更为他老哥今后的生活起居担忧，但是苏轼却有他的奇想，以为“我们兄弟两人，一个住在长江的西头，一个住在长江的东头，同在一水之上，倒也没有什么不便”。他又安慰他的弟弟说：今后一定“畏蛇不下榻，睡足吾无求”，从此安分守己，做个黄州老百姓，并无不好。

        他们兄弟叔侄在文家聚晤三日，各人身上有事，不能再耽延了，遂于正月十四日与苏辙等人别了，父子二人被解差押着，策马径向黄州进发。十八日到了蔡州（今河南汝南），碰上一场大雪，朔风怒号，道途泥泞，这一路上的辛苦，自不待言。过新息（今河南息县东），顺道往访曾任黄州通守的世交前辈任师中（伋），未遇，就一马来到分界豫鄂边境的淮水，渡过淮河，才进入湖北境内。

        渡淮，至加禄镇，天色已经向晚，苏轼父子就到镇上的驿所去歇马投宿。

        在这样雪后阴寒的天气里，残破昏暗的驿所，到处发散着霉蒸的臭味，纵使是最能随遇而安的苏轼，也禁不住脊梁上一阵阵凛冽的寒意，而更使他冷彻骨髓的，是淮河一水相隔，从此与他所熟悉的中原和在中原的一切人事完全隔绝了。“麏鼯号古戍，雾雨暗破驿。回头梁楚郊，永与中原隔。”一种千里投荒的悲哀，不禁油然而起。不过，偶一回顾随行的儿子，那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神情非常坚定，似乎有一副铁石心肠足以面对任何残酷的现实，使这做父亲的人，心里安顿不少。

        次日，继续旅程，行至光山县，听说县南四十里，有座唐神龙年间建造的净居寺，为光黄之间有名的胜迹，苏轼不免芒鞋竹杖，登山一游。竹影溪声里，顿觉四肢百脉，一身都是轻快，回顾狱中恐怖，想不到此生还有重游名山的今日，心里还很轻松。然而一到进入净居寺的大殿，向世尊菩萨低头下拜时，他的两眼却又毫没来由地流出泪来。

        二十日度关山，山上有座春风岭，清溪回绕，梅花夹岸，这时候花开正盛，但半被东风吹落溪水中，冉冉流去。苏轼在这凄凉的旅路中，从来不言寂寞，但作《春风岭梅花诗》却说：

        何人把酒慰深幽，开自无聊落更愁。

        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

        当他们过麻城，转入岐亭以北二十五里地方时，远远望见山上有人骑匹白马，张着青盖，奔驰而下，待到近前，只见此人头戴方耸高帽，在马上频频招呼，却是他的老朋友陈慥季常。

        陈慥是苏轼任凤翔签判时的老长官陈希亮的幼子。陈氏有四个儿子，唯陈慥生性豪迈，自少就只歆羡朱家、郭解的侠行，挥金如土，不愿读书出仕，他是父亲心目中的浪子，却和苏轼最好。苏轼与他订交于岐山，其时他正与朋友骑马射猎，出入长林丰草之间。马上慷慨谈兵，意气如虹，自谓是一世的豪士。苏轼还记得一桩他的故事：某年，陈慥从洛阳回到家乡眉州青神县，携来一双艳丽如花的侍姬，让她们穿上戎装，青巾玉带红靴，各跨骏马，招摇过市，青神县是个非常保守的小城，没有见过这种场面，惹得乡人啧啧称奇。阔别多年，岂料在此穷途中，会与他不期而遇，难怪要惊喜得大叫起来：“啊，这是我的老友陈季常，怎么会在此地呢？”

        陈慥也是一脸的诧异之色，转问苏轼为何来此。苏轼把遭遇情形，简略地告诉了他。陈慥听了，低头不作一声，然后仰天一笑，就此不提这事，但只邀请苏氏父子到他家去盘桓几日——时间变更一个人，可以使他脱胎换骨，今日的陈慥，已经不复是当年饮酒击剑的游侠儿，更不是当年携伎浪游的花花公子。他就住在这岐亭山上，学道求长生，过着“十年不见紫云车，龙丘新洞府，铅鼎养丹砂”的隐士生涯。

        陈家只是山上一栋简陋的木屋，自号静庵。室内环堵萧然，绝对不能相信这是陈四公子的家宅。陈家原很有钱，河北有田，年可收帛千匹，洛阳的园林邸第，富丽不亚于王侯所居，现在何以忽然一寒至此，苏轼实在不解。然而陈慥本是奇士，一切不能以常理推度，且不说它。

        陈慥好客有名，何况今天的来客是落难中的苏轼，全家上下，忙着张罗酒食，“抚掌动邻里，绕村捉鹅鸭。房栊锵器声，蔬果照巾幂”。如此热情招待，苏轼永远记得。

        苏轼好酒，然而酒量并不好，何况本是一个旅途劳顿的人，饱食薄醉后，就坐在椅子上沉沉睡去，连头上的巾帻跌落了都浑然未觉，一直睡到天已向晚，才蓦然惊醒，醒来第一个烦恼是：“黄州并不算远，可惜就是没有朋友！”

        苏氏父子在陈家休息了五天，不得不别了陈慥，继续上路。

        自岐亭至黄州城，计程二日，必须在中途过宿一晚，他们寻到一座荒庙——禅智寺里去投宿。这座庙里的和尚都不知到哪里去了，阒无人迹。夜半，空洞而昏暗的佛殿中，老鼠到处吱吱地叫，殿外又萧萧瑟瑟地下起雨来。苏轼脑子里胡思乱想，辗转不能成眠，记起少年时，曾在一家村院壁上，见过一联断句：“夜凉疑有雨，院静似无僧。”觉得深合此时此地的情景，便在铺上自作一绝：

        佛灯渐暗饥鼠出，山雨忽来修竹鸣。

        知是何人旧诗句，已应知我此时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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