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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读书著作

        海南“百物皆无”的生活环境,是任何人都不能忍受的;而精神食粮——书物的匮乏,对一个读书人所造成的威胁,像失落灵魂一样的痛苦,就不是平常人所能想象的了。

        苏轼当日仓皇渡海,当然不会携带书物,住定以后,就为无书可读而非常烦恼。第一次由张中陪同往访黎子云时,见到他家有《柳宗元集》数册,正如久渴之人得见一瓯清泉那样急切,立即借了回来,终日玩诵。曾季狸说:“前人论诗,初不知有韦苏州、柳子厚。……至东坡而后发此秘。”许彦周说:“东坡在海外,盛称柳柳州诗。黎子云家有柳文,日久玩味,虽东坡观书亦须着意研穷,方见用心处耶!”正因没有他书分散注意,终日玩诵,得与作者神会,始生欢喜。故陆游说:“东坡在岭海间,最喜读柳子厚、陶渊明二集,谓之南迁二友。”其故在此。

        后得在惠州服官的老朋友郑嘉会(靖老)来书,说有书千余卷,将托舶运装到海南来借他,苏轼原本有意用著述来排遣忧患,因为没有参考书,就什么也不能作,正如陶渊明《赠羊长史》诗所说:“愚生三季后,慨然念黄虞。得知千载事,上赖古人书。”所以就和此诗,以谢郑君。

        郑嘉会借书,先后两次,都是托由广州道士何德顺经手船寄的。船本不多,书又笨重,所以寄运甚费时日,真是无可奈何之事。

        苏轼没处可跑,常往黎子云家去玩。一日碰到天下大雨,借了一顶斗笠,一双木屐,穿戴起来回去。后来有人画了一幅“东坡笠屐图”,他自己作赞曰:“人所笑也,犬所吠也,笑亦怪也。”就是用柳宗元的句法。

        海南人惯以椰子壳作冠,从苏轼父子看来,却很新鲜,父子二人都作了《椰子冠》诗。然而苏轼不能忘情于元祐前期,他所创制的筒高檐短帽,士大夫争相仿制的“子瞻样”,慨然曰:“更着短檐高屋帽,东坡何事不违时。”

        诗人心灵中,充盈着许多热烈的感情,被现实生活激发起来的思想和感觉,血液里面膨胀的欲望和情绪,错综变幻,构成诗人一串串的梦。将这些梦,用语言文字编织出来,就是诗。诗中,蕴蓄着诗人真诚的生命。

        渊明的《归去来兮辞》,是他归向自然生活的梦,几乎全部用意象来唤起读者的情感。诗中表现一波一波的意象,尽是他朴素的梦想。这个梦画出隐逸生活的情景,使所有困于尘俗的读者为之神往。

        苏轼是一个流落天涯而又失去自由的人,更是只好以一个梦想来编织他的精神世界,作他无可奈何的归宿——“以无何有之乡为家”,则虽身羁海外,亦未尝不归,这就是苏轼今日“以不归为归”的哲学。

        绍圣五年二月,苏轼作《和陶渊明归去来兮辞》,首揭其由,这是一个“梦”——“归去来兮,吾方南迁安得归?……怀西南之归路,梦良是而觉非。”梦里确是归乡,醒来却空无其事。他所梦想的归乡,不写舟车之劳:“我归甚易,匪驰匪奔。俯仰还家,下车阖门。”这个倦于尘劳世患的老人,只能在梦中满足他归乡的欲望。也只有梦还,则不论海南汉北(蜀)距离多么遥远,往来都很方便。续曰:

        归去来兮,请终老于斯游。我先人之敝庐,复舍此而焉求?均海南与汉北,挈往来而无忧。……方饥须粮,已济无舟。忽人牛之皆丧,但乔木与高丘。警六用之无成,自一根之返流。望故家而求息,曷中道之三休。已矣乎!吾生有命归有时,我初无行亦无留。……

        此文写成后,寄与弟辙,要他同作。这时候,苏辙方从雷州再迁循州,一时无暇及此,就将它搁下来了。直到轼已故后,苏辙整理家中旧书,才又捡出这篇遗稿,乃泣而和之。又据晁说之(以道)说:“建中靖国年间,东坡所和《归去来兮辞》,方才传至京师,他的门下宾客中,有好几个人跟着和作,都自以为‘得意’。陶渊明于一日间纷然满人目前了。”参寥也忽然拿了一篇和作来给晁以道看,约他同赋,以道婉谢曰:

        “童子无居住,先生无并行。我与吾师共推东坡一人于渊明间可也。”

        参寥领悟,索回和作,纳入袈裟袖第中,用杭州土话说道:

        “罪过公,悔不先与公话。”

        和《归去来兮辞》后,苏轼意犹未尽,又把陶的原作拆散,写成《归去来集字十首》。

        自到海南后,苏轼对于道家神仙之说,已经远无初到惠州那时的狂热;而这晋代田园诗人,却恍然如在身畔,行起坐卧,似同一室,他和我们一样,两只脚踏在这痛苦的大地上,和我们共同享有从这大地上生出来的悲欢和苦乐。

        不过,陶苏二人经验不同,天分有别。渊明意主澹逸,诗语“微至”已足;东坡豪迈,故多豁达之辞。所以轼虽和陶,而意境不同;苏轼学不到渊明的澹逸,但他也自有其恢诡陆奇的达人本色,各有不同的精神面貌。

        正如我们眼前有这样两个人:一个是三家村中的恂恂宿儒,神闲气静,眉目清澄,语言全从平凡的情理出发,令人觉得可亲;一是做过大事、经历风涛的豪士,眉宇轩昂,英气内敛,辞锋犀利而坦率,令人觉得豁达。前者是陶潜,后者便是苏轼。

        渊明的人生哲学,寓于“形、影、神”三诗之内,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恬淡主义者,他的生活理想,但求平淡安适。

        他认为人有生死,与草木之有荣枯一样,死亡既是不可避免,则有生之日,便该从容享受酒与感官的快乐。

        形是身,影如名,形影不能分离,故“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既然人有必然要死的命运,形影皆空,所以人生应该听任“神”之自然,“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不必刻意惜生,徒然陷形神于无助的痛苦之中。

        苏轼则好以浪漫的神秘知觉来体验人生。他认为大千世界中,一切形象变化,弹指顷事,微不足道。唯有物我心灵间的妙悟,超脱形象之外,始入永恒。

        他认为形与影相因而成,随物而化。形如火上之烟,火尽,烟即消失。人之形体,不但要因时间的摧残而老衰,甚至一念前后,已失其故,所以不足依托。

        影如镜中之像,镜坏了,而影仍不灭,因它“无心但因物”,万变而不竭。

        道家的仙境,释氏的佛国,都很渺茫。本想跟从陶翁,避到酒乡去住,无奈醉有醒时,依然难逃人生劫数。

        回顾平生,真同儿戏,被人指目毁誉,了无意义,不如弄起一把火来(弄火,佛语),好的坏的一起烧了,从此肩上没有负担,“神”就自然超脱。

        陶、苏二人,对人生的基本观念,歧异在此。

        苏轼初至海南,即将自扬州和陶《饮酒》起至绍圣四年丁丑十二月止,所作和诗一百零九首,检寄苏辙,要他作“叙”,意欲单独别为一集。后在海南,续有和作,至元符三年四月,闻赦命后,写成最后一首《和陶始经曲阿》诗止,共得一百二十四首,辑成《和陶别集》。

        《和陶归去来兮辞》与《归去来集字十首》不在前数之内。因为前者不是诗,后者不是和作,只能算是附录。

        苏过作《志隐》一篇,自跋云:“……遂赋《志隐》一篇,效昔人解嘲、宾戏之类,将以混得丧,忘羁旅。非特以自广,且以为老人之娱。”全文甚长,姑引片段,聊见一斑:

        大块之间,有生同之。喜怒哀乐,巨细不遗。蚁蜂之君臣,蛮触之雄雌。以我观之,物何足疑?彭聃以寒暑为朝暮,蟪蛄以春秋为期颐。孰寿孰夭?孰欣孰悲?

        况吾与子,好恶性习,一致同归。寓此世间,美恶几希。乃欲夸三晋而陋百粤,弃远俗而鄙岛夷。窃为子不取也。子知鱼之安于水也,而鱼何择夫河汉之与江湖;知兽之安于薮也,而兽何择于云梦之与孟诸。松柏之后凋,萑苇之易枯,乃物性之自然,岂土地之能殊乎?……

        这篇文章之整个风格,特别是气势与雄辩这一特色,将它置于《东坡集》中,恐怕谁也无法分辨。尤其全文立意,脱胎于庄子齐物哲学而成其旷达,简直就是苏轼人格之再现。难怪老人读了,不禁大喜道:“吾可以安于岛夷矣!”

        苏轼有意跟着自写一篇《广志隐》,更深一层来讨论穷通得丧之理;但对儿子,却劝他作《孔子弟子别传》。儿子还年轻,应该接受儒家的正统思想,求为世用,而不该走老庄这条路子。这也是天下做父亲的人,同样的苦心。

        父子二人,在桄榔庵里,以努力写作排遣孤寂。余下时间,他又勉励儿子抄书。那个时代,雕版印刷术虽已出现,但是书籍的流布还不太广,求书仍不甚易,读书士子还是习惯于手抄经史,因为抄书不但可以免费得书,还能帮助记诵,练习书法。

        到海南后,苏过先抄了一部《唐书》,再又借了一部《汉书》来抄。苏轼《与程(儒)秀才书》云:

        儿子到此,抄得《唐书》一部。又借得《前汉》欲抄。若了此二书,便是穷儿暴富也。呵呵!老拙亦欲为此,而目昏心疲,不能自苦,故乐以此告壮者尔。

        元符二年(1099)五月间,惠州友人郑嘉会舶寄的书籍已经运到,父子二人就忙着将书编排整齐,列诸座隅,作书报谢说:“此中枯寂,殆非人世,然居之甚安。诸史满前,甚有与语者也。借书,则日与小儿编排整齐之,以须异日归之左右也。……”

        有了必要的书籍,苏轼就开始整理黄州所作《易传》的未完稿,又续撰《书传》。《和陶杂诗之九》自述传经之志,有曰:

        《书传》十三卷,收入《四库全书》时,提要曰:

        轼究心经史之学,明于事势,又长于议论,于治乱兴亡,披抉明畅,较他经独为擅长。……洛闽诸儒,以程子之故,与苏氏如水火,惟于此书有取焉,则其书可知矣。

        学问,毕竟是天下的公器,即使门户森严的那些理学之徒,对于轼撰《书传》,亦不得不有所取。但当日这花甲老人,苟生蛮邦,栖身于桄榔庵里,过着食芋饮水的日子,皓首穷经,虽说是做着传世之盛业,实在也还是人不能堪的忧患之书。

        苏轼谪黄州时,撰《论语说》五卷,现又继续编成《易传》九卷,至元符三年五月又完成了《书传》十三卷,遂并作题语说:

        孔壁汲冢,竹简科斗,皆漆书也,终于蠹坏。景钟石鼓益坚,古人为不朽计亦至矣。然其妙意所以不坠者,特以人传人耳。大哉人乎,《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吾作易、书传、论语说,亦粗备矣。呜呼,又何以多为?

        苏轼于此三稿,心力所寄,也很自负。如北归时,与苏伯固书云:

        某凡百如昨,但抚视《易》三书,即觉此生不虚过。如来书所论:其他何足道?三复诲语,钦诵不已。

        这三部书的现存印本,《易传》九卷(一名《毗陵易传》),《四库》入经部易类二,据明焦竑旧刊本著录,另有明乌程闵齐伋朱墨板套印本、《津逮秘书》第二集、《学津讨原》第一集各刊本。

        《书传》十三卷,《四库》入经部书类一,另有明乌程闵氏刊朱墨套印本、《学津讨原》第二集本、明万历二十五年毕氏刊《两苏经解》本,为二十卷;又吴兴凌氏刊朱墨套印本,亦二十卷。

        最不幸的是《论语说》五卷(《文献通考》作十卷),于清人修《四库全书》时,已经不见传本。绍圣间,场屋中流行的是王安石及其子王雱口义的《论语解》。南宋中叶后流行朱子注,也许这是苏轼原著湮没失传的一个原因。幸有苏辙的《颍滨论语拾遗》传世,据其自序,苏轼的意见,虽然并不与他完全相合,但《拾遗》书中取轼说者亦十有二三,聊可豹窥一斑。今有《指海》本、《说郛》本。

        苏辙作《子瞻墓志》时说:“……乃出《中庸论》,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则苏轼尚有论《中庸》之作。又《栾城遗言》云:“东坡遗文,流传海内,《中庸》上、中、下篇……今后集不载此三论,诚为阙典。”但现在通行的明成化刊本《苏文忠公全集续集》辑有此作,或是苏辙当时所见刊本不全耳。

        苏过与叶少蕴言,其父在海外,曾经计划撰《志林》一书,预定一百篇,但只写了十二篇,蒙赦放还,未能成书。散篇今亦辑入全集。至于有称《东坡志林》的单行本,则是后人杂取本集短记、题跋之类的编本,并非原定的著作。

        元符二、三年间,苏轼尚在儋州,刘沔编集苏轼诗文二十卷,寄到海南来请他亲自校订。沔是苏轼同年的后人,有此心意,苏轼非常欢喜,作书报之曰:

        都曹刘君足下:蒙示书教,及编录拙诗文二十卷。轼平生以语言文字见知于世,亦以此取疾于人,得失相补,不如不作之安也。以此常欲焚弃笔砚,为喑默人,而习气宿业,未能尽去,亦谓随手云散鸟没矣。不知足下默随其后,掇拾编缀,清无遗者。览之惭汗,可为多言之戒。

        然世之蓄轼诗文者多矣,率真伪相半。今足下所示二十卷,无一篇伪者,又少谬误。及所示书词,清婉雅奥,有作者风气。知足下致力于斯文久矣。

        轼穷困本坐文字,盖愿刳形去智而不可得者。然幼子过,文益奇。在海外孤寂无聊,过时出一篇见娱,则为数日喜,寝食有味。以此知文章如金玉珠贝,未易鄙弃也。见足下词学如此,又喜吾同年兄龙图公之有后也。故勉作报书,匆匆,不宣。

        苏轼即使自知因语言文字之故而蹭蹬一生,受尽折磨,但他仍视文学如生命,在此书简中,情见于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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