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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苏东坡新传电子版二 广州·英州

二 广州·英州

        九月之杪,苏轼行抵广州。

        岭南三监司——转运使兼代广州经略使程怀立、提刑使王进叔、提举广东常平孙鼛都出来款待。

        广州三司中,只有孙鼛与苏轼是旧好。孙字叔静,杭州人,十五岁即入太学读书,老苏先生很赏识他;而他的两个儿子,一娶晁补之女,一娶黄庭坚女。叔静是个淡于名利的君子,党事发生的时候,家人都怕会遭连累,但他毫不在意。年轻时,与蔡京相熟,认为此人德薄志大,假使得意,将贻天下之忧。这次,蔡京还朝时,与鼛相遇于途,对他说:“我若被用,愿来助我。”叔静说:“公能以正论辅人主,节俭以先百吏,而绝口不言兵,就不必鼛来帮忙了。”蔡京默然。孙叔静是怎样一个人,由此可见。

        苏轼奔波道途,又为秦观之丧感伤,疲劳积郁,一到广州,就病倒了。程立送药来,服后发汗,不可以吹风,只好睡在旅邸休息。与孙鼛秉烛夜饮,和诗曰:“秉烛真如梦,倾杯不敢余。天涯老兄弟,怀抱几时摅。”

        幸而迈、迨二人带了孙子和女眷们都到了广州来会,一家人东分西散,几已七年,至今方得团聚。苏迨说起参寥、守钦被迫还俗,编管衮州,及钱世雄、廖正一被废黜事,苏轼慨然道:“小人只能坏他的衣服,至于其不可坏者,遭逢困厄愈大,当愈有胜境。”

        因此,作书慰钱世雄(济明),并悼念守钦法师曰:

        得来书,乃知廖明略复官、参寥落发,张嘉父春秋博士,皆一时庆幸。独吾济明尚未,何也?想必在旦夕。因见参寥复服,恨定慧(寺)钦老早化。然彼视世梦幻,安以复服为?儿子迨道其化于寿州时甚奇特,想必闻其详,乃知小人能害其衣服耳,至于其不可坏者,乃当缘厄而愈胜。旧有诗八首,已写付卓契顺。临发,乃取而燔之,盖亦知其必厄于此等也。今录呈济明,可为写于旧居,亦挂剑徐君之墓也。……契顺又不知安在矣?吾济明刻舟求剑,皆可笑也。

        又书慰廖明略(正一)曰:

        远去左右,俯仰十年,相与更此百罹,非复人事,置之,勿污笔墨可也。所幸平安,复见天日。彼数子者,何辜独先朝露,吾侪皆可庆,宁复戚戚于既往哉?公议皎然,荣辱竟安在?某余梦幻去来,何啻蚊虻之过目前也。

        矧公才学过人远甚。虽欲忘世,而世不我忘。晚节功名,直恐不免耳。

        老朽欲屏归田里,犹或得见。蜂趸之微,寻已变灭,终不足道。区区爱仰,念有以广公之意者,初欲启事上答,冗迫不能就,惟深亮之!

        病好了,孙鼛送烧羊来。复书曰:“烧羊珍惠,下逮童孺。”看着孙儿们大啖羊肉,津津有味,老人心里真有说不尽的高兴。

        程怀立是地主,出面邀请苏轼宴会于广州城西北之净慧寺,三监司皆到。

        净慧寺是广州一大名胜。寺中有九级浮屠,八棱飞檐,高二十七丈。萧梁大同三年(537)敕建,本名宝庄严寺,后改净慧禅寺,俗称花塔寺。端拱元年(988)开始重建,寺中供奉六祖慧能铜像;殿前有六棵大榕树,饭后,苏轼憩于六榕之荫,徇寺僧之请,为题“六榕”二字,后有“眉山轼题并书”一款,制成匾榜,悬诸寺门,从此大家都称之为“六榕寺”,净慧这个原名,反而完全湮没,几乎无人知道了。

        广州是南海的一大都会,又是当时海舶胡贾通商丛集的码头,不但富饶,而且奢靡。三司衙门,常有宴会,席间,各出所藏书画文物来共同观赏,研讨鉴别,苏轼更是逃不了徇人要求题诗写跋,现在集中尚存《跋王进叔所藏画五首》《韦偃牧马图》诗、《王太尉峡中诗刻跋》《唐咸通湖州刺史牒跋》《石延年诗笔跋》《书进叔所藏琴》等篇,皆是应酬文字。

        在许多次的宴会中,苏轼最欢喜的是孙鼛招待他在邸宅中的那一回。一日之中,享受了心爱的四物,书赠曰:“今日于叔静处饮官法酒,烹团茶,烧衙香,用诸葛笔,皆北归喜事。”享用之余,方从海外蛮荒归来的人,不免会想起在那边饮无酒、食无肉、写字无纸笔的日子,不胜感慨,所以《书孙叔静诸葛笔》云:

        久在海外,旧所赍笔皆腐败。至用鸡毛笔,拒手狞劣,如魏元忠所谓骑穷相驴,脚摇镫者。今日忽于孙叔静处用诸葛笔,惊叹此笔乃尔蕴藉耶!

        苏轼在广州得一新识,推官谢举廉,字民师,新淦人,虽在政府任官,因其博学,工词章,远近从之问学者尝数百人,他也乐于教人,在家置席讲学。苏轼来了,他带了所撰书及旧作,不经他人介绍,遮道来谒。

        读过他的作品,苏轼大为称赏,对他说道:

        “你的文章,如上等紫磨黄金,须还你十七贯五百!”

        就留他下来,谈论终日不倦。

        离开广州至清远峡,有《答谢举廉》一函,畅论文章。略曰:

        ……为文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

        书中大骂扬雄的《太玄经》和《法言》,说他故意用艰深的文词掩饰他的浅薄,正是“雕虫篆刻之末技”!此言实是苏轼文论的画龙点睛之语。

        在广州时,得郑嘉会自粤西来书,他也是遭逢挫折、无意仕途的人,所以来问苏轼将来归止,有意相从,同隐于溪山之间。苏轼的愿望,最好是回四川老家,否则,他行遍天下,最感亲切的地方是杭州。如言:

        ……本意专欲归蜀,不知能遂此计否?蜀若不归,即以杭州为佳。朱邑有言:“子孙奉祀我,不如桐乡之民。”不肖亦云然。

        苏轼在广州逗留了一个多月,十一月上旬继续雇舟前行。孙鼛带了儿子坐一小船追来,又与之同舟共进,在大风巨浪中送至城西四十余里的金利山,于崇福寺饯别后才回去。苏轼深感这老兄弟拳拳的爱意,作书称谢不置。

        舟抵清远峡,几个新旧交识如吴复古、广州天庆观的何道士、罗浮宝积寺的昙颍和尚、惠州的海会禅师等人,都从广州一路追来,祖饯于清远峡的广庆寺。

        万万料想不到,吴复古忽然害起病来。他是个终年在外奔走,以道路为家的人,又行绝粒不睡的修功,身体本就非常虚弱,一病遂此不起,问以后事,但笑不言。

        苏轼本来预定的行程是从广州径度大庾岭,至吉安登陆,赴湖南长沙转往永州。(见本集《与李端叔书》)月之十五,将发浈阳峡,孙鼛、谢举廉各派专差送来最近的报导:“已见圣旨,苏轼复朝奉郎,提举成都玉局观,在外州军,任便居住。”

        苏轼最高兴的,就是不必远赴湖南,他对道路跋涉,实在怕了,一身疲倦,亟需休息。于是再改行计,《复孙叔静书》云:

        亟辱专使教墨,玉局之除,已有训词,似不妄也。得免湖外之行,余生厚幸。至英,当求人至永请告敕,遂度岭过赣,归阳羡(宜兴)或归颍昌(许昌),老兄弟相守过此生矣。

        英州(广东英德)城小,江水贯于市内,旧时架木作桥,用不了几年就坏了,郡守何智甫发起造座石桥,一劳永逸。桥成之日,恰巧苏轼到此,何守亲自来求碑文。苏轼为作四言诗一篇,所谓“天壤之间,水居其多。人之往来,如鹈在河”者是也。

        苏轼作好诗,而且用大字写了,但并不送去,等何守来再请时,便说:

        “轼未到过此桥,难以想象落笔。”

        何即请他同往一观。轼说:

        “使君是地主,应先升车。”

        何谢不敢,于是并轿而行。到了桥上,苏轼说:

        “正堪作诗,今晚交件。”

        至夜,派人送去。苏轼之所以有此一番张罗,盖因所写诗中有“我来与公,同载而出。欢呼填道,抱其马足”这几句话,所以一定要与何守同走一趟,印证此语不虚。这种一语不苟的精神,竟是史家风范,不是平常诗人所能有的。

        在英州没住几日,韶州通判李公寅、曲江令陈公密都已派遣专使来迎。新任广州太守朱服(行中)来到英州,看苏轼旅中缺少夫役,就分遣一部分自用的仆役,又派节级梁立、林总率领这些人,送苏轼上路。

        于是,苏轼就非常安稳地离别了英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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