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祐之初，由司马光和吕公著举荐起用的盈廷朝士，大部分是苏轼的同辈朋友，但当面对现实政治，利害不同时，即使多年交好，立刻就变脸色。苏轼对于人情的变化莫测，独自感叹道：“人之难知也，江海不足以喻其深，山谷不足以配其险，浮云不足以比其变。”苏轼的友谊生活中，真能与他义气相投的，不过几个知爱的后辈，他如有所汲引，也只这几个惯坐冷衙门的书生而已，此外，两三个书画名家，做在朝时期的诗伴画友而已。说到晚辈朋友，立刻就会想到大家习闻的“苏门四学士”，即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

        黄庭坚与苏轼本为笔友，诗文往还已有多年，而从未识面。这次从监德州德安镇任上，被朝廷召为秘书省校书郎，甫于元祐元年入京，一月初八，第一次来谒苏轼，以洮河石砚为贽。

        秦观登进士第未久，原在外任定海主簿、蔡州教授，苏轼以贤良方正荐于朝，除太学博士，做校正秘书省书籍的工作。

        晁补之，字无咎，为从学苏门最早的一人，举进士试开封及礼部别院，都是第一。神宗亲阅其文，称：“是深于经术者，可革浮薄。”原为北京国子监教授，元祐初，入京为太学正，后迁秘阁校理。

        张耒，字文潜，少年时在陈州游学，苏辙时任学官，深爱其才，苏轼是在老弟家中认识他的，称其文：“汪洋冲淡，有一唱三叹之致。”张耒感切知己，因从轼游。以进士官著作佐郎，原在京师。文潜虽自及第以来，一直度其苜蓿生涯，但长得躯干魁伟，大腹便便，貌似寺庙中的弥勒佛，陈后山咏文潜曰：“张侯便然腹如鼓，雷为饥声汗为雨。”刻画得非常传神。

        元祐元年（1086）十一月，苏轼主试馆职。宋制，凡除馆职，必须进士及第，历任成资（符合一定的年资），经大臣保荐，学士院考试入等（合格），才能授职。

        宋沿唐制，设昭文馆、史馆、集贤院，合称三馆。凡在三馆者，皆谓馆职；职居校理、检讨、校勘以上者，皆称学士。地望清切，非名流不得处。

        这次学士院举行馆职试，黄庭坚以李常或孙觉荐，晁补之以李清臣荐，张耒、晁补之、张舜民等五人，并擢馆职。黄庭坚迁著作佐郎，加集贤院校理，张耒、晁补之并迁秘书省正字。秦观未与荐试，因为他的“历仕成资”还不够格。

        因为他们是苏轼主试所拔擢的职官，一日之间，建立了座师与门生关系，而他们后来都做到三馆检校以上的职务，所以并称“苏门四学士”。

        张耒有诗称述他们师弟几人当年的风姿，如言：

        “长公（轼）波涛万顷陂，少公（辙）巉秀千寻麓，黄郎（山谷）萧萧日下鹤，陈子（师道）峭峭霜中竹，秦（观）文倩丽舒桃李，晁（补之）论峥嵘走珠玉。”虽是一门之言，却颇能道出各人不同的风格，包括做人的风度和作品所表现的内容在内。

        诗中所说的陈师道，字履常，一字无己，又号后山居士，先由苏轼会同李常、孙觉合荐，以布衣为徐州教授，后用梁焘荐，除太常博士来京，从苏轼游，踪迹甚密，所以有人把他和李方叔（廌）加上，合称“苏门六君子”。不过无己自言他的师承是曾巩，有句曰：“向来一瓣香，敬为曾南丰。”后来他与黄庭坚共为江西诗派的宗师。

        宋代制度，京朝小官，俸禄甚薄，而以从事文教工作的先生们为最穷。苏门这几位学士，自然不能例外。

        不要说元祐初期，他们都还官小禄薄，即使后来官阶高了一点，依然还是穷酸。如秦少游于绍圣年间，已官黄本校勘，住东华门之堆垛场，与时官户部尚书的钱穆父（勰）为邻。某年春日，少游实在穷得过不下去了，作诗致隔邻的穆父求助，诗曰：

        三年京国鬓如丝，又见新花发故枝。

        日典春衣非为酒，家贫食粥已多时。

        穆父立刻派人送了两石米去，赒济他的困境。

        晁无咎也是一样，苏轼诗《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说：“晁子拙生事，举家闻食粥。……”又《戏用晁补之韵》诗曰：

        昔我尝陪醉翁醉，今君但吟诗老诗。

        清诗咀嚼那得饱，瘦竹潇洒令人饥。

        试问凤凰饥食竹，何如驽马肥苜蓿。

        知君忍饥空诵诗，口颊澜翻如布谷。

        如陈师道，清寒耿介，一丝不苟，最后竟因无衣御寒而死。那是建中靖国初年的事，师道时任秘书省正字，被派陪祀郊丘。时值严冬，非重裘不能御寒，他只有一袭旧皮袍，他的夫人与赵挺之的夫人是嫡亲姊妹，就向赵家借了一件，师道问这是哪里来的，他夫人不敢隐瞒，从实说了，师道说：“你岂不知道，我从来不穿别人衣服的？”拒不肯穿，只着一领单裘到郊野去，竟感寒疾而死。得年才四十九岁。

        元祐当时，苏轼位高，禄亦较厚，而且依照惯例，撰内外制都有额外的“润笔”收入，如草宰相“麻”，退即有旨，赐牌子金一百两。所以经济情况比诸在三馆的门人，要好得多。

        不过苏轼向不看重金钱，毫无积蓄，而且认为一般人所说的节俭，实是悭吝的别名。这时期，收入虽然丰厚，但他还是四壁萧然，室无长物，甚至不怕小偷光顾。曾自记元祐在京一事：

        苏门中以李廌为最穷，苏轼常常赒济他。苏轼出知杭州时，朝廷赐物中有马一匹，便将它送与李廌，并且顾虑到李廌得马救穷，一定要卖的，则必须写张公据给他，证明来源，才能脱手。于是他亲笔写了一张措辞委婉，又绝对不伤李廌自尊心的“马券”给他，原文是：

        这马券，后在眉州刻了石，有拓本流传。又有黄庭坚题跋一则，极饶风趣，跋曰：“天厩马加以妙墨作券，此马价应十倍。方叔豆羹常不继，将不能有此马，或又责方叔受翰林公之惠，安用汲汲索钱，此又不识痒痛者从旁论砭疽尔。使有义士能捐二十万，并券与马取之，不惟解方叔之倒悬，亦足以豪矣。遇人中磊磊者，试以予书示之。”

        苏轼的仁厚，不在赠马，在于那一番体贴别人的心肠。

        不过，“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是精神世界里的满足，物质上的匮乏，不足以压倒他们。

        苏门中人，各有独特的成就，相成的关系甚浅。

        苏轼是个天才型的人物，挟其天马行空的气魄，逞其健笔，昂首高歌，赵翼论之曰：“坡诗不以锻炼为工，其妙处在乎心地空明，自然流出，一似全不着力，而自然沁人心脾，此其独绝也。”

        黄庭坚和陈师道却截然与他相反。庭坚认为文学上的成就，终须由积学而来，与徐师川书说：“诗正欲如此作，其未至者，探经术未深，读老杜、李白、韩退之诗不熟耳。”庭坚对于苏轼的天才和气魄，自知无法超越，故有意无意之间，想要另辟蹊径，出奇制胜，但是锻炼过甚，则不免走入生涩拗僻的魔阵。

        陈师道是北宋第一个苦吟诗人，专心致志，逐字推敲，叶梦得《石林诗话》传述道：

        世言陈无己每登临得意，即急归卧一榻，以被蒙头，谓之吟榻。家人知之，即犬猫皆逐去，婴儿稚子，亦皆抱持至邻家。

        作诗如此呕心沥血，与苏轼全凭才气的路子不同，所以后来他尽弃所学，与黄庭坚同宗老杜，开江西一派的诗运。

        秦观是个感情非常丰富的人，故其文字抒情婉约、写景清丽，时人讥其纤弱，秦观亦自认少时用心作赋，习惯已成，虽风调优美，总脱不掉“词人之诗”的面貌。

        张耒为诗，自然清新，务为平淡，颇受白乐天的影响，而苏轼对他们两人，则曰：“秦得吾工，张得吾易。”

        晁补之以文自雄，诗不如赋。

        李廌文词肆放，苏赋称之“有飞沙走石之势”，诗亦才气横溢，似乎有点师门气概了；然而毕生穷愁潦倒，终至豪气尽失，变入幽逸一路。

        苏门师友，各有风格，而苏轼也真能尊重他人独立的成就，他自己是不受任何格律束缚的天才诗人，所以也不强人与他同调。正因有此涵量，所以他能网罗天下人才，创出自由的文风。故东坡时代的宋诗，万象纷呈，各具自家面目，别有气象；尽脱唐人窠臼，赋予宋代文学以新生命，创出宋诗的新境界，下启江西诗派二百余年的新诗运。

        苏门六君子中，苏轼独于黄庭坚较敬重。一是山谷在诸生中，年纪最长，元祐元年，他已四十二岁，只比苏轼小九岁。两人相见时，黄已颇有声望，所以他们的关系始终是在亦师亦友之间。二是山谷少年早慧，很有一点恃才傲物的脾气，苏黄二人，格调不同，因为太熟的关系，有时也不免互为讥诮。如苏轼论山谷诗文说：

        鲁直诗文如蝤蛴、江珧拄，格韵高绝，盘餐尽废，然不可多食，多食则发风动气。

        庭坚虽因后辈，不便指名直说，但言：

        盖有文章妙一世而诗句不逮古人者。

        意亦暗指轼诗。

        秦观每以庭坚对苏轼的态度不够敬重，心怀不平。山谷《避暑李氏园》诗：“题诗未有惊人句，会唤谪仙苏二来。”少游便向老师抱怨：“以先生为苏二，大似相薄。”但是苏轼并不在乎。

        至苏轼下世，庭坚独尊诗坛，时人以“苏黄”并称，山谷连称“不敢”，他终生以师礼事苏轼，这种风范，尤其可贵。

        苏轼在及门诸生中，对秦观的期望最深，因此，求全责备，态度也较严格。元祐初，少游晋京谒苏，一见面，苏轼便说：“不意别后却学柳七作词。”

        “某虽无学，亦不至于如此。”少游诚惶诚恐，不知此言何来。柳永是被他们共认为格调卑下的词家，苏轼一向瞧他不起，便说：“销魂当此际，还不像柳七的口吻吗？”

        苏轼又问别作何词，少游举了一阕新作，中有“小楼连苑横空，下窥绣雕毂鞍骤”这样两句。苏轼说：“用了十三个字，只说得一个人骑马楼前过。”摇首不以为然——苏轼指导后辈，精密如此。

        苏轼当时，名满天下，不但一般士人望之如北斗，谁不希望一登龙门，而身价十倍。欧阳文忠开创出宋代文学的革新运动，得苏轼接替继续领导当代文运，发扬光大。虽已奠定非常深厚的基础，然而时光飞逝，苏轼现在也已进入中年，行将老矣，他必须要将欧阳交付给他的这根棒子，寻到一个有资格接棒的人。今如欲为交付，不能不把这份深重的责任，期望于这几个门人身上。一次，他公开这份心事于其门人曰（据李廌《师友谈记》）：“国家的文运，必须要有名世之士、相与主盟，则此道统才不至于坠失。方今太平盛世，文士辈出，必定要使这一代的文运有个宗主。从前，欧阳文忠公把这个责任交给了我，我不敢不努力以赴；但将来这文章盟主的责任，都该由诸君负责接手，正如文忠与我之间的传承一样。”

        苏轼在知杭州时，作《太息一首送秦少章》，表示他所属意的，是“秦得吾工，张得吾易”的秦张二生，言曰：

        张文潜、秦少游，此两人者，士之超逸绝尘者也。非独吾云耳，二三子亦自以为莫及也。

        但在以后岁月里，他却并未放弃继续发掘人才的努力，直到身被窜逐蛮荒，他才断了念头，与李廌（方叔）书曰：

        但至绍述祸作，苏轼及其门下，身且不保，遑论其他。

        秦观与他同遭贬谪，死于道途，先老师而亡；苏轼逝世这一年，陈师道也死了；三年后，黄庭坚卒于宜州贬所。苏轼寄望接棒的另一人——张耒，虽然年寿最长，后苏轼十三年谢世，但他就因在荐福寺祭奠师丧，成了罪状，被谪房州别驾，步武老师被政府“安置黄州”；文潜好酒，晚年因酒精中毒，患麻痹以致语言都有障碍，即山谷诗所谓“张子耽酒语蹇吃”，更自潦倒不堪。

        出身苏门的人，幸得不死，也必颠沛流离，救死不遑，还有什么机会讲学，还有什么地位领导文运？文化帝国的太平盛世已经过去了，大局扰攘，根本没有文坛存在，又遑论宗主。

        ——这是苏轼不复自见的一重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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