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百物皆无”的生活环境，是任何人都不能忍受的；而精神食粮——书物的匮乏，对一个读书人所造成的威胁，像失落灵魂一样的痛苦，就不是平常人所能想象的了。

        苏轼当日仓皇渡海，当然不会携带书物，住定以后，就为无书可读而非常烦恼。第一次由张中陪同往访黎子云时，见到他家有《柳宗元集》数册，正如久渴之人得见一瓯清泉那样急切，立即借了回来，终日玩诵。曾季狸说：“前人论诗，初不知有韦苏州、柳子厚。……至东坡而后发此秘。”许彦周说：“东坡在海外，盛称柳柳州诗。黎子云家有柳文，日久玩味，虽东坡观书亦须着意研穷，方见用心处耶！”正因没有他书分散注意，终日玩诵，得与作者神会，始生欢喜。故陆游说：“东坡在岭海间，最喜读柳子厚、陶渊明二集，谓之南迁二友。”其故在此。

        后得在惠州服官的老朋友郑嘉会（靖老）来书，说有书千余卷，将托舶运装到海南来借他，苏轼原本有意用著述来排遣忧患，因为没有参考书，就什么也不能作，正如陶渊明《赠羊长史》诗所说：“愚生三季后，慨然念黄虞。得知千载事，上赖古人书。”所以就和此诗，以谢郑君。

        郑嘉会借书，先后两次，都是托由广州道士何德顺经手船寄的。船本不多，书又笨重，所以寄运甚费时日，真是无可奈何之事。

        苏轼没处可跑，常往黎子云家去玩。一日碰到天下大雨，借了一顶斗笠，一双木屐，穿戴起来回去。后来有人画了一幅“东坡笠屐图”，他自己作赞曰：“人所笑也，犬所吠也，笑亦怪也。”就是用柳宗元的句法。

        海南人惯以椰子壳作冠，从苏轼父子看来，却很新鲜，父子二人都作了《椰子冠》诗。然而苏轼不能忘情于元祐前期，他所创制的筒高檐短帽，士大夫争相仿制的“子瞻样”，慨然曰：“更着短檐高屋帽，东坡何事不违时。”

        诗人心灵中，充盈着许多热烈的感情，被现实生活激发起来的思想和感觉，血液里面膨胀的欲望和情绪，错综变幻，构成诗人一串串的梦。将这些梦，用语言文字编织出来，就是诗。诗中，蕴蓄着诗人真诚的生命。

        渊明的《归去来兮辞》，是他归向自然生活的梦，几乎全部用意象来唤起读者的情感。诗中表现一波一波的意象，尽是他朴素的梦想。这个梦画出隐逸生活的情景，使所有困于尘俗的读者为之神往。

        苏轼是一个流落天涯而又失去自由的人，更是只好以一个梦想来编织他的精神世界，作他无可奈何的归宿——“以无何有之乡为家”，则虽身羁海外，亦未尝不归，这就是苏轼今日“以不归为归”的哲学。

        绍圣五年二月，苏轼作《和陶渊明归去来兮辞》，首揭其由，这是一个“梦”——“归去来兮，吾方南迁安得归？……怀西南之归路，梦良是而觉非。”梦里确是归乡，醒来却空无其事。他所梦想的归乡，不写舟车之劳：“我归甚易，匪驰匪奔。俯仰还家，下车阖门。”这个倦于尘劳世患的老人，只能在梦中满足他归乡的欲望。也只有梦还，则不论海南汉北（蜀）距离多么遥远，往来都很方便。续曰：

        归去来兮，请终老于斯游。我先人之敝庐，复舍此而焉求？均海南与汉北，挈往来而无忧。……方饥须粮，已济无舟。忽人牛之皆丧，但乔木与高丘。警六用之无成，自一根之返流。望故家而求息，曷中道之三休。已矣乎！吾生有命归有时，我初无行亦无留。……

        此文写成后，寄与弟辙，要他同作。这时候，苏辙方从雷州再迁循州，一时无暇及此，就将它搁下来了。直到轼已故后，苏辙整理家中旧书，才又捡出这篇遗稿，乃泣而和之。又据晁说之（以道）说：“建中靖国年间，东坡所和《归去来兮辞》，方才传至京师，他的门下宾客中，有好几个人跟着和作，都自以为‘得意’。陶渊明于一日间纷然满人目前了。”参寥也忽然拿了一篇和作来给晁以道看，约他同赋，以道婉谢曰：

        “童子无居住，先生无并行。我与吾师共推东坡一人于渊明间可也。”

        参寥领悟，索回和作，纳入袈裟袖第中，用杭州土话说道：

        “罪过公，悔不先与公话。”

        和《归去来兮辞》后，苏轼意犹未尽，又把陶的原作拆散，写成《归去来集字十首》。

        自到海南后，苏轼对于道家神仙之说，已经远无初到惠州那时的狂热；而这晋代田园诗人，却恍然如在身畔，行起坐卧，似同一室，他和我们一样，两只脚踏在这痛苦的大地上，和我们共同享有从这大地上生出来的悲欢和苦乐。

        不过，陶苏二人经验不同，天分有别。渊明意主澹逸，诗语“微至”已足；东坡豪迈，故多豁达之辞。所以轼虽和陶，而意境不同；苏轼学不到渊明的澹逸，但他也自有其恢诡陆奇的达人本色，各有不同的精神面貌。

        正如我们眼前有这样两个人：一个是三家村中的恂恂宿儒，神闲气静，眉目清澄，语言全从平凡的情理出发，令人觉得可亲；一是做过大事、经历风涛的豪士，眉宇轩昂，英气内敛，辞锋犀利而坦率，令人觉得豁达。前者是陶潜，后者便是苏轼。

        渊明的人生哲学，寓于“形、影、神”三诗之内，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恬淡主义者，他的生活理想，但求平淡安适。

        他认为人有生死，与草木之有荣枯一样，死亡既是不可避免，则有生之日，便该从容享受酒与感官的快乐。

        形是身，影如名，形影不能分离，故“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既然人有必然要死的命运，形影皆空，所以人生应该听任“神”之自然，“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不必刻意惜生，徒然陷形神于无助的痛苦之中。

        苏轼则好以浪漫的神秘知觉来体验人生。他认为大千世界中，一切形象变化，弹指顷事，微不足道。唯有物我心灵间的妙悟，超脱形象之外，始入永恒。

        他认为形与影相因而成，随物而化。形如火上之烟，火尽，烟即消失。人之形体，不但要因时间的摧残而老衰，甚至一念前后，已失其故，所以不足依托。

        影如镜中之像，镜坏了，而影仍不灭，因它“无心但因物”，万变而不竭。

        道家的仙境，释氏的佛国，都很渺茫。本想跟从陶翁，避到酒乡去住，无奈醉有醒时，依然难逃人生劫数。

        回顾平生，真同儿戏，被人指目毁誉，了无意义，不如弄起一把火来（弄火，佛语），好的坏的一起烧了，从此肩上没有负担，“神”就自然超脱。

        陶、苏二人，对人生的基本观念，歧异在此。

        苏轼初至海南，即将自扬州和陶《饮酒》起至绍圣四年丁丑十二月止，所作和诗一百零九首，检寄苏辙，要他作“叙”，意欲单独别为一集。后在海南，续有和作，至元符三年四月，闻赦命后，写成最后一首《和陶始经曲阿》诗止，共得一百二十四首，辑成《和陶别集》。

        《和陶归去来兮辞》与《归去来集字十首》不在前数之内。因为前者不是诗，后者不是和作，只能算是附录。

        苏过作《志隐》一篇，自跋云：“……遂赋《志隐》一篇，效昔人解嘲、宾戏之类，将以混得丧，忘羁旅。非特以自广，且以为老人之娱。”全文甚长，姑引片段，聊见一斑：

        大块之间，有生同之。喜怒哀乐，巨细不遗。蚁蜂之君臣，蛮触之雄雌。以我观之，物何足疑？彭聃以寒暑为朝暮，蟪蛄以春秋为期颐。孰寿孰夭？孰欣孰悲？

        况吾与子，好恶性习，一致同归。寓此世间，美恶几希。乃欲夸三晋而陋百粤，弃远俗而鄙岛夷。窃为子不取也。子知鱼之安于水也，而鱼何择夫河汉之与江湖；知兽之安于薮也，而兽何择于云梦之与孟诸。松柏之后凋，萑苇之易枯，乃物性之自然，岂土地之能殊乎？……

        这篇文章之整个风格，特别是气势与雄辩这一特色，将它置于《东坡集》中，恐怕谁也无法分辨。尤其全文立意，脱胎于庄子齐物哲学而成其旷达，简直就是苏轼人格之再现。难怪老人读了，不禁大喜道：“吾可以安于岛夷矣！”

        苏轼有意跟着自写一篇《广志隐》，更深一层来讨论穷通得丧之理；但对儿子，却劝他作《孔子弟子别传》。儿子还年轻，应该接受儒家的正统思想，求为世用，而不该走老庄这条路子。这也是天下做父亲的人，同样的苦心。

        父子二人，在桄榔庵里，以努力写作排遣孤寂。余下时间，他又勉励儿子抄书。那个时代，雕版印刷术虽已出现，但是书籍的流布还不太广，求书仍不甚易，读书士子还是习惯于手抄经史，因为抄书不但可以免费得书，还能帮助记诵，练习书法。

        到海南后，苏过先抄了一部《唐书》，再又借了一部《汉书》来抄。苏轼《与程（儒）秀才书》云：

        儿子到此，抄得《唐书》一部。又借得《前汉》欲抄。若了此二书，便是穷儿暴富也。呵呵！老拙亦欲为此，而目昏心疲，不能自苦，故乐以此告壮者尔。

        元符二年（1099）五月间，惠州友人郑嘉会舶寄的书籍已经运到，父子二人就忙着将书编排整齐，列诸座隅，作书报谢说：“此中枯寂，殆非人世，然居之甚安。诸史满前，甚有与语者也。借书，则日与小儿编排整齐之，以须异日归之左右也。……”

        有了必要的书籍，苏轼就开始整理黄州所作《易传》的未完稿，又续撰《书传》。《和陶杂诗之九》自述传经之志，有曰：

        《书传》十三卷，收入《四库全书》时，提要曰：

        轼究心经史之学，明于事势，又长于议论，于治乱兴亡，披抉明畅，较他经独为擅长。……洛闽诸儒，以程子之故，与苏氏如水火，惟于此书有取焉，则其书可知矣。

        学问，毕竟是天下的公器，即使门户森严的那些理学之徒，对于轼撰《书传》，亦不得不有所取。但当日这花甲老人，苟生蛮邦，栖身于桄榔庵里，过着食芋饮水的日子，皓首穷经，虽说是做着传世之盛业，实在也还是人不能堪的忧患之书。

        苏轼谪黄州时，撰《论语说》五卷，现又继续编成《易传》九卷，至元符三年五月又完成了《书传》十三卷，遂并作题语说：

        孔壁汲冢，竹简科斗，皆漆书也，终于蠹坏。景钟石鼓益坚，古人为不朽计亦至矣。然其妙意所以不坠者，特以人传人耳。大哉人乎，《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吾作易、书传、论语说，亦粗备矣。呜呼，又何以多为？

        苏轼于此三稿，心力所寄，也很自负。如北归时，与苏伯固书云：

        某凡百如昨，但抚视《易》三书，即觉此生不虚过。如来书所论：其他何足道？三复诲语，钦诵不已。

        这三部书的现存印本，《易传》九卷（一名《毗陵易传》），《四库》入经部易类二，据明焦竑旧刊本著录，另有明乌程闵齐伋朱墨板套印本、《津逮秘书》第二集、《学津讨原》第一集各刊本。

        《书传》十三卷，《四库》入经部书类一，另有明乌程闵氏刊朱墨套印本、《学津讨原》第二集本、明万历二十五年毕氏刊《两苏经解》本，为二十卷；又吴兴凌氏刊朱墨套印本，亦二十卷。

        最不幸的是《论语说》五卷（《文献通考》作十卷），于清人修《四库全书》时，已经不见传本。绍圣间，场屋中流行的是王安石及其子王雱口义的《论语解》。南宋中叶后流行朱子注，也许这是苏轼原著湮没失传的一个原因。幸有苏辙的《颍滨论语拾遗》传世，据其自序，苏轼的意见，虽然并不与他完全相合，但《拾遗》书中取轼说者亦十有二三，聊可豹窥一斑。今有《指海》本、《说郛》本。

        苏辙作《子瞻墓志》时说：“……乃出《中庸论》，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则苏轼尚有论《中庸》之作。又《栾城遗言》云：“东坡遗文，流传海内，《中庸》上、中、下篇……今后集不载此三论，诚为阙典。”但现在通行的明成化刊本《苏文忠公全集续集》辑有此作，或是苏辙当时所见刊本不全耳。

        苏过与叶少蕴言，其父在海外，曾经计划撰《志林》一书，预定一百篇，但只写了十二篇，蒙赦放还，未能成书。散篇今亦辑入全集。至于有称《东坡志林》的单行本，则是后人杂取本集短记、题跋之类的编本，并非原定的著作。

        元符二、三年间，苏轼尚在儋州，刘沔编集苏轼诗文二十卷，寄到海南来请他亲自校订。沔是苏轼同年的后人，有此心意，苏轼非常欢喜，作书报之曰：

        都曹刘君足下：蒙示书教，及编录拙诗文二十卷。轼平生以语言文字见知于世，亦以此取疾于人，得失相补，不如不作之安也。以此常欲焚弃笔砚，为喑默人，而习气宿业，未能尽去，亦谓随手云散鸟没矣。不知足下默随其后，掇拾编缀，清无遗者。览之惭汗，可为多言之戒。

        然世之蓄轼诗文者多矣，率真伪相半。今足下所示二十卷，无一篇伪者，又少谬误。及所示书词，清婉雅奥，有作者风气。知足下致力于斯文久矣。

        轼穷困本坐文字，盖愿刳形去智而不可得者。然幼子过，文益奇。在海外孤寂无聊，过时出一篇见娱，则为数日喜，寝食有味。以此知文章如金玉珠贝，未易鄙弃也。见足下词学如此，又喜吾同年兄龙图公之有后也。故勉作报书，匆匆，不宣。

        苏轼即使自知因语言文字之故而蹭蹬一生，受尽折磨，但他仍视文学如生命，在此书简中，情见于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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