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之杪，苏轼行抵广州。

        岭南三监司——转运使兼代广州经略使程怀立、提刑使王进叔、提举广东常平孙鼛都出来款待。

        广州三司中，只有孙鼛与苏轼是旧好。孙字叔静，杭州人，十五岁即入太学读书，老苏先生很赏识他；而他的两个儿子，一娶晁补之女，一娶黄庭坚女。叔静是个淡于名利的君子，党事发生的时候，家人都怕会遭连累，但他毫不在意。年轻时，与蔡京相熟，认为此人德薄志大，假使得意，将贻天下之忧。这次，蔡京还朝时，与鼛相遇于途，对他说：“我若被用，愿来助我。”叔静说：“公能以正论辅人主，节俭以先百吏，而绝口不言兵，就不必鼛来帮忙了。”蔡京默然。孙叔静是怎样一个人，由此可见。

        苏轼奔波道途，又为秦观之丧感伤，疲劳积郁，一到广州，就病倒了。程立送药来，服后发汗，不可以吹风，只好睡在旅邸休息。与孙鼛秉烛夜饮，和诗曰：“秉烛真如梦，倾杯不敢余。天涯老兄弟，怀抱几时摅。”

        幸而迈、迨二人带了孙子和女眷们都到了广州来会，一家人东分西散，几已七年，至今方得团聚。苏迨说起参寥、守钦被迫还俗，编管衮州，及钱世雄、廖正一被废黜事，苏轼慨然道：“小人只能坏他的衣服，至于其不可坏者，遭逢困厄愈大，当愈有胜境。”

        因此，作书慰钱世雄（济明），并悼念守钦法师曰：

        得来书，乃知廖明略复官、参寥落发，张嘉父春秋博士，皆一时庆幸。独吾济明尚未，何也？想必在旦夕。因见参寥复服，恨定慧（寺）钦老早化。然彼视世梦幻，安以复服为？儿子迨道其化于寿州时甚奇特，想必闻其详，乃知小人能害其衣服耳，至于其不可坏者，乃当缘厄而愈胜。旧有诗八首，已写付卓契顺。临发，乃取而燔之，盖亦知其必厄于此等也。今录呈济明，可为写于旧居，亦挂剑徐君之墓也。……契顺又不知安在矣？吾济明刻舟求剑，皆可笑也。

        又书慰廖明略（正一）曰：

        远去左右，俯仰十年，相与更此百罹，非复人事，置之，勿污笔墨可也。所幸平安，复见天日。彼数子者，何辜独先朝露，吾侪皆可庆，宁复戚戚于既往哉？公议皎然，荣辱竟安在？某余梦幻去来，何啻蚊虻之过目前也。

        矧公才学过人远甚。虽欲忘世，而世不我忘。晚节功名，直恐不免耳。

        老朽欲屏归田里，犹或得见。蜂趸之微，寻已变灭，终不足道。区区爱仰，念有以广公之意者，初欲启事上答，冗迫不能就，惟深亮之！

        病好了，孙鼛送烧羊来。复书曰：“烧羊珍惠，下逮童孺。”看着孙儿们大啖羊肉，津津有味，老人心里真有说不尽的高兴。

        程怀立是地主，出面邀请苏轼宴会于广州城西北之净慧寺，三监司皆到。

        净慧寺是广州一大名胜。寺中有九级浮屠，八棱飞檐，高二十七丈。萧梁大同三年（537）敕建，本名宝庄严寺，后改净慧禅寺，俗称花塔寺。端拱元年（988）开始重建，寺中供奉六祖慧能铜像；殿前有六棵大榕树，饭后，苏轼憩于六榕之荫，徇寺僧之请，为题“六榕”二字，后有“眉山轼题并书”一款，制成匾榜，悬诸寺门，从此大家都称之为“六榕寺”，净慧这个原名，反而完全湮没，几乎无人知道了。

        广州是南海的一大都会，又是当时海舶胡贾通商丛集的码头，不但富饶，而且奢靡。三司衙门，常有宴会，席间，各出所藏书画文物来共同观赏，研讨鉴别，苏轼更是逃不了徇人要求题诗写跋，现在集中尚存《跋王进叔所藏画五首》《韦偃牧马图》诗、《王太尉峡中诗刻跋》《唐咸通湖州刺史牒跋》《石延年诗笔跋》《书进叔所藏琴》等篇，皆是应酬文字。

        在许多次的宴会中，苏轼最欢喜的是孙鼛招待他在邸宅中的那一回。一日之中，享受了心爱的四物，书赠曰：“今日于叔静处饮官法酒，烹团茶，烧衙香，用诸葛笔，皆北归喜事。”享用之余，方从海外蛮荒归来的人，不免会想起在那边饮无酒、食无肉、写字无纸笔的日子，不胜感慨，所以《书孙叔静诸葛笔》云：

        久在海外，旧所赍笔皆腐败。至用鸡毛笔，拒手狞劣，如魏元忠所谓骑穷相驴，脚摇镫者。今日忽于孙叔静处用诸葛笔，惊叹此笔乃尔蕴藉耶！

        苏轼在广州得一新识，推官谢举廉，字民师，新淦人，虽在政府任官，因其博学，工词章，远近从之问学者尝数百人，他也乐于教人，在家置席讲学。苏轼来了，他带了所撰书及旧作，不经他人介绍，遮道来谒。

        读过他的作品，苏轼大为称赏，对他说道：

        “你的文章，如上等紫磨黄金，须还你十七贯五百！”

        就留他下来，谈论终日不倦。

        离开广州至清远峡，有《答谢举廉》一函，畅论文章。略曰：

        ……为文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

        书中大骂扬雄的《太玄经》和《法言》，说他故意用艰深的文词掩饰他的浅薄，正是“雕虫篆刻之末技”！此言实是苏轼文论的画龙点睛之语。

        在广州时，得郑嘉会自粤西来书，他也是遭逢挫折、无意仕途的人，所以来问苏轼将来归止，有意相从，同隐于溪山之间。苏轼的愿望，最好是回四川老家，否则，他行遍天下，最感亲切的地方是杭州。如言：

        ……本意专欲归蜀，不知能遂此计否？蜀若不归，即以杭州为佳。朱邑有言：“子孙奉祀我，不如桐乡之民。”不肖亦云然。

        苏轼在广州逗留了一个多月，十一月上旬继续雇舟前行。孙鼛带了儿子坐一小船追来，又与之同舟共进，在大风巨浪中送至城西四十余里的金利山，于崇福寺饯别后才回去。苏轼深感这老兄弟拳拳的爱意，作书称谢不置。

        舟抵清远峡，几个新旧交识如吴复古、广州天庆观的何道士、罗浮宝积寺的昙颍和尚、惠州的海会禅师等人，都从广州一路追来，祖饯于清远峡的广庆寺。

        万万料想不到，吴复古忽然害起病来。他是个终年在外奔走，以道路为家的人，又行绝粒不睡的修功，身体本就非常虚弱，一病遂此不起，问以后事，但笑不言。

        苏轼本来预定的行程是从广州径度大庾岭，至吉安登陆，赴湖南长沙转往永州。（见本集《与李端叔书》）月之十五，将发浈阳峡，孙鼛、谢举廉各派专差送来最近的报导：“已见圣旨，苏轼复朝奉郎，提举成都玉局观，在外州军，任便居住。”

        苏轼最高兴的，就是不必远赴湖南，他对道路跋涉，实在怕了，一身疲倦，亟需休息。于是再改行计，《复孙叔静书》云：

        亟辱专使教墨，玉局之除，已有训词，似不妄也。得免湖外之行，余生厚幸。至英，当求人至永请告敕，遂度岭过赣，归阳羡（宜兴）或归颍昌（许昌），老兄弟相守过此生矣。

        英州（广东英德）城小，江水贯于市内，旧时架木作桥，用不了几年就坏了，郡守何智甫发起造座石桥，一劳永逸。桥成之日，恰巧苏轼到此，何守亲自来求碑文。苏轼为作四言诗一篇，所谓“天壤之间，水居其多。人之往来，如鹈在河”者是也。

        苏轼作好诗，而且用大字写了，但并不送去，等何守来再请时，便说：

        “轼未到过此桥，难以想象落笔。”

        何即请他同往一观。轼说：

        “使君是地主，应先升车。”

        何谢不敢，于是并轿而行。到了桥上，苏轼说：

        “正堪作诗，今晚交件。”

        至夜，派人送去。苏轼之所以有此一番张罗，盖因所写诗中有“我来与公，同载而出。欢呼填道，抱其马足”这几句话，所以一定要与何守同走一趟，印证此语不虚。这种一语不苟的精神，竟是史家风范，不是平常诗人所能有的。

        在英州没住几日，韶州通判李公寅、曲江令陈公密都已派遣专使来迎。新任广州太守朱服（行中）来到英州，看苏轼旅中缺少夫役，就分遣一部分自用的仆役，又派节级梁立、林总率领这些人，送苏轼上路。

        于是，苏轼就非常安稳地离别了英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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