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到湖州任，是五月二十日，至七月二十八日，即被御史台所派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在任不过两个月又八天。

        七月初七那一天，秋阳杲杲，天朗气清，苏轼趁此大太阳，在家曝晒书画，无意间看到亡友文同送他的那幅双钩着色的“偃竹图”，追念昔游，忽尔人天永隔，不禁悲从中来，废卷而失声痛哭。殊不知这两个月间，京中群小已经编织好一重天罗地网，即将迎头罩来，此日之悲，也许就是一种神秘的心灵感应，灾祸的先谶。

        御史台将要派人赴湖州逮捕苏轼，在京的王诜最先得到这个消息，立刻派一干仆赴南都通知苏辙，苏辙即派人往湖州告知老兄，让他有个准备。不料皇甫僎带了一个儿子，两个台卒，倍道疾驰，其行如飞，追赶不及。幸而到润州时，他的儿子病了，求医诊治，耽搁了半天，苏辙派的人才能比他先到一步。但只为此，王诜在本案中落了一个“泄漏密命”的罪名，成了仅次于苏轼的第二号人犯，他若不是驸马，恐亦难免牢狱之灾了。

        七月二十八日，皇甫僎带了两个台卒，突然闯进州衙来了。是日，苏轼先已在告（假），通判祖无颇权代州事。皇甫僎径入州厅，穿着靴袍，秉笏立于庭下，两个台卒左右夹侍，白衣青巾，顾盼狞恶。全衙人心惶恐，以为将有不测的大祸，立刻就要爆发。

        苏轼是个书生，从未见过这等阵仗，惶恐不敢出见，与祖无颇商量，该怎么办。无颇说：“事已至此，无可奈何，须出见之。”

        苏轼问：“该当穿什么衣服出见？”自以为既已得罪，不可再穿朝服。无颇说：“现在还未知是什么罪名，当然仍穿官服出见。”

        于是，苏轼也穿了靴袍，秉笏与皇甫僎对立庭下，祖无颇及职官都戴小帻，列于苏轼身后。

        看到这两个台卒的衣服里面，有物隆起，像是藏有匕首，皇甫僎又装模作样，许久，都不开口说话，人心更加疑惧，逼得苏轼只好开口问道：

        “轼自来惹恼朝廷甚多，今日必是赐死。死固不辞，乞归与家人诀别。”

        至此，皇甫僎才说：“不至如此。”

        无颇走上一步，揖道：“太博必有被受文字（指逮捕状）？”

        皇甫僎问：“你是什么人？”

        “无颇是权州。”

        皇甫乃命台卒从怀中取出，原来只是“台牒”，交给了祖无颇。

        打开台牒来看，不过是寻常的追摄行遣而已，只是皇甫僎故意那样威吓他们。

        随即催促苏轼速行，两个台卒走过来，将苏轼扎了绳子，即时出门。

        一说：“吏部差朝士皇甫朝光（疑是僎字）管押，东坡方视事，数吏直入厅事，捽其袂曰：‘御史中丞召。’东坡错愕而起，即步出郡署门，家人号泣出随之，郡人为涕泣。”

        不论哪一说对，祖无颇所目击的，是“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

        王夫人得讯，急忙追赶出来，家人号泣相随，苏轼无话可说，突然想起前在洛阳，听李简夫讲过一个故事：

        从前真宗东封还都，沿途访寻天下隐士，知有杞人杨朴，就请他来朝相见。上问曰：“卿临行，有人赠诗否？”朴对曰：“只有臣妻一首：且休落拓贪杯酒，更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

        皇上大笑，放他还山。

        这故事，王夫人是听说过的，所以轼就顾谓老妻道：“你独不能如杨处士妻，作一诗送我吗？”

        王夫人凄然失笑，苏轼就此快步出门，只有长子苏迈一人，徒步相随。

        这时候，州衙内外，都被皇甫僎所故意营造的恐怖气氛所笼罩，权州事祖无颇都畏避一边，不敢相送，亲戚朋友都惊吓得倏时星散，只有王适、王遹两兄弟不去，一直送出郊外，劝慰苏轼道：“死生祸福，天也。公其如天何！”

        他们回去后，就帮忙苏家整顿行李，将苏轼一家二十余口，送往南都苏辙家寄寓。

        同僚中，只有掌书记（相当于现在的秘书主任）陈师锡，赶来饯别，并且帮忙安辑苏轼的家眷。师锡字伯修，建安人，少游太学，颇有文名。元祐朝，苏轼三上章荐其学术、德行、文章。李之仪论其为人曰：“特表见于东坡老人赴狱之际，天下识与不识，已想见其人。”即指此日之事。

        皇甫僎奉命追取苏轼，曾以安全理由，请于途中每夜所至之处，将人犯送往当地官署寄监，竟如押解江洋大盗一样。此议，神宗不许，以为只是根究吟诗的事情，不消如此。

        苏轼被置舟中，船行至太湖鲈乡亭下，停舟修舵。这一晚，风涛倾倒，月明如昼，苏轼独自沉思，如此仓卒间被拉而去，祸不可测，将来发下审理，一定会连累很多亲朋好友，不如现在闭上眼睛，纵身入水，顷刻之间，可以一了百了。心里这样暗自打算，但是前后左右，吏卒监守严密，苦无脱身机会。至扬子江边，苏轼趁渡江上落的机会，便欲投江自杀，但是仍被监守的吏卒拉住，从此将这钦犯，看守得更紧，苏轼求死亦已不能。

        鲜于侁，时为扬州太守，苏轼这件案子发生时，就有人劝他将与苏轼往来文字，即速烧掉，以免后患，子骏说：“欺君负友，吾不忍为。”八月初，苏轼解至扬州，侁独求见一面，但为台吏所拒，惘惘而归。

        由天长过平山堂下，隔墙见友人杜介家纸窗竹屋，清静萧散，自己则已成了罪犯，真有天上地下之别，不禁生出无限的羡慕。后在黄州，《与杜几先》云：

        八月初，就逮过扬，路由天长，过平山堂下，隔墙见君家纸窗竹屋依然。想见君黄冠草履于药墟棋局间，而鄙夫方在缧绁，未知死生。慨然羡慕，何止霄汉。

        行至宿州，得御史台的命令，要所在州郡，搜索苏家。其时他家眷口，已在赴南都的船上，州郡官望风承旨，居然派遣大批吏卒坐船追赶，中途将王夫人等的船只拦截之后，团团围住，细细搜索。苏轼于黄州《上文潞公书》中说：

        轼始就逮赴狱，有一子稍长，徒步相随，其余守舍皆妇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文书，州郡望风，遣吏发卒，围船搜取，老幼几怖死。既去，妇女皆恚骂曰：“是好著书，书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烧之。比事定，重复寻理，十亡其七八矣。

        元丰二年（1079）八月十八日，始入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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