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祐元年（1056），暮春三月，三苏父子启程北向嘉陵江畔的阆中，自阆中登终南山，走上褒斜谷迂回曲折、高悬天际的古栈道。此乃川陕间的交通要道，南褒（褒城县）北斜（斜谷，在眉县西）两座山谷，壁立千仞，中间万丈深坑下一道褒水，哗哗流过，沿途古木阴森，难见天日。这条凿石架木的栈道，秦时即已开筑，古道斜阳瘦马，实是一场艰险的行役。

        至横渠镇，兄弟同游了名为崇寿院的那座古庙，然后来到凤翔。原期在此好好休息一下行脚，不料凤翔的驿舍年久失修，破落得不能留宿，懊丧之下，只得将就在“鸡声茅店月”的小客栈过了一夜。再经大散关而至关中，苏轼在关右见有一首题壁诗：“欲挂衣冠神武门，先寻水竹渭南村。却将旧斩楼兰剑，买得黄牛教子孙。”心里生出一种无端的向往。但是人生自有使命，既然读书求仕，便须把责任尽了，才能寻求水竹村居之乐，心里不免怅然若失。

        东向而至长安，行至二陵间（葬夏代帝王的南陵和葬周文王的北陵），作为乘骑的马匹，因过分疲惫，病死中途，只好骑驴而至河南洛阳以西的渑池。渑池是战国时代秦王大会诸侯，逼赵惠文王献出和氏璧的名城。三苏到此，疲乏不堪，就借了老僧奉闲的僧舍歇脚。这老和尚照顾周到，兄弟俩都在寺壁上题诗留念。

        经过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到得京师，已经是榴花照眼的五月间了。父子三人，寄居于兴国寺浴室长老德香的院中，侍者惠汶招呼他们的起居。

        这一年的四月，河北发生大水，商河泛滥成灾。五月间京师又大雨不止，京畿的蔡河夜决，河水一直冒上岸来，泛滥入城，大水涨到与安上门的门关相齐，城南全部浸在水里，公私屋宇数万栋都被大水冲坏。六月间连地基很高的社稷坛都淹了水。苏轼等来时，看见沿河两岸，密密麻麻地排列着锄头畚箕之类的工具，县衙门里日费千万，忙着征召民夫来抽水，沿途数十里，吆喝之声，不绝于耳。

        七月，大雨虽止，而京城内繁华的九陌通衢，竟已完全看不到车马的影子，路上到处都是小艇，在浊水里划来划去。有天晚上，苏轼独自一人走上大内正对面的龙津桥上观看夜市，虽然仍是满街辉煌的灯火，却照耀在黑黝黝的脏水面上，像无数蠢动的金蛇，抬头上看，则星寒月皎，一片凄清，这岂是繁华的京城？宛然为江湖水乡的风貌。“独立市桥人不识，万人如海一身藏”，苏轼心里有无限的寂寞、无限的乡愁。

        八月，苏氏兄弟与林希（子中）、王汾（彦祖）、顾临（子敦）、胡宗愈（完夫）等同应举人试于开封景德寺。

        待到发榜，四明袁毂（公济）为榜首，苏轼初露头角，考了第二，苏辙也榜上有名，都中了举。

        这个来自千里外西南偏鄙之区的乡野青年，虽然心知这紫陌红尘里，住着好多一向景仰的国之大老，少年时期读过的《庆历圣德诗》，印象都还非常深刻，但是门墙高远，无由晋接，心里不免怏怏。有一天，苏轼踯躅街头，忽然碰上了丞相富弼和枢密大臣韩琦的车驾，他只得侧身道旁，从行列中远远瞭望这两个伟人的风采，觉得他们的容貌似乎都很宽厚，但有“见恶不怒，见善不喜”的庄严气象，心想这岂不就是书上所说的大臣风度，禁不住有一种英雄崇拜的念头，在这青年热烈的心上升起。

        儿子们已都突破了文官考试的第一关，已经具有应试进士的资格了，老苏心里放宽了一步。九月间，他就捡写了《洪范论》《史论》等七篇自己的著作，作《上欧阳学士书》。书中，除了盛称欧阳的道德文章外，末言“洵也不幸，堕在草野泥涂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所以要“徒手奉咫尺之书，自托于执事”。

        然后，他就带了张方平和雷简夫的介绍信，往谒欧阳。欧阳读了苏洵的论文，以为博辩宏伟，即使贾谊、刘尚亦不过如此。初见面，觉得他温温然不太善于说话，但是相处时间愈久，愈觉此人可爱，和他讨论一个问题，往往愈谈愈深入，愈深入则辨理愈为明晰。欧阳修叹赏他是一个纯明笃实的君子。

        欧阳修就将苏洵所作二十篇，上奏朝廷，作《荐布衣苏洵状》，略曰：

        伏见眉州布衣苏洵，履行淳固，性识明达，亦尝一举有司，不中，遂退而力学。其论议精于物理，而善识变权；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其所撰《权书》《论衡》《几策》二十篇，辞辩宏伟，博于古而宜于今，实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其人文行，久为乡闾所称，而守道安贫，不营仕进，苟无荐引，则遂弃于圣时。

        所以请求朝廷，将他的文章下两制看详，如有可采，乞赐甄录。

        以一代文宗的欧阳修如此大力推荐，苏洵的文名遂起，朝中大老也都为之瞩目。据说，九月九日重阳节，韩琦置酒私第，邀宴二三执政，欧阳修有意提掖，约了苏洵同往，席间赋诗，洵有“佳节屡从愁里过，壮心时傍醉中来”句，虽入中年，当时的意气还是非常旺盛。

        苏洵后来就照通例，以投贽文字的名义，上书时相富弼、文彦博，枢密韩琦、田况。其时军政废弛，士卒骄情，韩琦欲稍裁制，但恐军人悍怒生变，逡巡未发。苏洵略闻其意，所以在致韩琦的书中说：“古者非用兵决胜之为难，而养兵不用之可畏。”他认为前任枢密狄青，过分宽厚，所以搞得兵骄将惰，纪律不振，因此力劝韩琦必须一反狄青之道，严格整顿军队的风纪。他认为天子有生杀大权，所以不可多杀以贾怨，人臣奉行天子之法，虽多杀，天下亦无以归罪，此先王所以威怀天下之术，希望他要考虑长治久安之道，毋幸一时的称誉，须尽至公之心，励威武以振军风的疲堕。

        韩琦看了，虽然不大愉快，但他是一个心胸开朗、以和气出名的大人物，即使谈到有人倾害他时，也辞和气平如道家常，所以虽不赞成苏洵的意见，但也不批评他。

        上富弼书，苏洵则说天下人皆期望他有所作为，而一人欲擅天下之事，必须“政出他人而不惧，事不出于己而不忌”。当权的人，如前前后后有不平者在，则其身危，所以劝他要忍其小忿而容其小过，以杜绝他人起不平之心。主要的意思是劝他用人行政，必须扩大胸襟，才能做大事，成大功。富丞相看了，更不愉快。

        其他诸人，对于欧阳学士竭力揄扬的人物，口虽不言，但都不甚领情。有人探问富弼对他的观感如何，富说：“此君专门教人杀戮立威，岂值得如此要官做！”语意非常刻薄。不过，韩琦是与范仲淹同以文人治军，声震夷狄，人称“韩范”的军事家，而苏洵与之大谈兵事；富弼更是政坛老手，且具外交长才的政治人物，而苏洵与之论政治技术，宜其所得结果如此。

        欧阳论荐，苏洵止得试衔初等官，心里大不满意，据说是由于富弼的排斥。

        其时，老苏对于自己的仕进还很热心，听说张方平已以三司使召还，便立即西出百余里前往迎见，希望得到他的帮助。《嘉祐集·上张侍郎第二书》中，形容往迎途中的辛苦道：“雪后苦风，晨至郑州，唇黑面裂，僮仆无人色。从逆旅主人得束薪缊火，良久乃能以见。”出郑州的路上，他又碰到枢密使宋庠的车驾，更使他自伤沦落，续曰：“出郑州十里许，有导骑从东来，惊愕下马立道周，云宋端明且至，从者数百人，足声如雷，已过，乃敢上马徐去，私自伤至此。”

        最后说，明公认为廉洁有文可以上比司马迁者，而困穷如此，岂不为之动心，而予以援手。嘉祐二年正月，认以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欧阳修知贡举，以龙图阁直学士梅挚（公仪）、翰林学士王珪（禹玉）、集贤殿修撰范镇（景仁）、知制诰韩绛（子华）等四人同权知礼部贡举。欧阳又举辟国子监直讲梅尧臣（圣俞）等为编排详定等官，同入试院。

        宋代的科举，以贡举为常科，大体沿袭唐朝的制度，设进士、明经等科，皆秋取解，冬集礼部，春考试。明经科试“帖书”“墨义”，进士试诗、赋、论各一篇，策五道，帖十帖。策论验实学，诗赋看词章，前者定去留，后者分高下。

        宋重进士而轻明经，考进士登上第者，不数年就赫然显贵。所以，主司对这两科的应试举子，待遇完全不同，考明经科者一入闱场，立即撤除帐幕毡席之类，以防传递作弊，其法甚严。场中也不供给茶汤，考生有渴到饮砚中墨水，弄得满嘴乌黑出来的，传以为笑。贡院试进士之日，例于阶前设案焚香，主司与进士互相对拜，所坐设位供帐甚盛，有司具茶汤饮浆，垂帘讲解，礼意周至。欧阳修有诗云：“焚香礼进士，撤幕待诸生。”即是指此。

        宋代开国之初，为了开创一个文治国家，世代君主，莫不好学，而执政大臣也无一不是出身科第，以学问相尚的知识分子，所以历史上，宋是一个文明精熟的文化大帝国。

        然而，国兴百年，通行的文章体裁，却仍沿袭五代的弊风，为文有如七宝堆砌，但求辞藻华丽，宁愿使文字与思想脱节，陈腔满纸，空无一物。早年虽有柳开、穆修等欲矫时弊，提倡古文，而力不能逮，影响薄弱。

        欧阳修读书之日，偶于废纸簏中得到一卷韩愈的遗文，取读之下，明白晓畅，觉得必须循此途径，才是文章之正道，于是竭力提倡恢复古文，期能革新文学的颓风。不料士人狃于旧习，束缚过久，一时不易变化，而又用意过当，作起文来，只求艰深和新奇，甚至不惜割裂文意，字雕句琢，弄到诡怪不通，迂僻难以句读的地步。这种病态的文字，其为空文而无实用，与骈丽之作，也是一样，所谓旧病未除，新弊更作，文风非常萎靡。

        欧阳修以为读书人求出路，必须通过科举这条道路，而试官玉尺抡才，又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所以树立试场评文的新标准，是丕变文风的关键。当时风气，天下的士子莫不事先猜测下一科的主考会是谁，则谁的文章就是仿照诵习的模板，主试官的好尚与意向，往往可以领导风尚开创文运。欧阳修决心乘主持此届进士试的机会，建立标准，变革文风。入闱之初，即与同官协议，定下一个原则，凡是雕刻诡异之作，一例黜落。

        他得到一份荐卷，文字艰涩破碎，猜想是有声场屋的刘几之卷，决心拿来开刀，提起朱笔就在这份卷子上画了一条极粗的红勒，予以黜落，以示惩劝。

        这样做，当然会引起落第举子的抗议，但是欧阳修望重士林，毫不顾虑。两年后，刘几改名刘煇再度应试时，则所作文字已经完全变了，如出二人之手。由此可见欧阳修以考试为变革文风的手段非常成功。

        苏轼学为文章，本自孟子、韩愈文入手，而对于文体演变的途径，也有非常清晰的认识，如及第后上《谢欧阳内翰启》所言：

        自昔五代之余，文教衰落，风俗靡靡，日以涂地。圣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诏天下，晓喻厥旨，于是招来雄俊魁伟、敦厚朴直之士，罢去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将以追两汉之余而渐复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过当，求深者或至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余风未殄，新弊复作。……伏惟内翰执事，天之所付以收拾先王之遗文，天下之所待以觉悟学者。恭承王命，亲执文柄，意其必得天下之奇士，以塞明诏。……

        这篇谢启里的话，岂不与欧阳修所要力矫时弊、重振文风的心意完全吻合！难怪欧阳修读此函后，兴奋得决欲放此人出一头地了。

        礼部属尚书省，故其会试又称省试。所试科目是诗、赋、论各一篇和时务策五道。苏轼在场中骋其健笔，发为痛快淋漓的论议，气象峥嵘，辞辩坌发。很多人以为苏轼天才，“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看得十分轻松，其实他也一样需要苦心经营。据李廌说，王珪的儿子仲嶷告诉他，王珪当年同知这次贡举，曾将苏轼的论与策两份原稿，带回家里秘密珍藏，论文《刑赏忠厚之至论》凡三次起草，虽然只是草稿，也结写涂注几字几字，其慎如此。

        按房分卷，梅尧臣得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立即呈荐主考。欧阳修读得既惊且喜，本想将他置于榜首，但因试官所看的是糊名弥封的卷子，疑是门客曾巩（子固）之作，为怕别人说闲话，抑置第二。

        再考《春秋》对义，苏轼得第一。

        这次省试，锁院五十日，闱内无事，欧阳修、韩绛、王珪、范镇及两梅（挚与尧臣）共六人相与唱和作诗。欧阳修《归田录》说：“余六人者，欢然相得，群居终日，长篇险韵，众制交作。笔吏疲于写录，僮史奔走往来，间以滑稽嘲谑，形于风刺，更相酬酢，往往哄堂绝倒，目为一时盛事。”这盛事后来遭人攻击，朝廷明令禁止，以后试官在闱内不得做诗。

        礼部试合格者，列名发榜于尚书省。苏氏兄弟通过了礼部这一关，但已不免身心交疲，就住在兴国寺里等候金殿御试。

        三月，礼部奏名，将省试中式的人，开列名单，奏请天子亲策于廷，故又称为廷试。这一科赐礼部奏名进士诸科及第出身八百七十七人。三月初八日，礼部引试，约集进士先拜阙下，然后引入金殿两庑的考场，两庑内临时设置几席，席上各标姓名，寻名入座。仁宗皇帝亲御崇政殿。殿试以应答天子策问为主，试题是《民监赋》《鸾刀诗》《重申巽命论》。

        考毕，由内臣收卷，编排官编注字号，付封弥官校勘，用御书院印。

        旧制，殿试尚有黜落，临时取旨，或三人取一，或二人取一，或三人取二，但自这一年起，诏进士参加殿试者，皆不黜落。三月十四日发榜，全部登科。

        宋取进士分五等，上二等曰及第，三等曰赐进士出身，四等五等曰同进士出身。建安章衡（子平）得第一，为状元；眉州苏轼得第二，为榜眼，皆进士及第。其余同榜成进士者有曾巩、苏辙、叶温叟、林旦、朱光庭、蒋之奇、邵迎、刁璹、苏舜举、张琥（后改名璪，与李定同治苏轼乌台诗狱，必欲置之死地以求富贵者，就是这个同年）、程筠、傅方元、邓文约、冯弋、家定国（眉山西社刘巨门下的同学）、吴子上、陈侗、莫君陈、蔡元道、蔡承禧、张师道、黄好古、单锡、李惇（李方叔之父）等。

        洪迈《容斋随笔》说：

        国朝自太平兴国以来，以科举罗天下士，士之策名前列者，或不十年而至公辅，吕蒙正、张齐贤皆是也。

        苏轼送同榜状元《章子平（衡）叙》也说：

        仁宗一朝，十有三榜，数其上之三人，凡三十有九。其不至于公卿者，五人而已。盖为士者，知其身必达，故自爱重而不肯为非，天下公望，亦以鼎贵期之，故相与爱惜成就，以待其用。

        省榜一出，落第的举子汹汹大闹，指责试官挟有私见，评文不公，且在闱内唱和作诗。欧阳修摹写考场即景，有“无哗战士衔枚勇，下笔春蚕食叶声”句；梅尧臣有“万蚁战时春日暖，五星明处夜堂深”句。落第举子便据此汹汹抗议，攻击考官，说他们自命为五星，视我辈为蚕蚁。造为种种丑话，千百人聚于途中，包围欧阳修的马前马后，群诟众骂，甚至散布生祭欧阳的祭文，叫嚣不休。但至殿试榜出，大家就都不敢再闹了。

        苏轼依例分别致书谢各试官。《谢梅龙图（挚）书》称道考试的方法说：“简且约，故天下之士皆敦朴而忠厚；详且难，故天下之士虚浮而矫激。诗赋将以观其志，而非以穷其所不能；策论将以观其才，而非以掩其所不知。使士大夫皆得宽然以尽其心，而无有一日之间，苍皇扰乱、偶得偶失之叹。”这个意见，就是他后来反对王安石变科举的滥觞。《谢王内翰（珪）启》有“顾惟山野之见闻，安识朝廷之忌讳”之语，竟是后来身罹诗狱的语谶。

        欧阳修接到苏轼的谢启，拿给梅尧臣看，慨然道：

        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

        一日，与儿子欧阳奕论文，说到苏轼，欧阳修叹道：“你们记得，更三十年，无人道着我也！”

        苏轼在《上梅直讲（尧臣）书》中，也充分表现了他对欧、梅的知遇之感，如言：

        轼不自意，获在第二。既而闻之人，执事爱其文，以为有孟轲之风，而欧阳公亦以其能不为世俗之文也而取焉。……人不可以苟富贵，亦不可以徒贫贱，有大贤焉，而为其徒，则亦足恃矣。

        欧阳修提携后进，向来不遗余力，对苏轼更是用尽全力，到处揄扬。介绍他去见宰相文彦博、富弼，枢密使韩琦，大家都以国士待之，对他的印象很好。这些前辈对这位新科进士道：“唯恨你不能一识范文正公。”盖因范仲淹已于距此五年前的皇祐四年逝世。苏轼归读欧阳修所撰的《范文正公墓志》，为他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责任精神，磊落的行谊而深受感动，不觉落泪，叹道：“自读石介《庆历圣德诗》，中经十有五年，而不得一见其面，岂非命也！”

        欧阳修不但介绍他晋见名公巨卿，并且叫他的门客晁端彦（美叔）去访苏轼，说这个人将来一定能够盛名于世，嘱与定交。

        梅尧臣是老苏的老朋友，他看到轼、辙兄弟时，他们的年纪都还很小。后来作《老翁泉诗》赠苏洵，有“岁月不知老，家有雏凤凰。百鸟戢羽翼，不敢呈文章。去为仲尼叹，出为盛时翔”之句，对苏氏兄弟更是赞誉非常。

        因是父执，苏轼尊之为梅二丈，说他长身玉立，秀眉大耳，额头泛着红光，酒量很宏，饮过百盏，他就端坐高拱不语，此时算是醉了。

        榜发后，苏轼往谢这位父执，圣俞问道：

        “《刑赏忠厚之至论》中，有‘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这两句话，典出何书？”苏轼坦然答道：“想当然耳。”

        在这场兄弟同登进士第的喜庆中，传说苏洵禁不住有点遗憾的样子，有人问他的感想，他道：

        不论此传说中的话语是真是假，想象苏洵心中，正可有此感慨。

        轰轰烈烈的考前考后的忙乱，到了是年八月，粗告静定，但一不幸的噩耗，如晴天突生霹雳，忽自眉山传来京师。轼、辙兄弟的母亲程太夫人已于本年四月初八日卒于纱縠行的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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