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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金陵谒荆公

        王安石于熙宁八年(1075)二月,东山再起,复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年四月,进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再度拜相。这时候,神宗对他虽然敬信不衰,但政治大环境,对他先已造成的“亲友尽成政敌,谤怨集于一身”的情况,并不因为中间稍稍间歇而有任何改善。另一意外,他的还朝,反而见忌于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吕惠卿,认为安石再相,挡了他的锦绣前程,遂欲力闭其途,只要可以为害安石的,无所不用其极。甚至利用献《流民图》的郑侠狱案,害安石之弟安国。更将安石给他的私书,中有“无使齐年(指冯京)知”“无使上知”语者,密呈神宗,动摇皇上对他的信心。安石一则痛心于他的新政措施败于群小之手,事功渺不可期;再则又很悔恨于“智不足以知人,而险诐常出于交游之厚”。失望之极,屡屡上章求去,无奈神宗总是不许,甚至诏令“勘断来章”,以示挽留的坚决。

        不料再相的翌年,安石最得力的长子王雱(元泽),竟以三十三岁的英年,忽患背疽而死。遭遇如此,安石悲伤不堪,万念灰灭。决心摆脱政柄,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萧然归隐金陵。

        一个政治家,一旦从热烈的政治生活中冷静下来,不免回顾生平,牵扯出种种前尘往事,常为自己作下一个残酷的结论。安石自嗟这一腔救国救民的抱负,何以竟不为当代的先达和老成所接纳,血心创造的种种新政措施,又不能获得大部分正人君子的合作,孤军奋斗勉强打下的一点新政基础,而又后继无人,是不是他的一切努力,都将付诸无情的东流,将来历史上又将如何描画他呢?他不能为同时代的人所了解,怎能避免后人的曲解或歪曲?一向强硬的安石,也不禁惶惑起来,一种突然产生的孤高的寒意,侵袭着他;一种无助的失落和悲哀,淹没了他。当时所作七律一章,意境竟已非常苍凉:

        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

        当时黯暗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

        糟粕所存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

        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

        安石原来有皇帝诏赐的一座宅邸,在金陵白下门外七里,距钟山宝公塔亦七里,故名“半山”的地方。虽是退休宰相的宅邸,周围却不筑设围墙。门下劝他,居室如此暴露,未免太不安全,他但笑而不答。每日骑匹野驴,带一两个随僮,漫游金陵各处山水名胜,南朝遗留下来的许多佛寺,逐一都有题咏,几年下来,倒已积存了很多诗稿。

        后来,这位孤独的老人,不幸又害了一场大病。病后,精神体力更加大不如前,觉得自己要这空荡荡的大宅邸,实在没有用处,便把它舍作佛寺——名曰“报宁禅寺”。他则隐居钟山,闭门却扫,平常不大出门。到苏轼自黄州至金陵时,安石已经在此闲居八九年了。

        当年的现实政治,曾使王、苏二人隔阂甚深,误会重重。但至罢政闲居以后,苏轼已在黄州,安石对于这位后辈的才气、学问和品格,却又非常欣赏起来。凡遇有从黄州来的人,他必定要问:“子瞻近日有何妙语?”

        有一次,有人告诉他说:“子瞻宿于临皋亭,夜半醉梦而起,作《胜相院经藏记》一篇,得千余字,一气呵成,写毕,才点定一两字而已。现有抄本在船上。”

        安石即请人取来。其时,月出东南,林影在地,这花甲老人,便站在屋廊檐下,就着薄暮微光,展卷细读,喜见眉宇。

        “子瞻,人中龙也。不过这篇文章中,却有一字未稳。”老人读毕,慨然言道。

        “愿意听听您的高见。”

        “文中‘日胜日贫’那一句,不如说‘如人善博,日胜日负’。”

        这话后来传到苏轼耳中,他也禁不住拊掌大笑,认为荆公确是知言。

        苏轼一到金陵,即遭殇子之痛,还来不及去晋谒荆公,荆公却已野服乘驴,到江边来看他了。

        苏轼不及冠带,出船迎揖道:“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

        “礼岂为我辈设者!”安石洒然笑答。

        这两位个性不同,但是一样伟大的人物,不论从前身在政治漩涡中,曾经有过若干是非,多少摩擦,而今事过境迁,金陵重见,则两人都已退出了那个混乱而又充满喧嚣的政治舞台,彼此皆是台下的闲人了,回首前尘,恍如噩梦。现在,悠游林下的王安石,得以一代才人来看待苏轼,苏轼则以前辈敬视荆公,无拘无束地晤言一室之内,不觉都有快慰平生的喜悦。

        王安石与苏轼,二人间另有一件微妙的关合,为两人的生、死、出身,都在同一年岁上。安石生于天禧五年(1021),苏轼生于景祐三年(1036),年龄相差十五岁。安石成进士于庆历二年(1042),苏轼为嘉祐二年(1057),同为二十二岁登第,前后相距也是十五年。最后一点,则在当时两人都不自知的,安石薨于元祐元年(1086),苏轼卒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享年均为六十六岁,辞世先后也差十五年,可谓巧极。

        苏轼约期来谒的前一晚,安石和几个门下客闲谈,他问“动”“静”二字,应该怎样解释?门客回答的话,拖拖沓沓数百言,还没解说明白,安石不能满意,便说:

        “等子瞻明天来时问他。”

        后来拿这题目问苏,苏轼应声答道:

        “精出于动,守神为静,动静即精神。”

        安石为之击节称叹。

        苏轼在黄州作雪诗,有“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眩生花”句,别人都不知典故出处,他二人谈到这诗时,安石说:“道家以两肩为玉楼,以眼目为银海,阁下使的是这个典故吗?”苏轼大笑称诺。退后,对安石门客说:“学荆公者,哪有像他这样博学的啊!”荆公叫苏轼口诵一篇得意的近作,他亲笔写了,送他做纪念,又自诵诗叫苏轼写赠自己。

        他们两人,接连数日,朝夕相见,饮食游玩,都在一起。金陵太守陈睦(和叔)陪伴他们同游了蒋山诸寺,安石的门客段缝(约之)、叶涛(致远)、陈辅之等共与游宴,大家都很偷快。

        老年人历经世故,大抵都会喜欢史学,安石和苏轼于纵论诗文之余,不知不觉就把话题转入治史这条路上去了。安石认为苏轼是蜀人,平生纵迹又遍历中原和荆吴诸地,是重写三国史的理想人选,便鼓励他乘现在有时间来担当这一任务。安石说:“欧阳修作《五代史》而不作《三国志》,实是可惜,现在应该由你来做。”苏轼坚辞不敢,说:“作史我不内行,愿举刘道原(恕)自代。”从覃心著作又谈到安定生活的重要,安石就举自己旧作《读蜀志》一诗为证,他说,三国的刘备曾对许汜说:“人该忧国忘家,不应求田问舍。”安石不以为然,曾作翻案文章曰:

        千载纷争共一毛,可怜身世两徒劳。

        无人语与刘玄德,问舍求田意最高。

        因此,又劝苏轼就在金陵买点田地,寻所住宅,先把生活安顿了,然后才能读书治学。安石这番意思,非常明白,他希望苏轼留居金陵,和他作伴,苏轼也为之非常感动,作《次荆公韵四绝》中,有一首是: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苏轼面对这伟大而又孤寂的老人,想起“逝者如斯”又不可追的过去时候,有许许多多可以后悔的地方,所以说“从公已觉十年迟”,这是苏轼真诚的忏悔之辞,是他经过御史台狱的锻炼,经过黄州五年,沉痛的反省之后,才说得出来的真心话。荆公得此诗后,也很感动,惘然道:“十年前后,我便不厮争。”

        苏轼在金陵逗留期间,听从安石劝告,开始访求田宅,可惜匆匆不得遇合。后来,他的忘年老友河南王益柔(胜之)奉命来替陈睦接知江宁,就又陪他再游蒋山,赋诗中提到荆公舍宅作寺的事,有言曰:“欲款南朝寺,同登北郭船。朱门收画戟,绀宇出青莲。”安石听说苏轼有此作,急命取读。当他念到“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句时,不禁拍案叫绝道:

        “老夫平生作诗,无此一句。”

        五言诗是安石最擅的胜场,苏轼评荆公诗,说过:“荆公暮年诗始有合处,五字最胜,二韵小诗次之,七言诗终未脱晚唐风味。”历来论诗者,公认此是确当的评论。所以,作五言长诗而要博王荆公的拍案称赏,确是不易。

        王益柔就任一日,即又诏移南都。时已八月,苏家泊舟为宅,终非久计,只得辞了荆公,八月十四日与王益柔联舟同往仪真(今江苏仪征)。

        苏轼别去,安石对人长叹道:“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离开金陵的翌日,苏轼即在舟中作书上荆公,曰:

        某游门下久矣,然未尝得如此行,朝夕闻所未闻,慰幸之极。已别经宿,怅仰不可言。……

        苏轼回想熙宁年间的荆公,怀抱一腔救国的热忱,执持理想,那一份勇往直前的勇气,着实足以令人敬佩。曾几何时,如今只是个衰病而又孤独的老人,驴背行吟,蹀躞于钟山道上,不禁付与无限的同情。

        在金陵,因为王夫人病须调治,住了一个月,然后到了仪真,得到真州太守袁陟(世弼)的帮忙,先把家眷安顿在仪真学舍里,继在仪真探问可买的田庄。苏轼从黄州来,手头非常拮据,只能托人卖掉京中的宅第南园,可得八百余千,等钱来买这边的田宅,以便归隐,与子由书:“稍留真,欲葺房缗,令整齐也。”即是指此。

        苏轼与秦观在金山聚首后,因他新举进士,特再为他上书荆公:

        轼顿首再拜特进大观文相公执事。近者经由,屡获请见,存抚教诲,恩义甚厚。某始欲买田金陵,庶几得陪杖履,老于钟山之下。既已不遂,今仪真一住,又已二十日,日以求田为事,然成否未可知也。若幸而成,扁舟往来,见公不难矣。

        向屡言高邮进士秦观太虚,公亦熟知其人。……才难之叹,古今共之,如观等辈,实不易得。愿公稍借齿牙,使增重于世,其他无所望也。

        荆公希望苏轼卜居金陵,可以作伴,而苏轼留在仪真二十余日,买田未成,似乎没有这个缘分,但是,即使成功,为时也已太晚,别后不到两年,荆公即病逝金陵,永别人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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