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举事了，苏轼就得认真考虑自家的出处了。

        上年冬季，赵君锡所提出的叶祖洽改官案，赵挺之弹劾的馆试廖正一案，王觌的宜兴一郡案等等，抨击的本身，苏轼认为不必辩白。不过，一案未平，一案又起，让精神时间照这个样子消耗折磨，实在太不值得，所以他就不提劾案，只以疾病的理由，连连上札，请求外放。

        太皇太后召见，面问他：“何故屡入文字乞郡？”

        苏轼具以病状为对，太后宣论：

        “岂以台谏有言之故？你兄弟自来孤立，向来进用，皆是皇帝与老身主张，不因他人。今来但安心勿恤人言，不用更入文字求去。”

        苏轼退朝后，深感太皇太后恩德高厚，外放一言，再难启齿，自知不容于人的真实原因，只是在于“宠禄过分，地势侵迫”所致，倘然仍踞高位，谤讪一定不绝。因此他改乞朝廷罢免他翰林学士的位置，别给京师里任何一个闲差，可望免为台谏攻击的目标。元祐三年三月下旬，上《乞罢学士除闲慢差遣札子》，剖析遭人攻讦的因由云：

        臣退伏思念，顷自登州召还，至备员中书舍人以前，初无人言。只从参议役法，及蒙擢为学士后，便为朱光庭、王岩叟、贾易、韩川、赵挺之等攻击不已，以致罗织语言，巧加酝酿，谓之诽谤。未入试院，先言任意取人。虽蒙圣主知臣无罪，然臣窃自惟，盖缘臣赋性刚拙，议论不随，而宠禄过分，地势侵迫，故致纷纭，亦理之当然也。……

        苏轼但求给予一个秘书监、国子祭酒之类的闲官，俾资自保。札上，太皇太后只是“慰留”。

        司马光逝世后，朝内群臣既自分别派系，人事纷争不已，而散在京外的那批熙丰之臣，蠢蠢欲动，不是恶意评骘朝廷的施政，就是从中挑拨离间，诡变无穷。

        只爱谈禅，不喜接见士大夫的太平宰相吕公著，际此内外交迫的境况，自己则又既老且病，实在无法支应，屡请罢相。至元祐三年四月，获准解除实际政务，拜为司空同平章军国事，和文潞公一样，成为国家的元老。

        相职的继任是以中书侍郎吕大防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以同知枢密院范纯仁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吕大防以不植党羽，立朝公正无私而被重用。范纯仁是范文正公（仲淹）的次子，字尧夫。他的政见不尽同于司马温公，看前述争差免役法和主张恢复青苗放款以济国用两事，可以概见。纯仁青年时代有个出名的“麦舟故事”。范文正公在睢阳，派尧夫到姑苏去取麦五百斛，回程路上，舟次丹阳，遇见父执石曼卿，问他来此已有多久。曼卿说：“我已来了两个月，原想将三具先人的灵柩运回西北去归葬，但是没处借钱。”尧夫就把麦子和船都送了他，自己骑马回去。到了家里，不敢对父亲说，直到文正问道：“在东吴见到故旧没有？”他才将遇见石曼卿的经过说了出来。文正便说：“那你何不就将麦舟送他。”尧夫才坦然道：“已经给他了。”其人品德之高，为人称道。

        宰相的更易，是何等重要的国家机密，所以必须先将学士召入翰林院，锁院，然后面授词头，撰麻公布。

        学士因“撰麻”锁院，与试士不同。试士有预定的日程，一切可先准备；撰麻都是临时宣召，或全番或半番快行差员，分批往学士邸第“传宣”，须等各班快行分批到齐，则学士上马，穿朝服，戴高帽，众人簇拥入院。院内如别有直宿学士或直学士在，均须先行回避出去。当夜，依照宣论撰麻，撰就进呈，一面通报閤门宣赞舍人，当晚由御史台閤门通报，明日“宣麻”，则文武百僚明晨均须集合赴文德殿听宣。其郑重有如此。

        四月四日，苏轼被传锁宿禁中，中使宣召入对，内东门小殿帘中，传出除目。那是吕公著平章军国事；吕大防、范纯仁左右仆射，交撰写“麻制”。苏轼承旨毕，太皇太后忽然说道：“官家在此。”

        “适已起居（行礼）过了。”苏轼恪恭谨对。

        “有一事要问内翰（宋称翰林学士），前年任何官职？”太后询问。

        “汝州团练副使。”

        “今为何官？”太后再问。

        “备员翰林，充学士。”

        “何以至此？”

        “遭遇陛下。”

        “不关老身事。”

        “那必定出自官家。”

        “亦不关官家事。”

        “莫非是大臣论荐？”苏轼恭问。

        “亦不关大臣事。”

        苏轼大惊，郑重回道：“臣虽无状，必不别有干请。”

        “久待要学士知道，”太后说，“此是神宗皇帝的遗意。神宗皇帝饮膳中常看文字，看得停箸不举时，内监们都知道定是苏轼写的什么。他又常常称道：奇才，奇才。不幸未及起用学士，就上仙了。”

        苏轼听到此处，禁不住感情激动，失声痛哭。太后和皇帝也都流下泪来。随命赐坐，吃茶。

        “内翰，内翰，直须尽心奉事官家，即是报答先帝的知遇。”太后郑重叮咛。

        苏轼拜辞，太后命撤御前金莲烛，送学士归院。

        自此，苏轼一面尽力经筵，教育这位年轻的官家，遇事直抒己见，不顾一切地言事，只为报答先帝和太皇太后的知遇。

        苏轼居常还有特派的外交任务，如元祐元年（1086）十二月在中国东北边境，契丹人所建的辽国，派使者耶律永昌、刘霄来贺坤成节（宣仁太后诞辰），诏以狄咏（狄青之子）、苏轼为“馆伴”。宋制：番使入国门，即差馆伴使副负责接待，陪同住在驿馆，凡趋朝、见辞、游宴均相伴同。辽是宋朝最大的敌国外患，馆伴的职责，混合外交和防谍的双重任务，苏轼表现得处处谨慎。

        他们初与刘霄会食，苏轼酒量本来不大，饮半，他已谢不胜酒力，刘霄便念起他的旧作来：“痛饮从今有几日，西轩月色夜来新。公岂是不善饮酒的人？”苏轼心里很奇怪北虏也知他的诗。

        宫廷赐宴回馆，刚开始起步，苏轼骑的那匹马失足小蹶。刘霄立即下马过来慰问：“受惊了，没有受伤吧？”苏轼回答：“衔勒在御，虽小失，无伤也。”他很镇静地保持着上国大臣的风度。

        苏轼陪契丹使入宫觐见时，望见文潞公（彦博）站在殿门外，使者却立改容，小声问道：“那位即是所谓以德服人的文潞公吗？”又问潞公的年纪。苏轼说：“今年八十三岁。”使者惊叹：“何等强健！”

        苏轼说：“您只见他形貌，没有听他讲话。他综理庶务，酬酢事物，虽精练少年，也不如他。贯穿古今，博学强记，虽专门名家，亦有不逮。”使者拱手道：“真是天下异人！”苏轼后来撰富（弼）公碑，《答陈传道书》说：

        某顷伴虏使，颇能诵某文，乃知虏中皆有中原文字，故为此碑，欲使虏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

        身为近臣的苏轼，前曾奉派使辽，辞谢未去。至元祐四年八月，他在杭州任时，苏辙奉派为贺辽国生辰的国信使，将行，苏轼作《送子由使契丹》诗，引用唐史李揆的故事，谆谆以谦抑自己，宣示中朝人才之盛为嘱。

        李揆风仪俊美，口才很好，皇上叹为门第、人物、文学都是当代第一。入番会盟，酋长说：“闻唐有第一人李揆，就是您吗？”

        揆惧为番人所留，骗他说：“彼李揆安肯来耶！”

        苏氏兄弟，一样名扬北狄，所以苏轼送行诗有“沙漠回看清禁月，湖山应梦武林春。单于若问君家世，莫道中朝第一人”那样的话。

        果然，苏辙行至涿州，《神水馆寄子瞻兄四绝》诗，便有那样一首：

        谁将家集过幽都，逢见胡人问大苏。

        莫把文章动蛮貊，恐妨谈笑卧江湖。

        苏辙至辽，辽主派他们的侍读学士王师儒为馆伴。师儒就很能讲说三苏的文章，还能背诵苏辙的《服茯苓赋》，但恨未见全集。苏辙所见辽人，大都会向他问候：“大苏学士安否？”

        苏轼文名，传扬海外，虽为外夷所爱服，讵知他在国内，却不见容于同列的朝士，只望能够给予越州一郡，能够逃过台谏们的凶锋，就算很好的了。作《次韵子由使契丹至涿州见寄四首》之一，即言：

        毡毳年来亦甚都，时时鴂舌问三苏。

        那知老病浑无用，欲向君王乞鉴湖。

        苏辙此行，带了他的大儿子苏迟侍行。苏轼非常高兴，称赞他道：“随翁万里心如铁，此子何劳为买田。”

        此后若干年，苏轼的门生张舜民（芸叟）也奉命出使大辽，见宿州馆中有题苏轼的《老人行》于壁间者，范阳书肆刻苏轼诗数十篇，题曰《大苏小集》，足见辽人研究中原文化的热烈和对于苏轼诗文的崇拜，亦不限于外交应对上一时之用而已。

        元祐三年（1088）五月初一，皇帝在文德殿视朝，苏轼以翰林学士兼侍读，苏辙以户部侍郎轮值恰同“转对”。按制，自侍从以次朝官，每五日各轮派一员上殿，为“轮当面对”，简称“轮对”或“转对”。面对时，必须进呈有关时政的札子，即就所见条陈之类。

        苏轼条陈三事：一是以天下之广，事物之变，执政和谏官不能尽知，请准其他臣僚皆得“请间奏事”，以广耳目；二是取士太滥，而中式进士得缺不易，因为得缺不易，所以到官之后，难免贪赃黩货；三是任子（恩荫）必须裁减，以救官冗，减少国家官俸支出的沉重负担。

        这三事中以第一项为最重要，广开言路，可以使君上耳目聪明，君上耳目聪明，则执政的臣僚就无法把持政柄，蒙上蔽下——宋朝的台谏制度本意在于监督执政，但如台谏官竟为执政利用时，则君上耳目尽废，历史上的权臣也就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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