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谪至黄州的第三年春四月，他的老友杨绘（元素）因举荐属吏王永年，被台谏纠弹，贬官荆南节度副使，乘这机会曾到黄州来看望过他。当时杨绘还对苏轼提起十年前，他接替陈襄来知杭州时，苏轼赠词《醉落魄》中有“尊前一笑休辞却，天涯同是伤沦落”的句子，不料正应验了今日两人相同的命运，成了“语谶”，相与感叹良久。

        这次游罢庐山，还至九江，苏轼才得到好消息：上年（元丰六年，1083）十一月皇帝南郊祀天于圜丘，大赦天下，杨绘亦援恩例起知兴国军，已至任所。苏轼感念他们之间的友谊，不惜从九江原路折回到与武昌甚近的兴国去看望杨绘。

        然后，苏轼一人再自兴国陆行，径赴筠州去看他的老弟。过瑞昌，自言“溪上青山三百叠，快马轻衫来一抹。……”（《自兴国往筠，宿石田驿南二十五里野人舍》诗），这时候天气尚不太热，旅途还算轻快。五月一日至建昌，途遇苏辙的女婿王适（子立），再至永修，访问了李莘（野夫）、李常（公择）兄弟的故居，因为屋主久已不在，似已十分荒败。当时李常已离开舒州，在京做礼部侍郎，李莘亦官于他处，所以诗说：“何人修水上，种此一双玉。思之不可见，破宅余修竹。”他怀想故人，只是：“我来仲夏初，解箨呈新绿。幽鸟向我鸣，野人留我宿。徘徊不忍去，微月挂乔木。”一种朋友契阔的怀念，更加深了他在流浪中的寂寞。

        到了奉新，先派人送信给苏辙说：“已至奉新，旦夕相见。”将至筠州前，又写了《将至筠，先寄迟、适、远三犹子》那篇长诗，说他“露宿风餐六百里”，明朝虽然已可走到高安的南（蜀）江了，但是“念汝还须戴星起”，充分写出了他当时的兴奋和热望。距高安二十里，苏辙等已在城外建山寺迎候了。

        苏辙在筠州，交游寥落，常相往来的，仅有洞山和云庵和尚、黄蘗的道全禅师和圣寿院的蜀僧有聪禅师。在接信之前几天的晚上，云庵和尚梦与苏辙及有聪禅师，三人一同出城去迎接五祖寺的戒禅师，醒后觉得奇怪，一早便来告诉苏辙。话未说完，有聪禅师却也来了。

        苏辙迎上去，大声对他说道：“他正与洞山老师说梦，您也是要来说梦吗？”

        “夜来，正梦到我们三人同去迎接五戒和尚。”有聪禅师说。

        苏辙拊掌大笑，说：“世间果有同梦的事，真是奇怪！”

        过不几天，苏轼的送信人到了。苏辙、云庵二人大喜，及期，雇了竹轿，出城二十里至建山寺等他。

        苏轼到了寺中坐定，兄弟久别重逢，一时不便说话，苏辙就各将前些日子所做的梦说给他听，不料苏轼听后，说出一段故事来。

        “我八九岁的时候，常常梦见自身是个和尚，往来陕右一带。还有先妣孕我时，曾经梦见一个和尚要来我家投宿。还记得这和尚身材瘦长，瞎了一只眼睛。”

        云庵大惊道：“戒和尚是陕西人，瞎了一眼的。晚年弃五祖寺来游高安，终于大愚。从现在倒数上去，恰恰五十年。”

        苏轼这一年是四十九岁，大家相信五戒禅师是他的前身。苏轼自己也很信这话，至元祐中，在京城给云庵和尚写信，还说：“戒和尚不识人嫌，强颜复出，真可笑矣。既法契，可痛加磨砺，使还旧规，不胜幸甚。”

        不但如此，自是而后，苏轼常穿衲衣，甚至将朝服套在衲衣外面，穿了就去上朝。那时候，哲宗皇帝还是十几岁的小孩，眼睛尖，好奇心重，他看得很奇怪，便问右珰陈衍道：“苏轼衬在朝章里面的是什么衣服？”

        “是道衣。”陈衍回答。

        哲宗听了一笑。

        苏轼来了，被款待住在苏辙家厅堂前厢的东轩里。

        说到苏辙的住处，比黄州的临皋亭还不如。他刚到高安时，就住在盐酒税局里，屋在江边，常遭水淹，而且敝旧不堪。后来乞得郡守的许可，才借到部使者的府邸暂住，仍然是一所东倒西歪的破宅，他自己用木头来支撑欹斜，土补圮缺，才勉强可住。只有厅堂外那间东轩是自己新造的，还在轩前手种了两株松树，百来株绿竹，算是最富情调的一间居室，现在用来招待老兄。

        苏辙在高安的生活，远不如苏轼在黄州那样闲适。这盐酒税的差事，原来有三个人在做，苏辙来后，另外两个人适皆罢去，从此不再补人，一切琐事都压在苏辙一个人肩上了。早晚上下班，中间隔着一条江水，都须坐船摆渡，自作诗说：“朝来榷酒江南市，日暮归为江北人。”已够奔波劳苦了，何况他还必须整天坐在市场中，鬻盐、沽酒、秤量猪肉和鱼鲜，与那些市侩贩夫争论斤两，计较锱铢，一点休息时间都没有。直要等到天黑了，才能收拾税场，关门渡江回家。回到家里后，他已筋疲力尽，昏然就睡。等他一觉醒来，天也亮了，他又得再赶到江南去做同样的琐事。所以虽然造了这间东轩，并没有时间来享受，自言：“每旦暮出入其傍，顾之，未尝不哑然自笑也。”

        这次苏轼远来，才真派上了用场。

        这是苏氏兄弟黄州别后第一次重逢，而且是与他全家人的合聚，他们可以一起自由自在地讲眉山家乡土话，做家乡点心“水饼”来吃，毫无拘束地说笑话。

        苏轼最关心的是他的三个侄子，他上次见到他们还是十多年前，时在济南，老三虎儿（苏远）出生还不久。现在老大阿梁（苏迟）年已弱冠，和老二阿罗（苏适）都已长大得能够高谈阔论了，连这最小的幺儿也已十一岁，开笔学习作诗了。他很高兴几个侄子都已长那么大，给他们写“别诗”，自问中夹着甚深的感慨（《别子由三首兼别迟》）：

        两翁归隐非难事，惟要传家好儿子。

        忆昔汝翁如汝长，笔头一落三千字。

        世人闻此皆大笑，慎勿生儿两翁似。

        不知樗栎荐明堂，何似盐车压千里。

        苏辙的公事，无人替代，甚至端午节那天，他仍然要去鬻盐沽酒，所以，苏轼只得带了三个侄子去玩了一趟大愚山的真如寺（这大愚山就是五戒和尚圆寂的地方）。

        在高安，只能住六七天，多年的盼望，却像天上的闪电一样，照眼一亮便过去了。临别时候，他劝慰弟弟道：“三年磨我费百书，一见何止得双璧。愿君亦莫嗟留滞，六十小劫风雨疾。”——人生途中，难免风风雨雨，只是吹打愈狂，过去愈快，劝他不要为眼前的潦倒而沮丧。

        苏轼自己现在固然飘泊无归，但是，一个自幼从儒家学说里锻炼出来的人，怎样都消灭不掉“求为世用”的抱负，天生我才必有用，决不放弃拯物济时的责任，决不甘心使生命的意义从此失落。不过读书人虽要求用，但是立身处世，自有原则，决不放弃。他说了斩钉截铁的话，要他的弟弟不要担心他的前途：“知君念我欲别难，我今此别非他日。风里杨花虽未定，雨中荷叶终不湿。”——这是苏轼可以自豪的志节，也是苏轼形体之外压不倒的英气。

        苏轼从筠州折回九江，要在九江等待留在黄州的家眷，来此会合。

        参寥自下庐山，也仍在九江等候，苏轼回来后，与他共住慧日院。九江旧名浔阳，当地有一唐代著名的道观——紫极宫，宋时改为天庆观。李白有《浔阳紫极宫感秋》诗。太白作此诗时，也在贬谪境况中，且与今日的苏轼，同为四十九岁。苏轼往游，兀自默诵着太白的原诗：“何处闻秋声，翛翛北窗竹。回薄万古心，揽之不盈掬。……懒从唐生决，羞访季主卜。四十九年非，一往不可复。野情转萧洒，世道有翻覆。……”一种时光流逝的压迫，一种落拓无归的际遇，使苏轼惊讶于人生真是变化莫测，没有可以肯定的存在，惘然和唱：“流光发永叹，自昔非余独。行年四十九，还此北窗宿。……世道如弈棋，变化不容覆。”吐露他寥落无依的伤感。

        天庆观的道士胡洞微，热烈接待苏轼。他说，他种有玉芝，一名琼田草，已经培养了七八年，再过几年，便成熟可食，吃了可以延年益寿，慨然预约，到时定当分赠。苏轼非常感激这胡道士的慷慨——时光流逝的怅惜连带产生服食长生的幻想，诗人李白最丰富的那份想象，同样激荡着这半百老人的胸襟。

        苏轼与胡道士于此订交，并将从磁湖得来的石菖蒲数本，一起托付这位道士代他培养。苏家全部眷口坐了大船从黄州到了九江，时将六月，参寥也要回浙江於潜去了，赋诗留别，苏轼和作，有“到后与君开北户，举头三十六青山”句，三十六峰系言嵩山，指河南府永安县的少室山，苏轼移置汝州，即在是地，意为约他将来更至汝州相见。

        苏辙《次韵作却寄迈迨过遯诗》，有云：“迈年最长二十六，已能干父穷愁里。”苏迈时将前往饶州德兴县去当县尉，苏轼决定先送儿子赴官，六月初九至湖口，父子二人还乘便游了当地的名胜石钟山。

        这石钟山就是郦道元《水经注》所记的“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的奇景之地。

        当地的寺僧使一小童陪他们父子同往，手持小斧在水边乱石间挑选一两处敲敲，果然发出硿硿的回音，但是苏轼笑而不言，他一定要实地去勘察个明白。当夜，独与苏迈乘一小舟到绝壁下，果然听到山下石穴与江水相激荡，自然发出钟鼓一样的声音。舟至两山间将入港口时，又发现有一大石踞于中流，此石中空而多窍，与风水相吞吐，声音更加响亮。据说，历来游客看过便罢，像苏轼这样自棹小舟，夜探水石的人并不多。他自己也很高兴得此发现，写出《石钟山记》那篇有名的散文。

        苏迈须从湖口分程，自往德兴，初次出仕去当地方官了。老父特为检出一方砚台来，亲撰铭文相赠。那铭文说：

        以此进道常若渴，以此求进常若惊。

        以此治财常思予，以此书狱常思生。

        苏轼和全家其他的人，则仍乘船溯江而南。经池州，六月二十三日到芜湖，七月初抵达当涂。

        乐全老人张方平的儿子张恕，时居当涂，邀请苏轼宴叙，并出家伎侑酒，不料家伎中却有黄州旧守徐大受的爱姬胜之在内，君猷死后，她已归了张家，不料在此相遇。

        苏轼本就非常喜欢娇小玲珑的胜之，也很欣赏她的冰雪聪明，在黄州时与她最熟，也写过好多阕词来赞美她，送过她好茶和好泉，认为只有她才配享受此物；又说过她是一个出身很好的女孩子等，似乎有一点秘密的爱意。

        这次意外重逢，王明清《挥麈后录》记有一则故事：

        东坡北归过南都，其人已归张乐全之子厚之恕矣。东坡复见之，不觉掩面号恸，妾乃顾其徒而大笑，东坡每以语人，为蓄婢之戒。

        古人本将姬妾视同私人财产，可以随意将她遣去或赠人，何况时在君猷身后，苏轼没有理由“掩面号恸”，除非他心里还有一份难忘的旧情，面对胜之嬉笑自若，毫无情意的态度，使他借君猷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作（姑熟再见胜之，次前韵）一阕以寄慨：

        别梦已随流水，泪巾犹浥香泉。相如依旧是臞仙，人在瑶台阆苑。

        花雾萦风缥缈，歌珠滴水清圆。蛾眉新作十分妍，走马回来便面。

        过姑熟堂下，苏轼偶读当地所印的“李白十咏诗”，不禁抚掌大笑道：“伪作败露了，岂有李白作这等诗！”后来听说王安国曾在秘阁中见过李赤集中有此诗。赤自比李白，所以名赤，据说为厕鬼所惑而死。苏轼说：“今观此诗止如此，而以比白，则其人心恙已久，非特厕鬼之罪。”

        苏轼观察敏锐，感觉力很强，并非完全是天赋，大部分得之于凡事认真的态度，对于浮夸、作伪的事，落在他的眼中，一点也不肯含糊，亦不肯人云亦云。游石钟山，他对那出于自然的天籁，非拏舟夜探，寻出根底不休；《姑熟十咏》伪诗，他不肯读过抛开，悻悻于赝物李赤；游庐山，在陈令举的《庐山记》中读到徐凝的瀑布诗，非但訾为“至为尘陋”，更讨厌他伪作乐天诗称羡此句有“赛不得”的这种谎话，不惜作诗痛骂：“飞流溅沫知多少，不与徐凝洗恶诗。”——这些都是小事，然而十足表露苏轼求真求实的真性情。

        苏轼在当涂，往访诗友郭祥正（功甫），这郭功甫于熙宁年间即以殿中丞致仕在籍，不大乐意做官，而以诗闻名，梅圣俞推誉他为“太白后身”。

        苏轼在郭祥正醉吟庵里喝酒，酒后兴发，索笔濡墨，就在他家髹漆屏上，画了一幅竹石，醉墨淋漓，大气磅礴。祥正无意得此，喜出望外，立刻送他两支家藏的古铜剑。苏轼复诗为谢，才将何以当时有非“挥洒云烟”不可的冲动，解释出来道：

        空肠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石。

        森然欲作不可回，吐向君家雪色壁。

        平生好诗仍好画，书墙涴壁长遭骂。

        不嗔不骂喜有余，世间谁复如君者？

        一双铜剑秋水光，两首新诗争剑铓。

        剑在床头诗在手，不知谁作蛟龙吼。

        苏轼写字作画，大抵都在醉后，这是他自不讳言的癖性，生活中激越起伏的情感与艺术冲动相结合，借着痛快的笔墨，发泄他的感情。所以，此诗是苏轼画论的基础，此画则是苏轼盘郁胸中的块垒。

        人在世间，处处受着束缚，步步似有荆棘，聪明过人，才气愈大者，他所感受的压迫，当然也更深更重。郁闷无聊到极点的时候，唯有借着酒醉，才能脱出尘俗世网，把自己暂时解放一下，所谓“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即是此意。酒精的力量，是一种刺激，平常人可以借此灌夫骂座，可以醉后痛哭；而艺术家者，则以笔墨这种工具，以借醉得全的天真，写出他沉积胸中的块垒。满纸淋漓的醉墨，往往是诗人无所皈依的沉哀，“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都一样是精神发泄的产品，都一样是性灵的呼号与怒吼。

        苏轼这幅郭家漆屏上的醉画，在他的朋友中印象很深。苏轼殁后，黄鲁直于崇宁元年（1102）在荆南作诗曰：“郭家髹屏见生竹，惜哉不见人如玉。”李端叔（之仪）更深入了解此画作者当时的心境，次韵诗曰：“大枝凭陵力争出，小干萦纡穿瘦石。一杯未釂笔已濡，此理分明来面壁。我尝傍观不见画，只见佛祖遭诃骂。人知见画不见人，纷纷岂是知公者。”画中重要的是作画者的精神，不是笔墨。所以端叔看这画，竟然不见画面，但看入画里的“芒角”和“槎牙”，而为之震栗：“汗流几案惨无光，忽然到眼如锋铓。急将两耳掩双手，河海震动雷电吼。”

        一个惯弄笔墨的人，无不讲究使用的工具，癖好文房用品，苏轼更不例外。黄州文化落后，苦无笔墨，他作诗说：“我贫如饥鼠，长夜空咬啮。瓦池研灶煤，苇管书柿叶。……”所以一旦身还江淮，到了当涂，他即热烈寻求仅次于广州端石的歙砚。不料他又遭遇了一次小型“笔祸”。

        苏轼曾作《凤咮石砚铭》，中有“苏子一见名凤咮，坐令龙尾羞牛后”句。其实龙尾是歙砚中的上品，曾为南唐李后主所爱用，石质紧密温顺，扣之声如玉振。所以歙人认为他的品评不公，便赌气说：“您既自有凤咮，何必再求龙尾。”

        当地的奉议郎方彦德，家藏一方龙尾大砚，他说：“阁下倘能作一诗，稍解前语，即当将此大砚奉赠。”

        苏轼果然作了《龙尾砚歌》，得到了这方歙砚。又将郭祥正送他的铜剑换了张近（几仲）的龙尾子石砚。

        唐坰送他张遇墨半丸，张遇是李廷珪、李承宴后一人，苏轼珍视之为“乌玉玦”。老朋友孙觉（莘老）上年与李常同时被召至京，任太常少卿。初入经筵，例有文房之赐，莘老不善书法，佳墨名笔对他都无用处，便转送了苏轼。苏轼得到，不啻贫儿暴富，作诗四首为谢。苏轼此时，漂泊江淮，穷无所归，却亟亟于求砚弄墨，说是个人的爱癖，也只有深怀艺术感情的人，才能有此近于沉迷的嗜好。

        然而，苏轼全家这段长江上的旅程，恰在六七月间铄石流金的大热天，日晒船蓬，水蒸炎暑，生活在这小小船舱里，长达两个月，怎能不人人生起病来。最先病倒的是王夫人，答袁真州书：“某到金陵一月矣，以贱累更卧病，殆不堪怀。……”他自己的疮毒也复发了，与文玉帖说：“某到金陵，疮毒不解，今日服下痢药，羸乏殊甚。……”

        在这种情形下，身体的抵抗力很重要。老年人抵抗力弱，所以病了。初生的婴儿，抵抗力更弱，侍妾朝云所生的遯儿，还不满十个月，禁不住湿热夹攻，于七月二十八日一病殇于金陵舟次。

        老年丧子，本是人生一大苦事，苏轼痛悼不已，只归咎于自己的恶孽，连累了这个孩子，不得长大。亲自将他抱去金陵埋葬，葬后，双手空空回来时，一路上禁不住老泪纵横起来。

        朝云，这个失去爱子的年轻母亲，更是整日整夜，只伏在床上痛哭，遯儿是她唯一的命根子，口口声声要和这个孩子同去。突然失去婴儿吮吸的乳房，涨满了乳水，溢流出来，湿透了床褥，他穿的小衣裳，还挂在衣架上，令人触目心伤。苏轼没有办法安慰她，作《哭子诗》曰：

        苏轼很奇怪，人生梦幻一场的了悟，早有认识，何以事到头上，仍然一点都想不开，啮心的痛苦丝毫解脱不得。正如平日储藏药物已如山积，一到疾病上身，仍然觉得无药可医，听任这把“恩爱”的利刃，来切割老人的肝肠。

        苏轼只想大哭一场，把所有的悲哀一齐发泄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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