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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登进士第

        嘉祐元年(1056),暮春三月,三苏父子启程北向嘉陵江畔的阆中,自阆中登终南山,走上褒斜谷迂回曲折、高悬天际的古栈道。此乃川陕间的交通要道,南褒(褒城县)北斜(斜谷,在眉县西)两座山谷,壁立千仞,中间万丈深坑下一道褒水,哗哗流过,沿途古木阴森,难见天日。这条凿石架木的栈道,秦时即已开筑,古道斜阳瘦马,实是一场艰险的行役。

        至横渠镇,兄弟同游了名为崇寿院的那座古庙,然后来到凤翔。原期在此好好休息一下行脚,不料凤翔的驿舍年久失修,破落得不能留宿,懊丧之下,只得将就在“鸡声茅店月”的小客栈过了一夜。再经大散关而至关中,苏轼在关右见有一首题壁诗:“欲挂衣冠神武门,先寻水竹渭南村。却将旧斩楼兰剑,买得黄牛教子孙。”心里生出一种无端的向往。但是人生自有使命,既然读书求仕,便须把责任尽了,才能寻求水竹村居之乐,心里不免怅然若失。

        东向而至长安,行至二陵间(葬夏代帝王的南陵和葬周文王的北陵),作为乘骑的马匹,因过分疲惫,病死中途,只好骑驴而至河南洛阳以西的渑池。渑池是战国时代秦王大会诸侯,逼赵惠文王献出和氏璧的名城。三苏到此,疲乏不堪,就借了老僧奉闲的僧舍歇脚。这老和尚照顾周到,兄弟俩都在寺壁上题诗留念。

        经过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到得京师,已经是榴花照眼的五月间了。父子三人,寄居于兴国寺浴室长老德香的院中,侍者惠汶招呼他们的起居。

        这一年的四月,河北发生大水,商河泛滥成灾。五月间京师又大雨不止,京畿的蔡河夜决,河水一直冒上岸来,泛滥入城,大水涨到与安上门的门关相齐,城南全部浸在水里,公私屋宇数万栋都被大水冲坏。六月间连地基很高的社稷坛都淹了水。苏轼等来时,看见沿河两岸,密密麻麻地排列着锄头畚箕之类的工具,县衙门里日费千万,忙着征召民夫来抽水,沿途数十里,吆喝之声,不绝于耳。

        七月,大雨虽止,而京城内繁华的九陌通衢,竟已完全看不到车马的影子,路上到处都是小艇,在浊水里划来划去。有天晚上,苏轼独自一人走上大内正对面的龙津桥上观看夜市,虽然仍是满街辉煌的灯火,却照耀在黑黝黝的脏水面上,像无数蠢动的金蛇,抬头上看,则星寒月皎,一片凄清,这岂是繁华的京城?宛然为江湖水乡的风貌。“独立市桥人不识,万人如海一身藏”,苏轼心里有无限的寂寞、无限的乡愁。

        八月,苏氏兄弟与林希(子中)、王汾(彦祖)、顾临(子敦)、胡宗愈(完夫)等同应举人试于开封景德寺。

        待到发榜,四明袁毂(公济)为榜首,苏轼初露头角,考了第二,苏辙也榜上有名,都中了举。

        这个来自千里外西南偏鄙之区的乡野青年,虽然心知这紫陌红尘里,住着好多一向景仰的国之大老,少年时期读过的《庆历圣德诗》,印象都还非常深刻,但是门墙高远,无由晋接,心里不免怏怏。有一天,苏轼踯躅街头,忽然碰上了丞相富弼和枢密大臣韩琦的车驾,他只得侧身道旁,从行列中远远瞭望这两个伟人的风采,觉得他们的容貌似乎都很宽厚,但有“见恶不怒,见善不喜”的庄严气象,心想这岂不就是书上所说的大臣风度,禁不住有一种英雄崇拜的念头,在这青年热烈的心上升起。

        儿子们已都突破了文官考试的第一关,已经具有应试进士的资格了,老苏心里放宽了一步。九月间,他就捡写了《洪范论》《史论》等七篇自己的著作,作《上欧阳学士书》。书中,除了盛称欧阳的道德文章外,末言“洵也不幸,堕在草野泥涂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所以要“徒手奉咫尺之书,自托于执事”。

        然后,他就带了张方平和雷简夫的介绍信,往谒欧阳。欧阳读了苏洵的论文,以为博辩宏伟,即使贾谊、刘尚亦不过如此。初见面,觉得他温温然不太善于说话,但是相处时间愈久,愈觉此人可爱,和他讨论一个问题,往往愈谈愈深入,愈深入则辨理愈为明晰。欧阳修叹赏他是一个纯明笃实的君子。

        欧阳修就将苏洵所作二十篇,上奏朝廷,作《荐布衣苏洵状》,略曰:

        伏见眉州布衣苏洵,履行淳固,性识明达,亦尝一举有司,不中,遂退而力学。其论议精于物理,而善识变权;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其所撰《权书》《论衡》《几策》二十篇,辞辩宏伟,博于古而宜于今,实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其人文行,久为乡闾所称,而守道安贫,不营仕进,苟无荐引,则遂弃于圣时。

        所以请求朝廷,将他的文章下两制看详,如有可采,乞赐甄录。

        以一代文宗的欧阳修如此大力推荐,苏洵的文名遂起,朝中大老也都为之瞩目。据说,九月九日重阳节,韩琦置酒私第,邀宴二三执政,欧阳修有意提掖,约了苏洵同往,席间赋诗,洵有“佳节屡从愁里过,壮心时傍醉中来”句,虽入中年,当时的意气还是非常旺盛。

        苏洵后来就照通例,以投贽文字的名义,上书时相富弼、文彦博,枢密韩琦、田况。其时军政废弛,士卒骄情,韩琦欲稍裁制,但恐军人悍怒生变,逡巡未发。苏洵略闻其意,所以在致韩琦的书中说:“古者非用兵决胜之为难,而养兵不用之可畏。”他认为前任枢密狄青,过分宽厚,所以搞得兵骄将惰,纪律不振,因此力劝韩琦必须一反狄青之道,严格整顿军队的风纪。他认为天子有生杀大权,所以不可多杀以贾怨,人臣奉行天子之法,虽多杀,天下亦无以归罪,此先王所以威怀天下之术,希望他要考虑长治久安之道,毋幸一时的称誉,须尽至公之心,励威武以振军风的疲堕。

        韩琦看了,虽然不大愉快,但他是一个心胸开朗、以和气出名的大人物,即使谈到有人倾害他时,也辞和气平如道家常,所以虽不赞成苏洵的意见,但也不批评他。

        上富弼书,苏洵则说天下人皆期望他有所作为,而一人欲擅天下之事,必须“政出他人而不惧,事不出于己而不忌”。当权的人,如前前后后有不平者在,则其身危,所以劝他要忍其小忿而容其小过,以杜绝他人起不平之心。主要的意思是劝他用人行政,必须扩大胸襟,才能做大事,成大功。富丞相看了,更不愉快。

        其他诸人,对于欧阳学士竭力揄扬的人物,口虽不言,但都不甚领情。有人探问富弼对他的观感如何,富说:“此君专门教人杀戮立威,岂值得如此要官做!”语意非常刻薄。不过,韩琦是与范仲淹同以文人治军,声震夷狄,人称“韩范”的军事家,而苏洵与之大谈兵事;富弼更是政坛老手,且具外交长才的政治人物,而苏洵与之论政治技术,宜其所得结果如此。

        欧阳论荐,苏洵止得试衔初等官,心里大不满意,据说是由于富弼的排斥。

        其时,老苏对于自己的仕进还很热心,听说张方平已以三司使召还,便立即西出百余里前往迎见,希望得到他的帮助。《嘉祐集·上张侍郎第二书》中,形容往迎途中的辛苦道:“雪后苦风,晨至郑州,唇黑面裂,僮仆无人色。从逆旅主人得束薪缊火,良久乃能以见。”出郑州的路上,他又碰到枢密使宋庠的车驾,更使他自伤沦落,续曰:“出郑州十里许,有导骑从东来,惊愕下马立道周,云宋端明且至,从者数百人,足声如雷,已过,乃敢上马徐去,私自伤至此。”

        最后说,明公认为廉洁有文可以上比司马迁者,而困穷如此,岂不为之动心,而予以援手。嘉祐二年正月,认以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欧阳修知贡举,以龙图阁直学士梅挚(公仪)、翰林学士王珪(禹玉)、集贤殿修撰范镇(景仁)、知制诰韩绛(子华)等四人同权知礼部贡举。欧阳又举辟国子监直讲梅尧臣(圣俞)等为编排详定等官,同入试院。

        宋代的科举,以贡举为常科,大体沿袭唐朝的制度,设进士、明经等科,皆秋取解,冬集礼部,春考试。明经科试“帖书”“墨义”,进士试诗、赋、论各一篇,策五道,帖十帖。策论验实学,诗赋看词章,前者定去留,后者分高下。

        宋重进士而轻明经,考进士登上第者,不数年就赫然显贵。所以,主司对这两科的应试举子,待遇完全不同,考明经科者一入闱场,立即撤除帐幕毡席之类,以防传递作弊,其法甚严。场中也不供给茶汤,考生有渴到饮砚中墨水,弄得满嘴乌黑出来的,传以为笑。贡院试进士之日,例于阶前设案焚香,主司与进士互相对拜,所坐设位供帐甚盛,有司具茶汤饮浆,垂帘讲解,礼意周至。欧阳修有诗云:“焚香礼进士,撤幕待诸生。”即是指此。

        宋代开国之初,为了开创一个文治国家,世代君主,莫不好学,而执政大臣也无一不是出身科第,以学问相尚的知识分子,所以历史上,宋是一个文明精熟的文化大帝国。

        然而,国兴百年,通行的文章体裁,却仍沿袭五代的弊风,为文有如七宝堆砌,但求辞藻华丽,宁愿使文字与思想脱节,陈腔满纸,空无一物。早年虽有柳开、穆修等欲矫时弊,提倡古文,而力不能逮,影响薄弱。

        欧阳修读书之日,偶于废纸簏中得到一卷韩愈的遗文,取读之下,明白晓畅,觉得必须循此途径,才是文章之正道,于是竭力提倡恢复古文,期能革新文学的颓风。不料士人狃于旧习,束缚过久,一时不易变化,而又用意过当,作起文来,只求艰深和新奇,甚至不惜割裂文意,字雕句琢,弄到诡怪不通,迂僻难以句读的地步。这种病态的文字,其为空文而无实用,与骈丽之作,也是一样,所谓旧病未除,新弊更作,文风非常萎靡。

        欧阳修以为读书人求出路,必须通过科举这条道路,而试官玉尺抡才,又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所以树立试场评文的新标准,是丕变文风的关键。当时风气,天下的士子莫不事先猜测下一科的主考会是谁,则谁的文章就是仿照诵习的模板,主试官的好尚与意向,往往可以领导风尚开创文运。欧阳修决心乘主持此届进士试的机会,建立标准,变革文风。入闱之初,即与同官协议,定下一个原则,凡是雕刻诡异之作,一例黜落。

        他得到一份荐卷,文字艰涩破碎,猜想是有声场屋的刘几之卷,决心拿来开刀,提起朱笔就在这份卷子上画了一条极粗的红勒,予以黜落,以示惩劝。

        这样做,当然会引起落第举子的抗议,但是欧阳修望重士林,毫不顾虑。两年后,刘几改名刘煇再度应试时,则所作文字已经完全变了,如出二人之手。由此可见欧阳修以考试为变革文风的手段非常成功。

        苏轼学为文章,本自孟子、韩愈文入手,而对于文体演变的途径,也有非常清晰的认识,如及第后上《谢欧阳内翰启》所言:

        自昔五代之余,文教衰落,风俗靡靡,日以涂地。圣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诏天下,晓喻厥旨,于是招来雄俊魁伟、敦厚朴直之士,罢去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将以追两汉之余而渐复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过当,求深者或至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余风未殄,新弊复作。……伏惟内翰执事,天之所付以收拾先王之遗文,天下之所待以觉悟学者。恭承王命,亲执文柄,意其必得天下之奇士,以塞明诏。……

        这篇谢启里的话,岂不与欧阳修所要力矫时弊、重振文风的心意完全吻合!难怪欧阳修读此函后,兴奋得决欲放此人出一头地了。

        礼部属尚书省,故其会试又称省试。所试科目是诗、赋、论各一篇和时务策五道。苏轼在场中骋其健笔,发为痛快淋漓的论议,气象峥嵘,辞辩坌发。很多人以为苏轼天才,“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看得十分轻松,其实他也一样需要苦心经营。据李廌说,王珪的儿子仲嶷告诉他,王珪当年同知这次贡举,曾将苏轼的论与策两份原稿,带回家里秘密珍藏,论文《刑赏忠厚之至论》凡三次起草,虽然只是草稿,也结写涂注几字几字,其慎如此。

        按房分卷,梅尧臣得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立即呈荐主考。欧阳修读得既惊且喜,本想将他置于榜首,但因试官所看的是糊名弥封的卷子,疑是门客曾巩(子固)之作,为怕别人说闲话,抑置第二。

        再考《春秋》对义,苏轼得第一。

        这次省试,锁院五十日,闱内无事,欧阳修、韩绛、王珪、范镇及两梅(挚与尧臣)共六人相与唱和作诗。欧阳修《归田录》说:“余六人者,欢然相得,群居终日,长篇险韵,众制交作。笔吏疲于写录,僮史奔走往来,间以滑稽嘲谑,形于风刺,更相酬酢,往往哄堂绝倒,目为一时盛事。”这盛事后来遭人攻击,朝廷明令禁止,以后试官在闱内不得做诗。

        礼部试合格者,列名发榜于尚书省。苏氏兄弟通过了礼部这一关,但已不免身心交疲,就住在兴国寺里等候金殿御试。

        三月,礼部奏名,将省试中式的人,开列名单,奏请天子亲策于廷,故又称为廷试。这一科赐礼部奏名进士诸科及第出身八百七十七人。三月初八日,礼部引试,约集进士先拜阙下,然后引入金殿两庑的考场,两庑内临时设置几席,席上各标姓名,寻名入座。仁宗皇帝亲御崇政殿。殿试以应答天子策问为主,试题是《民监赋》《鸾刀诗》《重申巽命论》。

        考毕,由内臣收卷,编排官编注字号,付封弥官校勘,用御书院印。

        旧制,殿试尚有黜落,临时取旨,或三人取一,或二人取一,或三人取二,但自这一年起,诏进士参加殿试者,皆不黜落。三月十四日发榜,全部登科。

        宋取进士分五等,上二等曰及第,三等曰赐进士出身,四等五等曰同进士出身。建安章衡(子平)得第一,为状元;眉州苏轼得第二,为榜眼,皆进士及第。其余同榜成进士者有曾巩、苏辙、叶温叟、林旦、朱光庭、蒋之奇、邵迎、刁璹、苏舜举、张琥(后改名璪,与李定同治苏轼乌台诗狱,必欲置之死地以求富贵者,就是这个同年)、程筠、傅方元、邓文约、冯弋、家定国(眉山西社刘巨门下的同学)、吴子上、陈侗、莫君陈、蔡元道、蔡承禧、张师道、黄好古、单锡、李惇(李方叔之父)等。

        洪迈《容斋随笔》说:

        国朝自太平兴国以来,以科举罗天下士,士之策名前列者,或不十年而至公辅,吕蒙正、张齐贤皆是也。

        苏轼送同榜状元《章子平(衡)叙》也说:

        仁宗一朝,十有三榜,数其上之三人,凡三十有九。其不至于公卿者,五人而已。盖为士者,知其身必达,故自爱重而不肯为非,天下公望,亦以鼎贵期之,故相与爱惜成就,以待其用。

        省榜一出,落第的举子汹汹大闹,指责试官挟有私见,评文不公,且在闱内唱和作诗。欧阳修摹写考场即景,有“无哗战士衔枚勇,下笔春蚕食叶声”句;梅尧臣有“万蚁战时春日暖,五星明处夜堂深”句。落第举子便据此汹汹抗议,攻击考官,说他们自命为五星,视我辈为蚕蚁。造为种种丑话,千百人聚于途中,包围欧阳修的马前马后,群诟众骂,甚至散布生祭欧阳的祭文,叫嚣不休。但至殿试榜出,大家就都不敢再闹了。

        苏轼依例分别致书谢各试官。《谢梅龙图(挚)书》称道考试的方法说:“简且约,故天下之士皆敦朴而忠厚;详且难,故天下之士虚浮而矫激。诗赋将以观其志,而非以穷其所不能;策论将以观其才,而非以掩其所不知。使士大夫皆得宽然以尽其心,而无有一日之间,苍皇扰乱、偶得偶失之叹。”这个意见,就是他后来反对王安石变科举的滥觞。《谢王内翰(珪)启》有“顾惟山野之见闻,安识朝廷之忌讳”之语,竟是后来身罹诗狱的语谶。

        欧阳修接到苏轼的谢启,拿给梅尧臣看,慨然道:

        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

        一日,与儿子欧阳奕论文,说到苏轼,欧阳修叹道:“你们记得,更三十年,无人道着我也!”

        苏轼在《上梅直讲(尧臣)书》中,也充分表现了他对欧、梅的知遇之感,如言:

        轼不自意,获在第二。既而闻之人,执事爱其文,以为有孟轲之风,而欧阳公亦以其能不为世俗之文也而取焉。……人不可以苟富贵,亦不可以徒贫贱,有大贤焉,而为其徒,则亦足恃矣。

        欧阳修提携后进,向来不遗余力,对苏轼更是用尽全力,到处揄扬。介绍他去见宰相文彦博、富弼,枢密使韩琦,大家都以国士待之,对他的印象很好。这些前辈对这位新科进士道:“唯恨你不能一识范文正公。”盖因范仲淹已于距此五年前的皇祐四年逝世。苏轼归读欧阳修所撰的《范文正公墓志》,为他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责任精神,磊落的行谊而深受感动,不觉落泪,叹道:“自读石介《庆历圣德诗》,中经十有五年,而不得一见其面,岂非命也!”

        欧阳修不但介绍他晋见名公巨卿,并且叫他的门客晁端彦(美叔)去访苏轼,说这个人将来一定能够盛名于世,嘱与定交。

        梅尧臣是老苏的老朋友,他看到轼、辙兄弟时,他们的年纪都还很小。后来作《老翁泉诗》赠苏洵,有“岁月不知老,家有雏凤凰。百鸟戢羽翼,不敢呈文章。去为仲尼叹,出为盛时翔”之句,对苏氏兄弟更是赞誉非常。

        因是父执,苏轼尊之为梅二丈,说他长身玉立,秀眉大耳,额头泛着红光,酒量很宏,饮过百盏,他就端坐高拱不语,此时算是醉了。

        榜发后,苏轼往谢这位父执,圣俞问道:

        “《刑赏忠厚之至论》中,有‘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这两句话,典出何书?”苏轼坦然答道:“想当然耳。”

        在这场兄弟同登进士第的喜庆中,传说苏洵禁不住有点遗憾的样子,有人问他的感想,他道:

        不论此传说中的话语是真是假,想象苏洵心中,正可有此感慨。

        轰轰烈烈的考前考后的忙乱,到了是年八月,粗告静定,但一不幸的噩耗,如晴天突生霹雳,忽自眉山传来京师。轼、辙兄弟的母亲程太夫人已于本年四月初八日卒于纱縠行的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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