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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富春山行

        熙宁六年(1073)正月下旬,苏轼巡按属邑富阳和新城两县。先至富阳,独游普照寺,自普照至东西二庵,山行终日,静如太古,不见一人。一路上松吟雨细,梅香入袂,向庵僧盛赞此山景色清绝时,不料庵僧却说:“入山太深,就出不去了。”苏轼突然领悟:“……居僧笑我恋清景,自厌山深出无计。我虽爱山亦自笑,独往神伤后难继。”苏轼是个标准的儒学者,满怀淑世精神,要与众人同歌共哭,怎能忍耐山中的寂寞而离群索居,所以说:“作诗寄谢采薇翁,本不避人那避世。”

        二月,早发新城,微雨初霁,策马山行,临流听溪泉汩汩,万虑皆澄,看到西崦农家,正在准备饷田的饭盒,煮芹烧笋,对于一个饱食腴肥的人,自是一种诱惑,《新城道中》二首之一曰:

        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

        岭上晴云披絮帽,树头初日挂铜钲。

        野桃含笑竹篱短,溪柳自摇沙水清。

        西崦人家应最乐,煮芹烧笋饷春耕。

        人是大自然中的一分子,万物有情,彼此都是朋友,所以东风知道他将山行,吹去积云,天色赶快放晴,山岭头上像戴了一顶白色的絮帽,树上亦挂着一面金光闪亮的铜锣。

        山村人的俗语,说岭上的云是山戴了“絮帽”,树间的朝日是挂了一面大“铜锣”,虽似鄙俚,则是何等亲切,苏轼将以之入诗。

        新城令晁端友,字君成,巨野人,沉静清介,是个无求于人的君子。《新城道中》第二首中有“细雨足时茶户喜,乱山深处长官清”句,即是赞美晁令治道之言。君成工于文辞,诗更是写得好,苏轼与他交往甚熟,但还不知他亦能诗,其不善表现自己也如此。

        君成有子补之,字无咎,聪明强记,于文无所不能,其时随父住在任所,初得拜见这位鼎鼎大名的文豪。

        后一年,苏轼再至新城,次于陈氏园,晁补之来谒。补之十七岁从父于杭州时,见钱塘风物之美,曾作《七述》一篇,这次带来向苏轼呈教。轼读后叹道:“这都是我心里原来想写的东西,却已被你写尽,我只好搁笔了。”又和了他的诗,补之由是为人所知。苏门四学士中,入门最早的就是这位晁无咎,当时,他还只是个二十二岁的惨绿少年。

        苏轼经行新城山村,身入“竹篱茅屋趁溪斜,春入山村处处花”的环境里,觉得山野小民,生活简朴,欲望低微,若要使能各安其生,并非难事。眼前所见,“烟雨蒙蒙鸡犬声,有生何处不安生”。倘如盐不公卖,就不会发生卖牛买刀、贩运私盐的勾当,人各自力耕作,也不劳政府派遣使者劝督,故《山村五绝》曰:“但令黄犊无人佩,布谷何劳也劝耕。”盐不官卖,山中小民,也不致因为官盐太贵,盐法太凶,而长时期地淡食。苏轼面对这些忍穷无语的山中小民,心生悲悯,故曰:“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

        山里的年轻人,贷得了青苗钱,就贪恋城市生活,一年中大半时光都在城中游荡,等到钱被商人以酒食、博务骗光了,只学得一嘴城里口音回来,却背上了无力偿还的官债。苏轼想:政府如不那么滥放青苗钱,山里人就不会惹这个杀人亡家的祸。诗曰(《山村五绝》之四):

        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

        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苏轼生在庶民之家,意识中自认是众民之一,岂因为官作吏,就此脱胎换骨?大家同是“天民”,血肉相连,自有一份同歌共哭的感情。如今眼见新法下老百姓的生活秩序紊乱了,负担越来越重,法网越来越严,到处都是贫困、饥寒、债务,以至胥役的勒索,公堂里的鞭扑,塞满监狱的囚犯,种种惨状,不一而足。这都是庙堂中峨冠博带、坐而论道的贵人们所看不到的景象,却使他热血奔腾,情不自禁地写下了那些呼号疾痛的诗篇,本意不在讥讽什么,但以他那尖锐的性格,所说的话,往往利如匕首,使人流血,苏轼之偏遭时忌,这是原因之一。

        自新城坐船回杭,出富春江,经桐庐,过严子陵钓台,在舟中作《行香子》词:

        一叶舟轻,双桨鸿惊。水天清影湛波平。鱼翻藻鉴,鹭点烟汀。过沙溪急,霜溪冷,月溪明。

        重重似画,曲曲如屏。算当年虚老严陵。君臣一梦,今古空名。但远山长,云山乱,晓山青。

        归安朱祖谋《东坡乐府》编年,得考见者,苏轼自来杭州,始有词作,此阕亦其初制。

        当年的词,多为筵前歌唱而谱,刘攽(贡父)在徐州,初次听人歌唱轼所作词,觉得非常新鲜,寄诗道:

        千里相思无见期,喜闻乐府短长诗。

        灵均此秘未曾睹,郢客探高空自欺。

        不怪少年为狡狯,定应师法授微辞。

        吴娃齐女声如玉,遥想明眸颦黛时。

        刘攽还是初次得见苏轼的词作,非常新奇,就调笑他,定是倚翠偎红中吴娃齐女(是时轼已在密州)传授的师法。苏轼辩解道:“十载飘然未可期,那堪重作看花诗。门前恶语谁传去,醉后狂歌自不知。……”

        一回杭州,苏轼急忙赶到吉祥寺去看牡丹花。春已老,花亦将谢,问寺僧得知,陈太守今年还未来过,苏轼代花不平,作了一首短诗给陈襄:

        今岁东风巧剪裁,含情只待使君来。

        对花无信花应恨,直恐明年便不开。

        陈襄读了这首小诗,立即邀请大家次日上午同往吉祥寺赏花饮酒,苏轼席上再赋一诗,代花致意:

        仙衣不用剪刀裁,国色初酣卯酒来。

        太守问花花有语,为君零落为君开。

        一般人看花,只是片面欣赏花的色香,即使是诗人吧,以花喻美人为已足,苏轼则体会到花亦能言,她与我们一样有灵犀一点相通的感情存在。两诗一写牡丹的幽怨,一写牡丹的深情,谁能不信她就是我们心中那个爱娇的女孩?

        回杭州席不暇暖,苏轼又往西距百里的於潜县察看县政,游寂照寺,为寺僧惠觉题《绿筠轩》这首家喻户晓的诗:

        若对此君仍大嚼,世间那有扬州鹤?

        八月十五,观钱塘江潮,是杭州人一年一度的盛事。苏轼与太守陈襄同游,有观潮调寄《瑞鹧鸪》词,有看潮五绝,题于江边安济亭上。向例:江边有弄潮健儿,能冲浪搏潮做种种表演,官中设利物(奖品)以奖励之,因年有溺毙者,已经朝旨禁断,轼作五绝中有一首云:

        吴儿生长狎涛渊,冒利轻生不自怜。

        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后来“乌台诗案”指是讥讽朝廷水利工程之难成,真是胡言乱语。

        又往临安县巡视,县令苏舜举是进士同年,特意远至太平寺见,为苏轼说了一个故事:“数日前到州里去,却被训狐押出。”

        苏轼问是何故,舜举说:“我计划了一本《人户供通家业役钞规例》,自认相当简要。前日,特意送呈本州诸官,不料大家都不以为然,待呈至转运副使王廷老时,他很不高兴,差人押我出城。”

        苏轼看了舜举写的规例,觉得确很有用,不知何以如此,便问舜举所说“训狐”是什么。舜举说:“从前听人讲过一个笑话,说燕子以日出为旦,日入为夕;蝙蝠却相反,以日入为旦,日出为夕,争论不决,同去求凤凰做个判断。路上,遇到一只禽鸟,对燕子说:不必去了,凤凰在假,也有人说在瞌睡,现在都是训狐权摄。”

        “训狐”是宋代骂人的俗谚,苏轼将这个故事写入《径山道中次韵答周(邠)长官兼赠苏(舜举)寺丞》诗,本意只在说明世上已无真正的是非,用以安慰这位同年宗兄的不平:“吾宗古遗直,穷达付前定。餔糟醉方熟,洒面呼不醒。奈何效燕蝠,屡欲争晨暝。不如从我游,高论发犀柄。”想不到说说故事,却又惹祸。

        在秦汉时代,杭州只是一片汪洋泽国,西湖还在钱塘江底,群山所出之水,皆入江中,东流于海。由于此一地理环境的关系,即使汉魏以后,沧海变为桑田,杭州已成陆地,但它本是江海,所以水泉咸苦,居民也很稀少。直到唐朝的李泌来做杭州刺史,始造六口大井,分布城区内外,将西湖的淡水引到井中,供应全城人民饮用。

        唐之长庆年间,刺史白居易又治湖浚井,作石函隔绝江水,刻石湖上,人称“钱塘六井”。

        李泌所造六井,最大者在清湖中,为相国井;其西为西井;再西而北为金牛池;又北而西在附城者为方井、为白龟池;钱塘县治之南者为小方井。此六井中,金牛池久已枯废,宋朝嘉祐年间,太守沈遘(文通)在城南美俗坊重开一座南井,人称“沈公井”,补足了六井的数额。

        陈襄来杭州莅事之初,问民疾苦,地方父老都说:“六井年久失修,居民苦无饮水。”

        述古说:“好,我陈某在此,怎么可以使人民没有水喝!”于是就命僧人仲文和子圭,他们又约了如正、思坦一共四个和尚,共同来做这件修井的工程。宋朝的寺院,责司社会福利事业,所以受命为此。

        这四个和尚带领工匠,发沟易甃,完葺罅漏,很快就将六井中最大的相国井修好了,又在方井附近发现了久已堙没的古方井,一起加以浚治,于是淡水涌至,民足于饮。随后添建水闸,筑墙置钥,严加管护。

        陈襄修复六井之明年,发生旱灾,江淮浙右各地都为缺乏饮水叫苦,唯有杭州,井不断水。

        苏轼作《钱塘六井记》,详述工程的始末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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