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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谏用兵书

        熙宁中,张方平以宣徽北院使召京陛见,其时群臣殿议,都说:“天子以修贡为辱,岂能永远岁输大量币帛与辽夏,而凋丧国力。陛下神武,可以一战而胜。”方平知道这班官僚,只会迎合皇上用兵的意愿,而不顾国家安危,实在按捺不住,进曰:“陛下谓宋与契丹战,凡几战,胜负若何?”

        西府八公,一时间都回答不出来。神宗回头问方平,方平说:“宋与契丹大小八十一战,只有张齐贤太原之战这一次胜利而已,陛下视和与战孰便?”

        神宗与盈廷朝士,霎时间被说得喑默无言。

        但是,神宗此志不移,熙宁三年(1070),已接受了建昌军司理王韶所上的平戎策。王韶建议:“西夏可取,不过欲取西夏,当先收复河湟;而收复河湟,又必先招抚诏边各色种族,孤立夏人。”王安石对于此策,大为赞许,神宗就任命王韶为管干秦凤经略,筑渭泾上下两城,屯兵招抚洮河诸部落。

        五年八月,王韶引兵进击吐番,大胜,置熙河路,继谋进取河州、洮州和岷州。不料此后战事,就像捉迷藏一样,在这三州之间打转,旋得旋失,并无收获。

        熙宁九年(1076),西夏骁将青宜结鬼章又聚兵洮、岷二州,胁迫已经归附宋朝的羌人,结合一起,将谋大举,情势可虑。十二月,神宗派遣内侍押班李宪,乘驿往秦凤洮河,措置边事,下诏沿边诸将,皆须服从李宪的节制。言官以为用宦官领兵挂帅,后患甚大,竭力反对,帝皆不听。

        就在此后不久,熙宁十年的四月,苏氏兄弟,行过南都,来谒方平。

        其后,张方平刚奉旨任为宣徽南院使(即南京留守),兼判应天府。苏辙尚无出处,在京时,虽得人荐举,改官著作郎,但无实职,尚在候补中。方平一见大喜,就辟举苏辙为签书应天府判官。

        方平深恨朝臣以逢迎为能,边将启衅为功,大家儿戏国家命运,务虚名而忽实祸,这情形实在十分危险。他们三个局外忧时的人,反复讨论,认为佳兵不祥,自古以来,因为人主好战,致令国家灭亡者,指不胜屈,假使听任这年轻的皇帝这样做下去,将来如何得了。

        当此时也,神宗临御已久,群臣畏其威严,即使有见识的也不敢规劝,方平慨然道:“总得有人肯说逆耳之言,我已七十一岁,老且将死,祸福在所不计。死后,见先帝于地下,也有话说。”

        就此决定,由张方平出面,苏轼主稿,撰《谏用兵书》,略曰:

        臣闻好兵犹好色也。伤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贼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

        兴师十万,日费千金。内则府库空虚,外则百姓穷匮。饥寒逼迫,其后必有盗贼之忧;死伤愁怨,其终必致水旱之报。上则将帅拥众,有跋扈之心;下则士众久役,有溃叛之志。变故百出,皆由用兵。是以圣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

        中间说到,历史上好动干戈的人主,因兵败而亡国的,固不必说。即使每战必胜,如秦始皇、汉武帝、隋文帝、唐太宗等,虽然扩大了版图,但是兵连祸结,国力凋残,战争所导致的后果,也都历历可数。

        今陛下天锡勇智,意在富强。即位以来,缮甲治兵,伺候邻国。群臣百僚,窥见此指,多言用兵。薛向为横山之谋,韩绛效深入之计,师徒丧败,财用耗屈。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无怒敌之意,而不直陛下也。

        浅见之士,方且以败为耻,力欲求胜,以称上心。于是王韶构祸于熙河,章惇造衅于横山,熊本发难于渝泸。然此等皆戕贼已降,俘累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虚无用之地,以为武功。使陛下受此虚名,而忽于实祸,勉强砥砺,奋于功名。故沈起、刘彝复发于安南,而李宪之师,复出于洮州矣。今师徒克捷,锐气方盛,陛下喜于一胜,必有轻视四夷、凌侮敌国之意。天意难测,臣实畏之。……

        他说:战胜之后,皇帝只见奏凯朝贺,远方人民肝脑屠于白刃,筋骨绝于馈饷,流离破产,目盲臂折的惨状,陛下必不得见,孤儿寡妇的哭声,陛下必不得闻。……既胜之后,祸乱方兴,内府储积扫地无余,州郡征税上供殆尽,公私交困,无以善后。

        结尾说:

        凡有血气之伦,皆有好胜之意。今陛下盛气于用武,势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献言不已者,且意陛下他日亲见用兵之害,必将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尝一言。臣亦将老且死,见先帝于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这篇犯颜极谏的大文字,奏上之后,立即传布宇内,万人争诵。据说神宗读后,亦极感动,但也并不因此就改变他的决策。至永乐兵败后,果然“哀痛悔恨”时,即使念及此文,亦已无可挽回了。

        熙宁十年(1077)四月二十一日,苏轼到达徐州,进谢上表。

        徐州城东,有条泗水,今呼为清河,出城二里,有百步洪。这段水中,如有石块随水下奔,乱石激流,白浪迅飞,过此则又恢复平静,澄碧可爱,为徐州一大名胜。

        苏轼第一次与老弟和朋友颜复同游,出城沿着河边漫步,觉得这条河岸边极适于筑亭种柳,跃马于河滨柳荫下,应是一桩非常快意的事情。但他立即转念,这种少年时代的狂兴,已经不该有了,日夜都望还乡,怎么又想在徐州筑室种柳,矛盾得自个儿想笑。

        苏辙须赴南京新任,住不了几日,而苏轼下车伊始,公事繁忙,又不能陪他,心里很难过。心想只要能退休,这种烦恼就都没有了,退休也应该不是难事,朝廷里人才济济,绝不缺少我们兄弟两个:

        君虽为我此迟留,别后凄凉我已忧。

        不见便同千里远,退归终作十年游。

        恨无扬子一区宅,懒卧元龙百尺楼。

        闻道鹓鸿满台阁,网罗应不到沙鸥。

        七月,已是早秋时节,一个风雨之夜,兄弟二人同宿逍遥堂,苏辙想起在怀远驿准备应试时的旧事,回头一看忽已过去十六七年了,至今四顾苍茫,还是一事无成,禁不住也有漂泊无归的感怆,作《逍遥堂会宿二首》,诗前有引言曰:

        辙幼从子瞻读书,未尝一日相舍。既壮,将游宦四方,读韦苏州诗,至“那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恻然感之,乃相约早退,为闲居之乐。故子瞻始为凤翔幕府,留诗为别曰:“夜雨何时听萧瑟?”其后,子瞻通守余杭,复移守胶西,而辙滞留于淮阳、济南,不见者七年。熙宁十年二月,始复会于澶濮之间,相从来徐,留百余日,时宿于逍遥堂,追感前约,为二小诗记之。

        苏辙为人,心不异口,口不异心,是个朴实厚重的君子,凡事随遇而安,不大自寻烦恼,这次却是例外,所作二诗,流露了无限的凄凉。如曰:

        逍遥堂后千寻木,长送中宵风雨声。

        误喜对床寻旧约,不知漂泊在彭城。

        秋来东阁冷如水,客去山公醉似泥。

        困卧北窗呼不起,风吹松竹雨凄凄。

        苏轼读了这两首诗,心里很是难过,想对老弟解慰一番,他说:“余观子由,自少旷达,天资近道。又得至人养生长年之诀,而余亦窃闻其一二,以为今者,宦游相别之日浅,而异时退休相从之日长,既以自解,且以慰子由云。”因和其诗(录一)曰:

        别期渐近不堪闻,风雨萧萧已断魂。

        犹胜相逢不相识,形容变尽语音存。

        怀远驿读书当时,兄弟都还是二十出头的惨绿少年,如今则皆步入中年,历经忧患,鬓发早都白了。

        坚留老弟在徐州同度中秋,苏轼特地邀了许多朋友,设乐置酒,同游吕梁和百步洪,以当送别。苏辙作《水调歌头》词:

        离别一何久,七度过中秋。去年东武今夕,明月不胜愁。岂意彭城山下,同泛清河古汴,船上载凉州。鼓吹助清赏,鸿雁起汀洲。

        坐中客,翠羽帔,紫绮裘。素娥无赖西去,曾不为人留。今夜清樽对客,明夜孤帆水驿,依旧照离忧。但恐同王粲,相对永登楼。

        夜已很深,兄弟二人兀是同坐观月,不愿就寝,苏轼作《阳关词》送别:

        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

        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

        游宦生涯,真是萍踪浪迹,漂浮无定,明年今日,连自己将到哪里去都不知道,遑论兄弟对床的旧梦。

        八月十六日,苏辙买舟别去,赴南京留守签判任。

        苏轼送弟归来,逍遥堂里突然变得空洞可怖,进门就吃了一惊。老弟一向沉默寡言,不见面时,总只担心坦率的老兄,说话不小心会惹祸;得在一起,他也不大说话,但是,即使相对无言,也令人心里有种踏实满足的感觉。

        苏辙有六个女儿,三个儿子,幸亏夫人贤慧,荆布裙钗,藜藿自甘。开不出伙时,苏辙还能倒头大睡。苏轼赞叹道:一个人能够这样过日子,“使子得行意,青衫陋公卿”。

        不过,南都是个潜龙卧虎的大都会,人事之争,一定很激烈,要他闭阁静坐,装聋作哑。老弟在身边时,这些话,都顾不得说,人走了,却又心潮起伏,拉拉杂杂想起一大堆叮咛,作《初别子由》诗,寄往南都。

        徐州在往古,即为九州之一,包括现在江苏省之西北部,山东省的南部以及安徽省的东北部。自汉以来,虽治所屡迁,疆土日狭,但上则控制山东南部的沂蒙山区,下则贯穿淮泗之水,向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就是由于地位居此冲要,所以这地方,经常遭受战争的祸害,民生非常困苦。

        徐州出产花岗石和铁,冶金技术已很发达,徐州打造的刀剑,闻名全国。冶铁需要强大的火力,而“彭城旧无石炭”,烧木炭炼铁,常苦火力不足。苏轼听说徐州地下蕴藏石炭,就开始遣人各处勘寻,于元丰元年十二月访获煤矿于徐州西南白土镇之北,从此有铁有煤,打造出来的兵器,犀利更胜往常,苏轼作《石炭》诗曰:

        岂料山中有遗宝,磊落如磬万车炭。

        流膏迸液无人知,阵阵腥风自吹散。

        根苗一发浩无际,万人鼓舞千人看。

        投泥泼水愈光明,烁玉流金见精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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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煤的火力当然非木炭可比,苏轼高兴得预期道:“南山栗林渐可息,北山顽矿何劳锻。为君铸作百炼刀,要斩长鲸为万段。”

        徐州为京东屏障,自古为用武之地,民风非常强悍,盗贼纵横。距州七十里的利国监,土豪百余家,金帛山积。当地三十六个冶场,是生产兵器的地方,而驻军微薄,万一发生盗警,吏兵弃地而逃,则强盗既得财帛,足以啸召无赖,壮大人力,更有精良的兵器,不啻如虎添翼。苏轼心所谓危,一面状奏朝廷,请求开放利国监铁团冶户组团自卫的禁令,并请命令南京新招骑射指挥,兼领沂州兵甲巡检公事,以充实地方的军力。又说,京东恶盗,多出于逃兵,所以政府若能加恤部送配军的军士,使不逃亡,便可清盗源而肃军政。拜发奏疏后,终不获得朝廷重视,苏轼认为事须当为,应有勇气担待,即下令三十六冶,每户点集冶夫数十人,各人配给刀枪,组成自卫队,练习枪刃,统于官署,每月两衙于知监庭前,以示有备,使悍盗猾贼,不敢轻起觊觎之心。权力有限的知州,能做的只有如此。

        苏轼又尝关怀到在狱中患病的囚犯常因不得医治而死,觉得非常不忍。上医疗病囚状,请求军巡院及各州司理院,各选差衙前一名,医生一名;每县各选差曹司一名,医生一名,专责医疗病囚,任期以一年为限。

        医疗经费各按州县囚犯人数,专立佣钱,可从免役宽剩钱或坊场钱中拨充。治疗病囚每十人中死一人者为上等,死二人者为中等,失三者为下等,失四以上为下下等。上等全支,中等支二分,下等不支,下下等科罪,自杖六十至杖百止。

        苏轼说,如此则人人用心,治囚病如疗其家人,全活者不可胜数。但他这个建议,依然不被政府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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