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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守边定州

        定州,即今河北省保定市的定州市。后魏初置,属中山郡;隋改博陵郡;唐仍定州之名;宋升为中山府。

        五代后晋天福二年(937)石敬瑭臣服契丹,割燕云十六州,即今河北、山西北部一带地区。契丹得此未久,即建国曰辽。自此,定州这个地方,便成了与敌国接境的边防重镇。

        宋真宗时,在定州筑造定州塔,实系瞭望敌人动静的瞭望台,所以俗称“料敌”。塔高十三层,最底层也有五丈高,广袤占地五亩,各层为六角形,每角塑有佛像,用以掩饰军用的目的。此塔,为定州现存的古迹之一。

        苏轼于元祐八年(1093)十月二十三日到定州任,此来向朝廷奏辟了两个朋友同行:一是工诗的李之仪,保荐他来当签书判官厅公事,相当于现在的办公厅主任;一是同乡孙敏行,参赞幕僚业务。

        李之仪,字端叔,原籍景城,后居当涂。苏轼与之仪的从兄李之纯(端伯)于元祐初同官京师,十分交好。苏轼在翰林日,值夜,读李之仪诗,题句有“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之仪受知于苏轼,大约始于此时。

        之仪登进士第几三十年,才从苏轼于定州幕,可见他于仕途甚不得意,但却是个文采风流的诗人,又工于书牍,苏轼称之为“得发遣三昧”。他的短诗,绵丽清新,逸韵横流。如《赠人》(《与当涂歌者》):

        通中玉冷梦偏长,花影笼阶月浸凉。

        挽断罗巾留不住,觉来犹有去时香。

        情随榆荚不胜飘,心似杨花暖欲消。

        拟借琼林大盈库,约君孤注赌妖娆。

        定州是韩魏公(琦)的旧治,魏公与范文正公(仲淹)同负军事重责,躬亲指挥,却敌致果,史称“韩范”。苏氏兄弟初至京师,即韩魏公提携奖誉,知遇之感,终身不忘。所以,他下车伊始,即躬往祭告韩忠献公于阅古堂,祭文中很感慨地说:公网罗我时,“若获麟凤”,岂知无用于世!

        苏轼在定州的公务生活,虽然那么繁重,但幸幕客李之仪、孙敏行既极得力,而定州的通判海陵人滕希靖(兴公)、温陵人曾仲锡又都相处得很好。所以,公余之暇,尚不寂寞,端叔《姑溪集题跋》有段回忆说:

        中山控北虏,为天下重镇,选寄皆一时人物,轻裘缓带,折冲尊俎。元祐末,东坡老人自礼部尚书为定州安抚使,之仪以门生从辟……每辨色会于公厅,领所事,穷日力而罢。或夜,则以晓角动为期,方从容醉笑间,多令官伎随意歌于坐侧,各因其谱,即席赋咏。

        工作似乎相当顺手,但是老年丧妻的痛苦,整顿军务的费力,也着实使他有无穷的感叹,如《与钱济明(世雄)书》说:

        别后至今,遂不上问,想察其家私忧患也。老妻奄忽,今已半年,衰病岂复以此自缠。但晚景牢落,亦人情之不免,重烦慰谕,铭佩至意。……出守中山,谓有缓带之乐,而边政颓坏,不堪开眼,颇费锄治。近日逃军衰止,盗贼皆出疆矣。

        老伴虽已去世,但是三房子媳和孙儿等,都随任同在,一家团叙。长子苏迈本来外任河间县令,但因河间县辖属河北西路,依法应该回避,辞官来定,所以也很热闹。

        是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准备过年,家家都要舂米做糕,苏家妇女也忙着做糕饼之类的点心。苏轼醉睡醒来,看到一种馏饭蒸气做饼的工具,叫“馏合刷瓶”,觉得很新鲜,特为拣选一具,寄与苏辙,附以小诗《寄馏合刷瓶与子由》:

        老人心事日摧颓,宿火通红手自焙。

        小甑短瓶良具足,稚儿娇女共燔煨。

        寄君东阁闲蒸栗,知我空堂坐画灰。

        约束家僮好收拾,故山梨枣待归来。

        二月二十,是苏辙生日,再寄檀香木雕刻的观音像和新合印香银篆盘两项礼物,为卯君(辙乳名)寿。附诗,则曰:“尔来白发不可耘,问君何时返乡枌?”开口落笔,尽见一片归心。

        溯自真宗澶渊议和,契丹不折一矢,年得岁币三十万,从此悉心经营内部,停止游牧民族式的对外侵略,自建国号,志不在小。宋亦因此暂弭北方的边患,乐于苟安,战垒不修,战兵不练。昔年范仲淹即曾说过:“昔之战者,今已老矣;今之少者,未知战事。人不知战,国不虑危。”已是很可怕的疏忽,降至苏轼这个时期,边疆军政的败坏,几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宋采佣兵制,兵分四种:一禁兵,为天子亲掌的卫兵,数量最多,轮戍四方,为宋之主要战力;次为厢兵,为诸州之镇兵,然因缺乏教练,类多给役而已;三曰乡兵,选自户籍,或土民应募而来,就地训练,保乡卫土;四曰蕃兵,籍属塞下内属诸部落,团结以为藩篱之兵。

        禁军为国防的主要战力,苏轼到定州后考察所见,不但疲堕不可复用,并且为避免刺激契丹之故,甚至也不能公开训练,竟成了极大的累赘。苏轼说:

        ……窃谓沿边禁军,终不可用,何也?骄惰既久,胆力耗疲,虽近戍短使,辄与妻孥泣别;披甲持兵,行数十里,即便喘汗。臣若严加训练,昼夜勤习驰骤坐作,使耐辛苦,则此声先驰,北虏疑畏,或致生事。……

        禁军既不堪用,则守边重任,不得不仍仰赖于沿边的土人,是由来已久的事实。苏辙于熙宁二年(1069)上皇帝书中,即已剀切陈述:“今世之强兵,莫如沿边之土人;而今世之惰兵,莫如内郡之禁旅。……土兵一人,其材力足以当禁军三人;禁军一人,其廪给足以赡土兵三人。”(《栾城集》)

        所以,苏轼到任后,特别注意“弓箭社”这个本地乡兵的武力组织。

        弓箭社人户,都是当地的乡民,自幼与强虏为邻,熟悉地方动静,自力保卫身家骨肉,祖宗坟墓,日夜巡逻探问不息。因此,地方衙门的巡检县尉,皆依弓箭社人为耳目,为臂肘。他们娴熟武艺,起居不释弓马,出入守望,常带器械。不但平日保境安良需要他们;遇有寇警,人自为战,契丹人也很怕他们。

        仁宗朝,庞籍守定州,因俗立法,将他们组织为弓箭社,置社长、社副加以统率,定赏罚条款,奏得旨准,遇有缓急需人的时候,便用他们自为守卫,甚是得用。

        但至熙宁年间,王安石行保甲法,便将弓箭手编进保甲里去,弓箭社这个地方组织也同时被废了。从此这批弓箭手就都化为农民,照保甲法的规定,秋收事毕,官方集训一月,名为“冬教”,保甲人户必须远出到政府指定地点去受训,不但食用路费,官方津贴每不够用,而两丁抽一,按户勒充,甚受干扰。最糟的是从前吃过弓箭手亏的盗贼辈,乘他们受训远出的机会,便向他们的家属报复,破家仇杀之事,经常发生。迫不得已,他们只好重新私自恢复弓箭社的组织,形成官虽废而民自存的状况。但是,弓箭手既已编入保甲,就不得不兼顾保甲规定的公事,所以一身二役,疲于奔走。

        苏轼说:本路所辖战兵,只有二万五千九百余人,分屯八个州军,倘有警急,不足守御,何况又大都是堕落弛废的老兵,根本打不来仗;至于保甲,本是农民,每年集训短短一个月,并无用处。

        基上理由,他建议朝廷,恢复弓箭社的建制,估计可增民兵三万人,豁免他们保甲的任务和两税折变科配的负担,同时规定奖励条款,“时加拊循,以为边备”。

        十一月十一日上《乞增修弓箭社条约状》:近年来,辽国内部,经常发生动乱,小国叛变,破军杀将,饥民落草为盗,打家劫舍,辽不能制,势将窜入内地,延及我境。苏轼顾虑若派官吏带兵捕盗,则“贼未必获,而居民先受其扰”。捕盗的官兵,对人民的侵害,居常甚于盗贼,所以唯有赶快恢复弓箭社这个人民自卫武力的组织,才能拦截横行辽境的盗贼。

        因此,连上第二疏,希望早获朝旨,准照施行。

        但这时候,朝廷内外,乱成一片,宋的政治,又将发生一场剧烈的变动,谁还注意这些边远问题!

        这是苏轼到定州任后,第一个擘划。两上章疏,但其结果如所意料:“奏上,皆不报。”

        苏轼又着手整顿败坏到“不堪开眼”的军队风纪。

        负定州军务实际统率责任的,是副总管王光祖,因是老将,倚老卖老,一向骄横。武卫军里面,公开吃空额,公然克扣粮饷,弄得兵丁食不果腹,妻子冻馁。于是强者逃亡,聚为盗贼;弱者游惰成习,以欺凌百姓为事,根本谈不上教练和风纪。

        军人盗用公物、公帑的,长官不敢查;军区城寨里的军眷人户,公然斫伐禁山,犁为田地,再放租给老百姓,政府不敢问;城里还有一百多家柜坊(赌场),公开招贴,兜揽军民赌博。

        因为军人公然饮博,所以禁军的官校还有另一个生财之道,就是放高利贷。

        如此严重的糜烂,由来已久。前任知军州的长官,因为王光祖是老将,不敢过问。但是苏轼认为既做了马步军都总管,便决然要管,查到贪污情节重大者,立即判令充军远恶地区。有个云翼指挥使孙贵,到营不过四个月,前后触犯敛财、掠夺之罪,竟达十一次之多,得赃九十八贯余文。苏轼立断逮送司理院(法院),枷项根勘(彻查)。

        于是,敛掠顿绝,饮博亦止。

        那些军校们在这新定帅的铁腕下,栗栗不能自安,于是有人出面来举发他的长官贪赃。苏轼说:“这种事,我自己会查办。假使准了你的告发,军队的纪律就乱了。”立即将他决配,浮动的军心渐次安定。

        苏轼在定州不欲骤行峻治,只是因事行法,无所贷舍,军民自此稍知有朝廷法令,逃军和盗贼都渐渐稀少了。

        军队积弊重重,犯法的人固然要严办,而那些被剥削的小兵,也必须受到照顾。苏轼派李之仪、孙敏行遍往诸营点检,但见他们的营房年久失修,早已大段损坏,不庇风雨。兵士们没有办法,只有窃占民地,自盖小屋居住。这些屋子,不但椽柱腐烂,大半无瓦,其狭小则除一床一灶之外,简直转动不得身体。宋朝准许军人携带家眷随营居住,而诸营军号中,妻子冻馁者,则十有五六。

        苏轼在《乞降度牒修定州禁军营房状》中说:“臣既目睹偷弊,理合葺治犯法之人,即须恤其有无,同其苦乐。岂可身居大厦,而使士卒终年处于偷地破屋之中,上漏下湿,不安其家。”因此,差了将官李巽、钱春卿、刘世、孙将带领工匠,遍往各营逐一检查应修之处,估计工料费用确数,请求朝廷支赐空名度牒一百七十一道,以便委由本司召人出卖,得款买建材,烧造砖瓦,雇工修盖。

        军重风纪,而纪律基于阶级之分。定武军礼久废,已经到了不识上下的地步。平时没有纪律,一遇动乱,立刻都成了穿制服的强盗。苏轼决定于元祐九年春,举行检阅。

        大检阅礼,一切查考旧典,遵照礼制进行。苏轼是河北西路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常服坐帐中,将吏戎服奔走执事,严肃而又隆重。

        不料那位一向骄横惯了的副总管王光祖,自以为他是老将,不愿屈居人下,卖起俏来,称病不出。苏轼不能听任他一个人来破坏整个军纪,立刻叫书吏来,要出奏朝廷,专案弹劾。王光祖到底怕了,震恐而出。于是,阅兵大礼顺利进行,圆满完成,没有一人敢于怠慢。

        定州人说:“自从韩忠献公去任后,不见此礼,直至今日。”重见代表朝廷的威仪。

        苏轼于治军外,在那“民以食为天”的时代里,做地方官,必须注意老百姓的食粮。在他到任以前,河北各路,都曾有过灾荒。定州一路,因为雨水太多,为害庄稼,收成不到一半。苏轼预料春夏之交,地方上一定缺粮。宋朝的法律,规定地方官有权“倚阁散贷”,到时发放贷款便可了事。但是苏轼认为“愚民每有借贷,不肯及时还纳,既烦鞭挞追呼,不免失陷官物”,留下许多后患。他不愿这么做,宁愿上《乞减价籴常平米赈济状》,以低价出籴常平米数万石来压平粮价,奉旨准办。续又访见民间仍有部分穷苦的佃农,虽有廉价官米,还是无钱去买,而仓中陈米,却因存储过久,即将腐烂。所以他又上章请求朝廷,将现在仓存陈米二万余石,交由上户保借,转贷佃农,等丰熟年岁,可以收回新米入官。

        苏轼在定州这段时间,中枢政变这一股强烈的气流,弥漫六合,使任何人都能感到闪电已亮,轰雷即至。朝廷内外,阴霾密布,气压低得使人喘不过气。

        失意多年的新政派,包围了青年皇帝,个个摩拳擦掌,只待重登政坛;元祐旧臣,只能泣血谏宣仁太皇太后的苦心孤诣,希望意气用事的皇帝,万一能够感悟。

        这场政治上的败势,“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今已难望挽救。从来历史上的变革,被变革这一方面的政治人物,必须承受任何残酷的后果。苏轼只能默然,坐待命运支配。

        大家都心绪惶惶,相与反复谈论,希望出现一个奇迹,“天佑皇宋”,苏轼对之仪道:

        “自今以后,要如现在这样大家同在一起的日子,恐怕很难期望的了。不如与你们尽情游戏于文词翰墨之间,以寓其乐的好。”

        于是,他和之仪、敏行、滕希靖、曾仲锡,五人朝夕酬唱不倦,如《立春日小集戏李端叔》诗道:

        他们谈河朔的熊白,四川的花红肉、青韮和腊酒等美食,最后他还要求端叔讲讲他所爱悦的营伎董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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