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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房屋风波

        苏轼等过岭诸人的祸患,似乎还未“到此止步”。

        继公开谪责之后,章惇辈“必欲置之死地”的魔掌,就偷偷伸出来了。

        绍圣五年二月,章惇、蔡京议派吕升卿、董必察访岭南。这升卿是吕惠卿之弟,他家兄弟与苏氏昆仲有刻骨深仇,一旦落入其手,岂有生理?董必本为荆湖南路常平,在衡州按查孔平仲,连毙三命,更是著名的刽子手。章惇起用吕、董二人按察两广,意欲尽杀流人,则已显而易见。

        幸而曾布天良未泯,一日,朝罢独留,对皇上进言道:

        “闻遣升卿辈按问,岂免锻炼?况升卿兄弟与轼、辙乃切骨仇雠,轼、辙闻其来,岂得不震恐?万一望风引决(自杀),岂不有伤仁政?升卿凶焰,天下所畏,又济之以董必,必在湖南按孔平仲殊不当,今仍选为察访,众论所不平。”

        又左司谏陈次升也于奏事毕,进前言曰:“元祐臣僚,今乃欲杀之耶?”皇上答曰:“并无杀人的意思。”次升才续奏道:“升卿乃惠卿弟,今使指于元祐臣僚迁谪之地,理无全者。”

        于是,哲宗对章惇等谕曰:“朕遵祖宗遗志,未尝杀戮大臣,其释勿治。”

        吕升卿广南东路察访之命,遂此罢行,而董必则由东路改使西路。北宋将全国分十五路行政区域,广南西路辖属雷、琼、儋、崖四州。董必使西路,其将为祸轼、辙则已无可避免。

        随后,中书舍人蹇序辰上疏说:“司马光等从前所为,变乱典刑,改废法度,讪黩宗庙,睥睨两宫等罪恶,着于当时的章疏案牍,散在各个有司衙署。今若不加汇辑,日久必难查考。请全部检讨奸臣们的所言所行,选官类编,人为一帙,置之二府,以示天下后世,俾昭大戒。”于是,就命蹇序辰、徐铎负责编辑,元祐群臣的施行文书,章疏书牍,自元丰八年四月至元祐九年四月十二日止十年间的旧案,纤屑不遗,皆被搜集,汇为一百四十三帙。由是按图索骥,前朝缙绅之士几乎没有一人得能脱祸了。

        四月,蔡京等上宝玺,名曰“天授传国受命宝”。五月,御殿受玺,行朝会,减罪囚,紫宸殿大宴群臣,朝堂里一片洋洋喜气。诏告天下,自绍圣五年六月戊寅朔起,改元为元符元年。

        元符元年(1098)七月,再诏范祖禹徙化州(即今广东化州市),刘安世徙梅州(即今广东梅州市),苏辙徙循州(东江上游、惠州之东北)——这是董必到岭南来按问的结果。

        祖禹于同年十月十日死于贬所,年仅五十八岁。元祐后期,苏轼在朝中志同道合的同官,只有祖禹一人,今在儋州闻其讣告,不觉号恸痛哭,给祖禹的长子范冲(元长)函道:“闻讣恸绝,天之丧予,一至于是,生意尽矣。”又曰:“流离僵仆,九死之余,又闻淳夫先公倾逝,痛毒之深,不可云论。”

        祖禹、安世等本人遭难之外,诸子并皆勒停(免官),永不收叙。所以,苏轼后又长函范冲,劝他“先公已矣,惟望昆仲(次子范温,为秦观之婿)自立,不坠门户。……与先公相照,谁复如某者,此非苟相劝勉而已,切深体此意”。

        范冲求苏轼为父作传,轼沉痛作答曰:“所论传,初不待君言,心许吾亡友久矣。平生不作负心事,未死要不食言。然今则不可,九死之余,忧患百端,想蒙矜察。”又暗示道:“海外粗闻新政,有识感涕。”范冲此请,本欠老成,在这个样子的黑暗时期,要苏轼为祖禹作传,祸随笔起,怎能着手!

        章惇必欲致范、刘于死地,叫蔡京设法除此二人。安世到了梅州贬所,蔡京就派人跟着南下杀刘。陈衍劝说使者不如胁逼安世自裁的好,安世却不为所动。蔡京又特意觅了一个当地的土豪,将他擢为转运判官,命往杀刘。判官受命疾驰,梅守又派人来劝安世自己作个了断。判官将至,刘家阖门号泣,安世却饮食起居如平时,不愧是个铮铮铁汉。不料是夜,这个土豪忽然急病呕血而死,安世因此获免。真是“命好”!

        苏辙在雷州,因为政令不许占住官屋,所以张逢帮他租借太庙斋郎吴国鉴的宅子居住。不到半年,便被段讽检举,说他“强夺民居”。绍圣五年三月,董必到了雷州,按察此事,要追民究治,幸而苏辙拿得出租赁契约,才没话说。董必就奏劾雷守张逢于苏氏兄弟到时,同本州官吏至门首迎接,招待轼、辙在监司行衙安泊,次日送酒筵去接风,后来又帮苏辙租屋,每月一两次地送酒馔到辙处管待,差役七人供事等等;海康县令陈谔差杂役工匠为苏辙租住的宅子大事装修,又勒令附近居民拆除篱脚,开阔小巷,通行人马,以便回避苏辙所居门巷等等。

        结果是诏移苏辙循州安置,雷守张逢被勒停(免职),海康令陈谔特冲替(改调)。本路提刑梁子美与苏辙是儿女亲家,不申明回避与其余监司以失察的罪名,各罚铜三十斤。

        果然,雷州按察事告一段落,董必立即要遣官过海,查治昌化军使张中修伦江驿事。从这件案子,当然就可以把苏轼牵扯出来。用土豪做转运判官谋杀刘安世的手段,已有先例,人人要为苏轼捏一把冷汗。

        董必的魔掌将及苏轼,幸而出现了一个救星。据说董必的随员中,有一潭州人彭子民,甚得董必亲信。当董必要派人过海,彻治张中案时,彭对董流着眼泪劝道:“人人家都有子孙!”

        董必醒悟过来,只派一个小使臣过海。章惇的政府有流人不许占住官屋的命令,所以小使臣就根据这道行政命令,将苏轼父子逐出官舍,尚无其他诛求。

        被逐出屋后,父子二人无地可居,偃息于城南南污池侧,桄榔林下者数日。东坡偃息桄榔林中,则曰:“尚有此身,付与造物,听其运转,流行坎止,无不可者。”其超然自得,了无愠色如此。

        后来,就在那儿买了一块空地,自己造屋。

        朋友中特别是黎子云和符林两家子弟十余人,都来帮他运甓畚土;王介石更出全力相助。《与郑靖老书》说:“起屋一行,介石躬其劳辱,甚于家隶,然无丝发之求也。”

        军使张中来观,也卷起袖子来帮做畚锸的工作。次月(五月),坐落城南的栋简单的住屋就造好了。五间平房,一个龟头。苏轼名之曰“桄榔庵”,摘叶书铭,以记其处。

        《与郑靖老书》述造屋事曰:

        初赁官屋数间居之,既不可住,又不欲与官员相交涉。近买地起屋五间、一龟头,在南污池之侧,茂木之下,亦萧然可以杜门面壁少休也。但劳费窘迫耳。

        又《与程儒(天侔子)书》云:

        赖十数学生助工作,躬泥水之役。愧之,不可言也。

        搬进新屋去后,家用器物皆无,邻里黎、符两家都从自己家中用的分点出来送给他们。苏轼《和陶和刘柴桑》诗说:

        苏轼这一席之庐,据他与程秀才书简说:

        新居在军城南,极湫隘,粗有竹树,烟雨濛晦,真蜑坞獠洞也。

        新居墙之东北,有一树老楮,枝叶旺长,遮挡眼界。苏轼有意将它伐去,细思“孤根信微陋,生理有倚伏”(诗:《宥老楮》),终于不忍砍此大自然中的同一生物。

        住定后,又雇了三个蓬头的当地人,整治出一个菜园来,自己种些韮菜、黄菘;西边掘个粪坑,储积水肥;东边开个水源,用以浇菜。苏轼说:“人间无正味,美好出艰难。”亲手种出来的东西,总是好吃的。不过,自种蔬菜,眼它慢慢长大起来,“未忍便烹煮,绕观日百回”,又舍不得割来吃了。(《和陶西田获旱稻》及《和陶下潠田舍获》诗)

        七月,苏轼才知道老弟再徙循州的消息。循距惠州七百里,荒僻寥落,言语不通,饮食无有,而且从惠州到龙川的那条水路非常狭隘,艰涩难行。这条路,苏迈、苏过都曾走过,所以苏轼立刻设法通知苏迈,令苏辙一家路过惠州时,挽留他家眷口就在白鹤山庄住下,一切有迈可以照顾。

        苏辙于六月间自海康启程,冒大暑水陆行数百里,困惫不堪,就接受老兄的安排,将家眷留在惠州,独携幼子苏远,葛衫布被,乘一叶小舟,秋八月到了循州贬所,住于龙川城东之圣寿僧舍。

        也许由于新来乍到,找不到信使之便,直到九月十五,苏轼还得不到老弟一点讯息,心里忧虑不堪,只好端策问卦,用揲蓍古法,卜得“遇涣之内”:三爻初六变为中孚,兑上巽下,信发于中,谓之中孚;中孚之九二变为益,震下巽上,损上益下,故谓之益;益之六三变为家人,离下巽上,正一家而天下定。中孚有至诚之意;益卦虽是风雷动象,示播迁不宁,但有增足之益;家人卦有天伦安和之意。苏轼取文辞为断,自信对于此卦,研考精详,决不会错,心里大为安定。

        但是,朝中大局如此,兄弟两人,各困一隅,杀机四伏,皆是听凭宰割的命运,岂是经历一场播迁就能安然无事的?苏轼“粗闻新政”,不能不心如挂钩之鱼,惶恐不安。九月底,往游天庆观,谒拜北极真圣,祈神指示余生的吉凶祸福,求了一支签,签词曰:

        苏轼细绎签词的意思,“悚然若有所得”。

        苏轼这时候的惶恐,并非无端而至。因为蹇序辰等编纂的有关元祐朝臣的章奏文书,经过搜集和悬赏征求,甚少遗漏,共成一百四十三帙;形式上呈经皇帝过目后,他们正在一篇一篇地审阅,凡是涉及更改熙丰法制或文字可以罗织者,立即加以惩处,因此得罪的人,已有数千之多。

        在此十年间,以文章报国的二苏,汇集的专卷一定最厚,随便抽出一篇来,任意加点解释,就可叫他们死有余辜。苏轼能不忧心忡忡?

        到了元符二年(1099)九月,这个政治报复的血腥运动,更成立了专职机构——诉理局,有计划、有组织地大肆诛求罗织起来。事由安惇进言:

        陛下未亲政时,奸臣置诉理所。凡得罪熙丰之间者,咸为除雪。归怨先朝,收恩私室。乞取公按,看详从初加罪之意,得依断施行。

        这是很明显地要尽复十年前熙宁、元丰年间的旧案,包括已经赦免或昭雪的在内。蔡卞劝章惇专设这个诉理局,搜索检查一切旧档,命蹇序辰、安惇看详。因此,重新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士大夫虽远在千里,也被官司会同逮捕、严刑侦讯,竟有很多人因清算而受钉足、剥皮、拔舌之苦。

        政治这东西,一朝变成个人权力时,就没有不被滥用,亦几乎没有不血腥满地的。实际政治像头十分饥饿的怪兽,永远要吃掉其他任何东西,无休无止。

        在此黑暗时代,民有二蔡(蔡卞、蔡京)二惇(章惇、安惇)之谣。二蔡二惇固然罪可通天,但是哲宗惑于女宠,将权力授于豺虎,而昏愦不省,终是不可原谅的。

        在这一次再起的大风波中,原已编管横州的秦观,再徙雷州。少游凄怆作诗曰:“南土四时都热,愁人日夜俱长。安得此身如石,一时忘了家乡。”语极酸楚。张耒和晁补之都坐降为监当官。

        吕升卿按察广南的任命,虽被曾布等拦住了,不能直接施毒于二苏。但是他的弟弟温卿,为浙江运使,便专捡与苏轼亲厚的人来下手,以泄私愤。先起钱世雄(济明)狱,又举发廖明略事,二人皆被废斥。后来有个僧人,与参寥有点嫌隙,举发参寥冒名使用度牒,其实他本名昙潜,是苏轼替他改名道潜。经查,果与度牒不符,径即判令还俗,编管兖州。

        此事发生之前,参寥原本打算带了他的徒弟颖沙弥度岭过海,到昌化来看望苏轼的。苏轼得书,连忙复书劝阻,书中言渡海当时的危险,是他来时亲身的经验。如云:

        ……转海相访,一段奇事。但闻海舶遇风,如在高山上坠深谷中,非愚无知与至人,皆不可处。胥靡遗生,恐吾辈不可学。若是至人无一事,冒此险做甚么?千万勿萌此意。颍师喜于得预乘桴之游,所谓无所取裁者,其言切不可听。相知之深,不可不尽道其实尔。自揣余生,必须相见,但记此言也。

        在千年前交通困难的情况下,要从浙江杭州到海南岛来探望一个落难的朋友,这种风义,简直难以想象。苏过也深为感动,作诗附寄曰:“……道人航海曾何劳,久将身世轻鸿毛。只恐西湖六桥月,无人主此诗与骚。”(《斜川集》)

        此函发后,参寥已经被迫还俗,编管兖州,当然也不能来了。钱世雄本来代为照顾苏轼宜兴的家属,被祸前,还寄“异士太清中丹”来给苏轼服用,现在,却都失去音讯了。

        上年董必纠举昌化军使张中,派兵以修缮伦江驿就房店为名,实与别驾苏轼居住一案。元符二年二月,朝廷处分下来,张中被“冲替”(免职、另候任用),权知广南西路都钤辖程节、户部员外郎谭棪、提点广南路刑狱梁子美皆坐失察罪,各遭降级处分。

        张中将去,轼作《和陶与殷晋安别》赠其行。人在孤苦中,同伴骤别,不比寻常,真有摧肝裂胆之痛,苏轼此诗,也非常凄怆。如曰:

        初送张中诗,虽记往来事迹,但仍透着无比的凄凉。

        谁知张中这个性情中人,不忍抛撇苏轼父子,从三月初挨到是年十二月,一直逗留了十个月,迟迟其行。到此真已迫得非走不可时,才来辞行。这天他就在苏家坐了一个通宵,所以苏轼再送张中诗《和陶王抚军座送客》,反而安慰这个行者:“汝去莫相怜,我生本无依。”“莫作往来相,而生爱见悲。”张中坐到天亮,苏轼别绪依依地说:“悬知冬夜长,恨不晨光迟。”

        《和陶答庞参军三送张中》诗,则是老人一片慈心的诤言。张中少学兵法,甚好谈兵,才智非不如人,功名却无缘分。苏轼认为徒然愤懑,无补于事,该趁年富力强之日,果断去边疆治兵,学以致用的好。

        张中此去,不久即以病死传闻。苏轼初送诗中,有“恐无再见日”的话,真个一语成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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