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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但愿一识张益州

        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苏家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

        苏洵的幼女八娘,嫁与程夫人母家兄弟程濬之子之才(正辅),本来以妻兄作亲家,以内侄做女婿,原是亲上加亲的好姻缘。不料八娘嫁过去后,却因不得舅姑的喜爱,而女婿程之才也薄情寡义,竟至送了性命。苏洵痛失爱女,怨愤不平,作《自尤诗》以哀其女(今已不传),复作《族谱亭记》,痛言其乡风俗的败坏,起于某人,而某人者,乃其乡颇有名望的人物,大乱其俗。虽未指名道姓,但人人知道他骂的是眉山豪绅程濬。

        苏洵举其六大罪状:一曰不恤其兄之遗孤而骨肉之恩薄;二曰霸占先人遗产而孝悌之行缺;三曰为族人所讼而礼义之节废;四曰宠妾灭妻而嫡庶之别混;五曰笃好声色,父子杂处而闺门之政乱;六曰黩财无厌,唯富为贤而廉耻之路塞。并且指斥他舆马赫奕,婢妾靓丽,足以荡惑人心,败坏社会风气,以官爵金钱勾结府县,以虚言诈语欺罔君子。总结起来,骂他为“州里之大盗”。

        苏洵用这样火爆的文字来泄愤,同时宣布与他的岳家从此断绝来往,告诫家人子弟必须永远遵守这个禁令。这件事,遭受打击最重的,当然是程夫人,她丧失了爱女,又断绝了母家,骨肉之间发生这么绝情的变故,足以令人肝肠摧折,精神崩溃。然而在那个时代的妇人,出嫁从夫,只好把一切横逆归诸命定,她是一个刚毅好强的人,也只能默自吞咽苦水,一句话也不说。

        至和元年(1054),苏轼十九岁,娶眉山邻邑青神县的乡贡进士王方之女为妻,王夫人名弗,时年十六。

        这一年,蜀中散发了一个漫天的谣言。

        西南夷中的邛部川首领报告,侬智高在大理,即将率众寇蜀。疆吏接到这个情报,不辨真伪,惊惶万分,立即调兵屯边,加征额外弓手,发动民众筑城,昼夜不歇。蜀人曾因李顺等人的起事,兵连祸结,痛苦的记忆犹新,四乡的老百姓犹如惊弓之鸟,看见官府那么紧张,就纷纷逃到城里来,将粮食布帛贱价卖了,换成金钱窖埋地下,还不到婚龄的女孩,都提早嫁出去,以便减轻危难中的负担。人心惶惑,秩序大乱。

        朝廷得到这个警讯,立即发陕西步骑兵戍守西蜀,于是兵仗络绎于道,更增添了战争前夕的恐怖气氛。

        朝廷为加强防御,决定要改派一个朝中重臣移镇西蜀,于是同年七月间,礼部侍郎张方平(安道),就以户部侍郎出知益州。

        方平于十一月到达成都,经过实地的研究和考察,认为大理远离西蜀二千里外,两地之间的地方都由非常复杂的种族分据,安南酋与他们并无役属关系,怎能行军过境,来寇西蜀?便断定这是一个谣言。

        方平对邛部川提出严重警告:“寇来,吾自当之,妄言者斩!”下令新调来的军队,立刻归还原来建制,遣散添募的弓手,停止城工。过了年的正月十五上元节,照例放灯,城开不夜,继复追查到谣言的始作者,枭首示众。于是一天云雾,顿告消散,民心大定。

        蜀人为了酬答张方平的崇功厚德,照当时的习惯,恭绘画像陈奉于成都之净众寺,苏洵作《张益州画像记》。

        北宋时代,有一非常良好的政风,大臣即使外任地方,也有发掘在野遗贤的责任。张方平出知益州,即常以此为念,而且先已知道了蜀有苏洵其人。如其自言:

        仁宗皇祐中,仆领益郡,念蜀异日常有高贤奇士,今犹乏耶?或曰:勿谓蜀无人;蜀有人焉,眉山处士苏洵其人也。……公不礼士,士莫至,公有思见之意,宜来。久之,苏君果至。

        苏洵来成都,幅巾野服,以尺书求见。方平立刻接待他,倾盖论交,共论古今治乱及一时人物的评骘议论,甚是融洽。又读了苏洵带来的《权书》和《衡论》各篇文章,认为他有司马迁一样的笔力,赞赏之余,不禁叹道:“这人是困于棘茨的鸿鹄!”就特别在宾馆里辟一房间,留他住下,一面状奏朝廷,保荐他代黄柬为成都学官。

        朝命累月不下,苏洵等得很不耐烦,记起九年前在九江订交的雷简夫(太简),时为雅州知州,他便到那儿去访他。太简除了为他写了分致朝中大老韩琦、欧阳修的介绍信外,又为作书促请方平替苏洵再请三请,得请后已。书略曰:

        简夫近见眉州苏洵著述文字,其间如《洪范论》,真王佐才也,史论,真良史才也。……又闻明公之荐,累月不下,朝廷重以例检,执政者靳之不特达,虽明公重言之,亦恐一上未报,岂可使若人年将五十,迟迟于途路间耶!昔萧昕荐张镐云:用之则为帝王师,不用则幽谷一叟耳。愿明公荐洵之状,至于再,至于三,俟得其请而后已。

        至和二年(1055),苏轼年已及冠。最近这几年间,读书狂勇;如名驹放足,奔驰驿路,不能自已;又勤于作业,所蓄文章如经论、史论、经义、经解、策论等,已经积稿盈箧。他的文章,能以敏锐的洞察能力,驭以旺盛的气势,纵笔所至,议论风发,写其所不能不写,而立论的精神,则皆归于实用,不唱高调。其风格似孟子,论事则如陆贽。

        张方平少年读书,是个天才人物,凡书看过一遍,终身不再读。曾向别人借一部十七史,那么多的卷帙,据说经月就已看毕,归还书主。他是制科出身,曾知制诰,官拜翰林学士和御史中丞,在政治与学术两方面都属有数的人物。苏洵命苏轼带了课业往谒方平,求教亦所以求知。方平一见苏轼,惊为天上的麒麟,待以国士。这老少二人,成都初见,奠定终生师友之谊,情逾骨肉。

        苏轼在成都,乘便游了大慈寺中和胜相院,并拜观了院中所藏唐僖宗皇帝及其从官文武七十五人的画像,对于唐室之奔走失国,深为感叹。在此寺中,他认识了成都僧统惟度和本是苏家远房族人的寺僧惟简。他们的年龄比苏轼大多了,但是谈得津津有味,听他们讲唐宋五代间的掌故,都是书本上所看不到的知识,求知欲非常旺盛的二十少年,听得非常兴奋。

        这一年,苏洵也办了次子苏辙的婚事,娶于史氏,新郎新娘年纪都还很小,苏辙《寄内诗》所谓“与君少年初相识,君年十五我十七”。这样早婚,与他决定次年要两兄弟一同赴京应试有关。

        张方平起先荐苏洵为成都学官,久无消息,便劝苏洵道:“西蜀僻远之地,不足以成君之名,何不到京师去一求发展?”苏洵为之心动。

        但是苏洵想到自己年将五十,还是个没有功名的布衣,求仕实已太迟,倒是为两个儿子谋取出身要紧。不过张方平所见知者,是自己的文章和节操,而且认识未久,交情不深,又如何能以家庭私事去麻烦他呢,心中踌躇不决,“欲忍而不言而不能,欲言而不果,勃然交于胸中,心不宁而言忸怩者,累月而后决”,作《上张侍郎第一书》说:

        洵有二子,轼、辙龆龀授经,不知他习,进趋拜跪,仪状甚野;而独于文字中有可观者。始学声律,既成,以为不足尽力于其间。读孟韩文,一见以为可作,引笔书纸,日数千言,坌然溢出,若有所相。年少狂勇,未尝更变,以为天子之爵禄可以攫取。闻京师多贤士大夫,欲往从之游,因以举进士。洵今年几五十,以懒钝废于世,誓将绝进取之意,惟此二子,不忍使之复为湮沦弃置之人,今年三月,将与之如京师。……明公一言,天下谁议?将使轼、辙求进于下风,明公引而察之,有一不如所言,愿赐诛绝,以惩欺罔之罪。

        苏洵是个非常强项的人,为了儿子的前途,竟也顾不得腼颜求助,甚至罚神赌咒说了“不如所言,愿赐诛绝”那样的话。

        其实,方平早已非常器重苏轼,当苏洵与他商量:“打算命二子在蜀先应乡试,如何?”方平说:“使从乡举,是乘骐骥而驰闾巷,未免大材小用。朝廷设六科,所以拔擢天下的青年才俊。你的两个儿子,使从六科之选,恐怕还不够骋其足力耳!”

        于是,苏洵决定赴京。嘉祐元年春先过成都,携苏辙谒张。直到这个时候,苏洵的荐状还是没有消息,显然已被当局借口检核资格,搁了下来。方平愤然道:

        “吾何足为重,进退天下士,固永叔之责也!”

        欧阳修(永叔)时为翰林学士,以爱才若渴著誉天下,所以张方平认为只有介绍苏洵给欧阳修认识才有用,虽然他与欧阳修曾有芥蒂,但仍硬着头皮写了一封非常恳切的介绍信,要苏洵赴京面谒。

        张方平和欧阳修从前政治立场不同。庆历初年,韩琦、富弼、范仲淹当国,颇欲有所作为,欧阳修时为谏官,站在他们这一边,尽力协助,遂与宰相吕夷简那一派的人发生摩擦,引起政见之争,结果是两败俱伤,皆在“朋党”这个帽子下被罢了官。张方平后来做御史中丞时,曾就这一旧案,力加抨击,二人因此交怨,久未通问。但是张方平为不埋没苏洵,毅然写信给欧阳修,固然难得,而欧阳修也并不因是张方平介绍,便漠视这个人才,这种风度,求诸后世,几已不易再见了。

        于是,三苏决定于是年三月赴京应试。

        这期间,苏家的经济情况已不甚好,老苏计划出行时,家计煞费周章,所谓“一门之中,行者三人,而居者尚十数口,为行者计则害居者,为居者计则不能行”。踌躇好久之后,苏洵想到贩夫走卒还能左提妻、右挈子地奋身远行,他又何独不可?毅然决定了行计,留在眉山的这个十余口人的家庭重担,就完全落在忧伤的程夫人一个人肩上了。

        古道热肠的张方平,还资助了老苏旅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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