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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陈希亮

        嘉祐八年(1063)三月,仁宗皇帝崩于福宁殿,四月一日,皇太子赵曙即位,是为英宗。英宗自少体弱,时方卧疾,由光献太后曹氏权同处分国事。

        是年正月,宋选罢凤翔太守,眉州青神县人陈希亮(公弼)自京东转运使来代。

        陈希亮身材矮小、清瘦,而为人刚劲,面目严冷,两眼澄澈如水,说话斩钉截铁,常常当面指责别人的过错,不留情面。士大夫宴游间,但闻陈希亮到来,立刻阖座肃然,语笑寡味,饮酒不乐起来。他对待僚属,自然更加严厉,竟然有很多人吓得对他不敢仰视。

        苏轼虽是以京朝官差充签书节度判官厅公事,简称签判,仍是幕职,有如现在地方政府的秘书长,职掌赞襄郡政,综理诸案文移,斟酌可否,签拟后报告首长,或罢或行。他与长官公事上的关联,非常密切,而两个人的性格,却是如此的冰炭不相融合。

        苏轼性豪阔,不会官僚滑头,而做事却勇于负责,意见不同时,便要据理力争。这二十七八岁的签判,年少气盛,就不免形诸辞色,一点不肯屈就退让。

        陈希亮也有意要裁抑这个锋芒太露的后辈,对他也一样地端起架子,毫不客气,使苏轼更难忍受。

        府衙中的吏役,为了对这位制科出身的判官表示敬重,大家尊称之为“苏贤良”,这颇类似现代人之称某博士者一样,实是一件平常小事。不料被陈知府听到了,大怒,愤然骂道:“府判官就是府判官,有什么贤良不贤良的。”把那吏役打了板子,这当然使苏轼十分难堪。

        苏轼写的公事,他也毫不客气地涂抹删改,往返不休,此在以文章自负的苏轼,更不容易忍受。

        陈希亮官僚架子很大,同僚晋见,任在客座中等候,久久都不出来接见,甚至有人在客位中打起瞌睡来。苏轼心生不平,作《客位假寐》诗,讽刺他:

        两人之间的摩擦,造成日深的成见。苏轼益发落落寡合起来。他不预府宴,中元节也不过知府厅。陈希亮抓住这一点,竟然上奏朝廷纠劾他,被朝廷罚铜八斤,苏轼也都不管,只是日后作谢馆职启中,才说:“一参宾幕,辄蹈危机,已尝名挂于深文,不自意全于今日。”

        陈希亮于廨宇后圃,筑造一座凌虚台,以望南山,请苏轼作记,轼乘此机会浇了他一头冷水,如言: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昔日的荒草野田,岂知有今日的凌虚台?而从前秦穆王的祈年、橐泉,汉武帝的长杨、五柞,隋之仁寿殿,唐之九成宫,其宏丽坚固,将百倍于凌虚台,而今复为破瓦颓垣,又安在者?所以结尾狠狠地讽刺他道:“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则过矣。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这是对陈知府奏劾一事,给予针锋相对的答报。

        陈希亮是眉州人,苏陈两家原是数代世交,论辈分,且比老苏还长一辈,当他读过《凌虚台记》的稿子后,不易一字,吩咐上石,并且慨然道:“吾视苏明允,犹子也;轼,犹孙子也。平日故不以辞色假之者,以其年少暴得大名,惧夫满而不胜也,乃不吾乐耶!”

        后来,苏轼因其子陈慥之请,为作《陈公弼传》,其中有一段说:

        公于轼之先君子为丈人行,而轼官于凤翔,实从公二年。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形于言色,已而悔之。

        原任凤翔法曹张琥,本与苏轼为进士同年,共事两载,曾同游真兴阁寺。嘉祐八年十一月,调职回京,苏轼作《稼说》送其行,其中有一段说:

        ……吾少也有志于学,不幸而早得与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谓不早也。吾今虽欲自以为不足,而众且妄推之矣。呜呼,吾子其去此而务学也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吾告子止于此矣。子归,过京师而问焉,有曰辙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语之。

        读此文所言,显见苏轼当时已经体谅到陈希亮这位老前辈,为要矫治他少年早达的弊害,所设下的苦心,因此说“已而悔之”,因此作《稼说》以赠同年张琥。但是赠文张琥,却真个是“与非其人”,此君阴险贪鄙,热衷利禄,元丰年间,改名张璪,官知谏院兼侍御史知杂事,诗狱案起,他与李定共治此案,必欲置苏轼于死地者,就是这个同年。

        陈希亮于凤翔任上,因将他州馈送的公使酒,据为私有,坐赃去职,抑郁而殁。后人造作希亮之所以获罪,系由于欧阳修代轼报复的谣言,实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妄人妄语。

        希亮有四子,唯幼子陈慥(季常)不乐仕进,使酒好剑,用财如粪土。苏轼在岐山碰到他,他正带了两个朋友,骑马携箭,在长林丰草间出入射猎。两人自此相识,高谈用兵及古今成败之事,陈慥自以为是“一世豪士”,苏轼很喜欢他的游侠气概,遂成莫逆之交。

        仁宗崩,以韩琦为山陵使。兴筑皇陵,需用竹木,饬由凤翔供应,而“编木筏竹,东下河渭”,则为签判苏轼的专职。不幸其时天旱,渭河干涸,挽木不下;而山陵工期迫切,运材须于限定时日内到达,否则,这延误王事的责任,怎么担当得起。诗言:“桥山日月迫,府县烦抽差。……千夫挽一木,十步八九休。渭水涸无泥,菑堰旋插修。对之食不饱,余事更遑求。”苏轼整日忙于督抽差役,集材付运,弄得寝食不安,整整忙了五个多月,直至是年秋间,才算交完差,透了一口气。

        然而刚刚交完皇差,又逢地方大旱,苏轼祷雨于太白山,不验,再经虢县,渡渭水而祷于磻溪。回程自阳平入斜谷,九月至终南,住在太平宫的溪堂里,得遂一读《道藏》的宿愿。

        自来凤翔,他对于这么许多牵连不断的吏事,厌倦不堪,以为除了浪费生命之外,身名两皆无益。案牍劳形,问囚理讼,不知所为何来,从前所学,完全抛弃,而一官在身,却又不得不奔走劳役,弄得心神俱疲。他在《和子由闻子瞻将如终南太平宫溪堂读书》诗中,大发牢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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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在这一年中,苏轼仍有出其所学,极论民生国是两篇大文章,一是《上韩魏公论场务书》,以所见凤翔老百姓为衙前之役所困,请求政府行宽大久长之政;二是《思治论》,指出嘉祐政治之弊,症结在于没有一定的国策,所以法弊而事无成。

        关于前者,苏轼指陈凤翔的老百姓所最怕的,莫如衙前之役,而课役的标准,从每一人家的盘碗锅罐算起,长役十千,乡户及二十千者,都该占股一分。一分之役,名为十千可办,其实须十五六千至二十千,役重如此,老百姓焉能不穷。

        课役本只限于上户,但事繁而役不足时,则递取其次,而现在家赀二百千者都须服役。事实上,连盘碗锅罐都计算在内,家赀不满二百千者,何以为民,则任何人已皆不免于衙前之役,困穷可知。

        苏轼希望政府行宽大久长之政,以官榷优与人民,先裕民而后裕国。

        苏轼作《思治论》,立论甚大。他说,世有三患,终莫能去:一是宫室祠祷繁兴,钱币茶盐法坏,加以庞大的军事费用,天下常患无财;二自澶渊之盟后,辽与西夏,日益骄横,而宋则战不胜,守不固,天下常患无兵;三则选举法严,吏不重视考功,考铨之法坏,天下常患无吏。

        这三大问题的形成,是由于国家没有通盘的计划,没有一定政策之故。五六十年来,规模未立,虽有很多人对这三个重要问题,游谈聚议而上,但都各就个人的见解,做枝枝节节的议论,人心不同,好大者欲王,好权者欲霸,而偷者欲休息,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朝廷发一政,则曰“姑试行之”,成功与否不可知,前政尚未见效,而后政又发,政令纷纭而法日弊,故症结在于“其始规模未立,其卒事功无成”。

        他的主张是政府应该于众论中“从其可行者而规模之,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日夜以求合于其所规模之内,而无务出于其所规模之外。其人专,其政一,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

        苏轼虽然以最大的政治热忱上书时宰,力求稍解老百姓衙前之役的困苦,但是韩琦方欲持重,决不能用这新进的书生之言。

        英宗即位,覃恩各有升迁,苏轼在凤翔,其本官为大理评事,是年晋升为从八品的大理寺丞。

        翌年,改元为治平元年(1064)。

        正月,苏轼自清平镇至盩厔县,商洛令章惇率同僚苏旦、安师孟自长安来谒,同游楼观,访老子出关时的关令尹喜的旧宅与授经台,经五郡城而至大秦寺、延生观;下山西行十余里而至黑水谷,谷中有仙游潭,潭上有南北二寺,倚峻峰,面清溪,林木深翠,怪石不可胜数;潭水深不可测,以绳缒下数百尺不得其底,以瓦砾投之,翔扬徐下,好久才不见;水深如此,而两岸万仞绝壁,山壁之间架一独木为桥,危险万分。章惇邀苏轼过桥去题字山壁,苏轼谢不敢,诗曰:“犹有爱山心未至,不将双脚踏飞梯。”

        章惇说:“你不去,我去。”他平步过桥,乘索挽树,摄衣而下。以黑漆濡笔,在石壁上书大字曰:“苏轼章惇来。”再照样攀绳拊树而还,神色不动。苏轼拍拍章惇的背脊道:“子厚他日必能杀人。”

        “为何?”惇问。

        “能自判(拼)命者,即能杀人。”轼答。

        苏轼既不敢过桥,遂与诸人向潭北循黑水而上,至南寺,以章惇远来,留他们在寺午餐,诗有“野馈惭微薄,村沽慰寂寥”句。饭后,章惇等将往渼陂,遂别。

        苏轼还至岐山,与文同相遇于岐下。文同,字与可,梓州梓潼人,他们是西蜀的同乡。与可长得眉清目秀,而志气方刚,淡泊名利。他是画竹的名家,倾谈之下,苏轼称他有四绝,诗一、楚辞二、草书三、画四,为作《文同画竹赞》。与可向人说:“世无知我者,惟子瞻一见识吾妙处。”自此订交,以后相见之日虽不多,却成为死生不渝的好朋友。

        治平元年八月,西夏又大举犯边,入寇静边寨,围童家堡。仓猝之间,朝廷暂以当地的转运使摄帅事,而他却与军中的副总管发生严重的摩擦,军无纪律,民心惶恐,沿边各城,风声鹤唳,整个西北边区都为之动摇。

        大军云集西边,凤翔为边军的粮秣供应中心,苏轼职掌所在,就日夜忙于“飞刍挽粟,西赴边陲”的任务,疲惫不堪。

        幸而朝廷诏以端明殿学士王素再知渭州,自许州移镇平凉,泾原故老互相欢贺,沿边将士听说老将重来,踊跃传呼,从此旗帜鲜明,鼓角欢亮,军容大振。西夏习闻王素威名,闻讯立即撤兵,至素到任时,虏围已解,他不过宴劳将佐而已,而人心大定。

        韩琦以派驻陕西的戍兵太多,军粮不足,请科陕西民户,三丁抽一,籍为义勇军,得十四万人。军粮不足而籍民为兵,因为义勇可以不必供食之故。当时的谏官司马光上疏累谏,不听。诏下之日,苏轼便须巡回所属各县,亲自提举这件“刺勇”的大事,而他所亲眼目睹的,则是“愁怨之民,哭声振动”。但这是诏令,地方官责在奉命行事,一点办法也没有。

        幸而三年任期届满,苏轼遂于是年十二月十七日罢签到任。宋有“磨勘”之法,文资三年一迁,武资五年一迁,苏轼以磨勘得升官为殿中丞。宋吏,殿中省监、丞各一人,掌奉天子玉食、医药、服御、幄帟、舆辇、舍次之政。其实有官无职,只是衔名而已。

        苏轼携家带眷,回开封去,自长安而至华阴,时又寒冬腊月,霪风凛冽,道路泥泞难行,只得全家留在华阴的旅舍里度岁,忍寒苦吟:

        三年无日不思归,梦里还家旋觉非。

        腊酒送寒催去国,东风吹雪满征衣。(《华阴寄子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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