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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作客东园

        熙宁十年(1077)正月,朔风凛冽,大雪纷飞,苏轼一家冒着寒风大雪行路,将至济南,知齐州的李常,先派急足来迎,苏轼次韵答诗,有“敝裘羸马古河滨,野阔天低糁玉尘。自笑餐毡典属国,来看换酒谪仙人”句。苏轼常尊公择为太白,而自比为北海牧羊的苏武,可能是酒间的玩笑话,成了惯称。

        三个侄子,迟、适、远都在雪中迎候,带领他们回家,虽然苏辙去冬赴京,还没有回来,但兄弟两家,阔别多年,一朝团聚,“酒食淋漓浑舍喜”,真是无比欢庆。

        苏辙去冬匆匆赴京,是因朝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有意去作一番观察,寻找活动的机会。

        熙宁八年(1075)二月,王安石复相,吕惠卿堵塞安石再起的阴谋既完全失败,同年十月,就被出知陈州。

        神宗凛于水旱失常,灾祸频仍,这时候,又有彗星出轸的异象发生,帝权虽是至上,但是不能不怕天怒,所以避殿减膳,诏求直言。安石进曰:“天道茫远,未免妄诞。先王虽有官占,所言者,却还都是人事。”

        神宗就盯着他道:“闻民间殊苦新法。”

        “祁寒暑雨,民犹咨怨,此毋宁恤。”安石对答。

        皇上显然有被蒙蔽的愤怒,诘曰:“老百姓莫非连祁寒暑雨之怨也都没有吗?”

        安石碰了这个钉子,郁郁不乐,就此称病不出。但是,神宗没有其他办法,还是再三慰勉,促令复起视事。殊不知安石此时,曾、吕皆去,无人为助,只可依赖他的儿子王雱,而王雱虽有才干,到底是个狂率少年,他要彻底打击吕惠卿,却被惠卿反告一状。安石知道了,非常责怪他的莽撞,雱恚慎不平,患发背疽而死。

        安石再相后,眼前情况,已与从前大不相同,皇上的信心也已不如往昔,无可作为,屡次称病求去。到这个独子忽尔病亡,老人悲伤不堪,万念灰灭,力请解职,神宗知道留他无益,才命以使相判江宁府,归居金陵(今江苏南京),时在熙宁九年(1076)之十月。

        新政派的大头既皆罢出,帝以吴充、王珪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吴充,字冲卿,与王安石进士同年,年亦相同,又是儿女亲家,私人关系非常密切。由于安石的提拔,熙宁间得越两制三十余辈旧人,擢为三司使、枢密副使等要职;但在政治上,吴充却并不赞同安石的作为,屡次向皇上陈说新法种种不便,神宗也因为他一向中立无与,所以用以为相。

        他一上台,处处要显示与安石不同。他请帝召还司马光、吕公著等,力荐因与安石论事不协而遭贬斥的李常、程颢诸人,又稍变新法,多所修正,甚至将安石家兄弟间不睦的私事,也在皇帝面前讲了。

        无论从皇帝的意向上,还是吴充的作为上来看,这都是政治上一个转变的关键。其时,苏辙适罢齐州掌书记的职务,他想捕捉这个变局开始的机会,就匆匆上京,上书皇帝,力言青苗、保甲、免役、市易四事的弊害,以为“上则官吏劳苦,患其难行;下则众庶愁叹,愿其速改。今者皇天悔祸,启导圣意,易置辅相,中外踊跃,思睹宽政”,所以请求朝廷即行罢免前述四大弊事,不要太多顾虑,迟迟不决,以失天下民心云云。

        苏轼不大现实,对于王安石之再度罢相,认为是一个迷信古书、不达世务的学者,出来操持实际政治,不自量力,终告失败,借《赠钱道人》诗,致其无限的悲悯:

        政治波浪中,难得出现一个机会,在这个时机中,苏氏兄弟表现不同,苏辙是个行动者,而苏轼只是个言论家而已。

        苏辙在京,寄寓郊外范镇的东园,蜀公与苏家是乡里世旧,留辙在京度岁,所以至今未回。李常邀苏轼游济南名胜——大明湖,临水设宴,举行折花盛会,公择又取出他的外甥黄庭坚一束诗文稿来,请轼指教。其时,庭坚仍在北京国子监当教授,虽然还是无缘相见,但对苏轼这位学养深厚的人,自有更深一层的印象。

        苏轼在济南弟弟家住了个把月,日与李常纵谈剧饮,他说喝得几乎把头都浸到酒里去了。二月上旬,才离济南,苏辙出京来迎,相遇于澶濮之间的道上,自苏轼赴杭,后又移知密州,兄弟二人不相见者,已经七年了。

        苏轼约他老弟同往河中,不料行至陈桥驿,奉到诏告,又被改知徐州军州事。相将至京师的陈桥门,却为门官所阻,当时有旨,外官非奉诏,一律不许入国门,于是,只好同回东园,《栾城集》诗《自南京寄范景仁》,有云:

        敝裘瘦马不知路,独向城西寻隐君。

        欣然为我解东阁,明窗净几舒华茵。

        我兄东来自东武(密州),走马出见黄河滨。

        及门却遣不得入,回顾欲去行无人。

        东园桃李正欲发,开门借与停车轮。

        留连四月听鶗鴂,扁舟一去浮奔浑。

        苏氏兄弟在东园一住两个多月,说是为苏轼长子迈娶妇于京师,恐亦不尽为此。其时迈年十九,娶的是同乡王宜甫的女儿。当时通行早婚,苏轼也是十九岁结婚的,苏辙更早,只有十七岁。

        苏轼到后不久,东园主人范镇忽有嵩洛之游,苏轼作诗送行,有“小人真暗事,闲退岂公难。道大吾何病,言深听者寒”句,盖从前新政派逼迫范镇退休,王安石又剥夺一切应与的恩礼,苏轼心颇不平,此时才敢一吐。

        范镇行前,设宴东园道别,似有不少叮咛,所以苏轼作《次韵景仁留别》诗,有“临行一杯酒,此意重山岳”的话,其间蛛丝马迹,都可看出他们三人正在进行一个计划,蜀公此行就是为鼓励那位在洛阳闭户纂书的司马光,出山来匡救时弊,抚慰苍生。

        这些元老们,虽然身在江湖,心当仍存社稷,今则更有“安石已矣,其如帝何”的关切。范镇与司马光交谊非常深切,在朝时议论如出一口,司马光信为笃诚君子,所以,要说动君实出山,范镇是第一人选。

        范镇到洛阳后与司马光的讨论如何,虽不清楚,但司马光曾自洛阳贻书吴充,书曰:

        自新法之行,中外汹汹。民困于烦苛,迫于诛敛,愁怨流离,转死沟壑,日夜引领,冀朝廷觉悟,一变敝法。今日救天下之急,当罢青苗、免役、保甲、市易,而息征伐之谋。欲去此五者,必先别利害,开言路,以悟人主之心。

        ……今病虽已深,犹未至膏肓。失今不治,遂为瘤疾矣。

        司马此函,与苏辙上神宗皇帝书里的建议,如出一辙。

        当此“曙光一现”的转变期中,苏轼回到别已七年的京城,心里却另有一番特别的感受。检点变法之初,在京时所作言论,大都出于狂热的意气,缺乏冷静思考,也有很多不尽合理之处,至安石已去,反而觉得今日朝堂中,就缺乏像他这么一个敢作敢为的勇者,痛自检点,颇有悔意。

        宋至熙宁年间,国家处境,非有一番彻底变革,无以救危图存。荆公变法,原是适应时势要求的产物,并世诸贤,亦莫不抱有求新求变的意图,即使苏轼,努力揭发陈弊,亦未始不是力主变革的人,而且部分意见,也有与荆公不谋而合之处。如朱熹论曰:

        朱熹论苏,不免门户之见,并不公平,如苏轼评骚新法,早在变法之初,岂是看他狼狈,才落井下石的。不过争论当时,出言落笔,太过意气用事,却是事实。苏轼今自回顾,当年如有一方面能不那么偏执,依神宗目前之能从善如流,情形绝不会如现在这样糟糕。这次离京后,在与老友滕达道(元发)书中,痛自悔咎道:

        某欲面见一言者,盖为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同异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

        今圣德日新,众化大成。回视向之所执,益觉疏矣。若变志易守,以求进取,固所不敢,若哓哓不已,则忧患愈深。

        欧阳修次子欧阳奕来访,亦曾劝他。

        奕字仲纯,时官光禄寺丞,听说苏轼住在东园,他就襆被来访,对床夜话,直到天光大白。他们有说不尽的话题,谋道忧时,无所不谈,而仲纯所关切的,是政治场中,人情险恶,劝苏轼必须保身远祸。苏轼十分感动,他说:“仲纯说这话时,那副恳挚的神情,完全和文忠公一模一样。”

        二苏住在东园,等待主人归来,这期间,苏轼忙于为长子完婚,为次子医病。

        苏迨先天不足,幼不能行,后来虽然会走,但身子依然单薄,常常生病。苏辙少时也是一样,夏则病脾,食欲不振,秋则病肺,畏寒,后在陈州做学官时,得道士李若之传授服气法,行之一年,所有病痛,不药自愈。苏轼认为学道养气,至足有余者,便能以气与人,气足,即百病不侵。其时,李道士适在京师,就将他请来,与苏迨对面坐了,为他“布气”。苏迨觉得脐腹间如被初日所照,温暖舒服,以后,他果然日渐健壮起来了。

        苏轼忽接驸马都尉王诜折柬邀约,定期于北城外之四照亭中相见。

        王诜,字晋卿,太原人,开国元勋王全斌的后裔,尚英宗之女贤惠公主,而公主与今上神宗,是出于宣仁高后的同胞兄妹,他是金枝玉叶的皇亲国戚。

        王诜是当代山水画的名家,继承李营丘(成)后的松石寒林一派的大师,他与苏轼在绘画艺术上交好。

        三月初二寒食节,苏轼应约前往,只见四照亭前,金鞍玉勒的骏马,排列成行,仆从无数,往来祗应,行帐间香雾蒙蒙,一派豪华气象。

        晋卿设酒待客,带来六七个侍姬,招呼席面,斟酒下食,个个长得像画中美人一样艳丽,苏轼觉得周昉画的美人还嫌太肥一点,而眼前这几个侍姬,却都娇小玲珑,光彩照人,苏轼自认从来不曾见过如此的绝色。酒过三巡,管弦随作,清歌曼度,如闻仙乐。

        两年后,苏轼还怀念此日的北城之游,走笔为诗寄晋卿云:

        北城寒食烟火微,落花蝴蝶作团飞。

        王孙出游乐忘归,门前骢马紫金??。

        吹笙帐底烟霏霏,行人举头谁敢睎。

        扣门狂客君不麾,更遣倾城出翠帷。

        书生老眼省见稀,画图但觉周昉肥。

        酒酣,倩奴求轼作曲,便为当筵歌唱,苏轼作《洞仙歌》一首、《喜长春》一首与之。但今存元本、毛本《东坡乐府》,皆无此二词,疑《喜长春》即是《??人娇》的别名。《??人娇》题作《小王都尉席上赠侍人》:

        满院桃花,尽是刘郎未见。于中更、一枝纤软。仙家日月,笑人间春晚。浓睡起,惊飞乱红千片。

        蜜意难传,羞容易变。平白地、为伊肠断。问君终日,怎安排心眼。须信道,司空自来见惯。

        苏轼自认穷书生少见多怪,要如贵族们司空见惯,任她国色天香,也不会神魂颠倒。

        翌日,王诜送来韩幹画马十二匹,共六轴,求轼题跋。苏轼论马(画)之作甚多,他总坚持一个信念,“生命,只能存在于自由生活之中”。养尊处优的厩马,金羁玉勒,尽失本性,养得太肥了,就显不出马的俊骨来。韩幹这幅牧马图上,十二匹马,在平沙细草上,争先恐后地争驰,才有人马相得之趣。诗略曰:

        众工舐笔和朱铅,先生曹霸弟子韩。

        厩马多肉尻脽圆,肉中画骨夸尤难。

        金羁玉勒绣罗鞍,鞭棰刻烙伤天全,不如此图近自然。

        平沙细草荒芊绵,惊鸿脱兔争后先。

        王良挟策飞上天,何必俯首服短辕。

        “何必俯首服短辕”,苏轼哀马,亦所以自哀。

        范镇去洛阳打了一个来回,费时不过一月,可谓来去匆匆,然而他们三人的想望,都落了空。

        吴充拜相之初,曾请朝廷召还司马光、吕公著等,而帝不答,神宗不认为习故安常的老臣,能够匡救时艰。司马光贻书吴充,所说各点,吴充亦不能用,盖皇上用兵复耻之念未息,而用兵需财,凡是含有财政目的的新法,也就不能停罢。

        东园主人一回来,二苏立刻告辞,他们在京逗留已经过久,苏轼要赶往徐州到任。范镇从洛阳带来司马光写寄苏轼的《题超然台诗》,苏也不及作复,到徐州后才写《与司马温公书》曰:

        春末,景仁丈自洛还,伏辱赐教,副以《超然》雄篇,喜忭累日。寻以出京无暇,比到官,随分纷冗,久稽裁谢,悚怍无已。某强颜苟禄忝窃,所愧于左右者多矣。未涯瞻奉,惟冀为国自重,谨启。

        五月初,司马光又将所作《独乐园记》写寄徐州,苏轼报书曰:

        某再启:《超然》之作,不惟不肖托附以为宠,遂使东方陋州,以为不朽之盛事,然所以奖与则过矣。久不见公新文,忽领《独乐园记》,诵味不已,辄不自揆,作一诗,聊发一笑耳。

        彭城(徐州)嘉山水,鱼蟹侔江湖,争讼寂然,盗贼衰少,聊可藏拙。但朋友阔绝,舍弟非久赴任,益岑寂矣。

        司马温公洛阳所筑独乐园,规模不大,难与洛阳其他名园相比,只在尊贤坊国子监旁,买了一块二十亩大的土地,辟以为园。李格非《洛阳名园记》里说:“独乐园极卑小,不可与他园班。其曰读书堂者,数十椽屋。浇花亭、弄水种竹轩尤小。公自撰《独乐园记》,略云:中有堂,曰读书堂,堂北为沼,沼上有庐曰钓鱼庵,沼北曰种竹斋,沼东曰采药圃,圃南为六栏,栏北曰浇花亭,又于园中筑台作屋,曰见山台,合而命之曰独乐园。”

        所以,苏轼作诗,题曰《司马君实独乐园》,意不在园,而以霖雨苍生,寄望温公。诗曰:

        司马温公退居洛阳,“绝口不言事”(王称《东都事略》);而东坡诗言其“年来效喑哑”,可见温公之老练与东坡之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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