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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劳己以“为人”

        古时读书人,用世的途径非常狭窄,一旦遭逢患难,不得已须过退隐生活时,大多只能照顾自己,不再留心世事了。上焉者,葺治庭园,吟风弄月,作一身安适之谋;下焉者,征歌选色,恣意口腹,尽量发泄肉体官能的享乐。唯有苏轼不然,虽已年近花甲,而且被放于蛮荒的岭外,但他依然精神饱满,按捺不住“为人”的一腔热情。

        虽然他没有很多钱,可以大规模做帮助别人的事,也没有权势,可以影响别人来做社会福利工作;但他还是随时找机会,做他能够做的施予之事,从施予中获得满足,汲取快乐。

        苏轼步行江边郊野,发现到处都有野死者的枯骨,一任日晒雨淋,无人掩埋,为之恻然,便找机会与惠守詹范商议,筹募适当的经费,使收拾枯骨,造为丛冢。

        这项收埋暴骨的工作,后经程之才大力推动,由罗秘校者专司其事后,范围就做得大了,苏轼也自捐出钱来,提倡这件善举。与罗秘校书,有云:“……掩骼之事,知甚留意,旦夕再遣冯、何二士去回禀,亦有少钱在二士处,此不覙缕。”不但出钱,还作《惠州祭枯骨文》:

        尔等暴骨于野,莫知何年,非兵则民,皆吾赤子。恭惟朝廷法令,有掩骼之文;监司举行,无吝财之意。是用一新此宅,永安厥居。所恨犬豕伤残,蝼蚁穿穴。但为丛冢,罕致全躯。幸杂居而靡争,义同兄弟;或解脱而无恋,超生人天。

        绍圣元年(1094)八月,苏轼到岭南来的途中,舟泊江西太和县,遇到当地一位退休官吏曾安止,拿出一本所撰《禾谱》稿来向他请教。苏轼看后,认为此书未谱农器,是其一大缺失,因为生产工具的进步,其重要性实不下于育种。

        苏轼说,从前在武昌时,看农夫播秧,都骑一种“秧马”。这秧马是木做的,用榆枣木做马腹,利其滑润;用楸桐木做马背,因其质轻。其形制则腹如小舟,首尾高昂,背如覆瓦,以便两髀紧夹,雀跃泥中。用蒿草将秧缚在马首,随走随打,日行千畦,较诸伛偻插播,工作的劳逸,就完全不同了。

        为要加强传布这种进步的农器,苏轼作《秧马歌》,详述形制、操作及其效用,希望别处都能仿制使用。那时代,地方官负有劝农的职责,所以苏轼将《秧马歌》遍寄与所熟识的守令,可惜“罕有从者”。只有博罗县令林抃(天和)躬率田者制作试验,再经改良,更加合用,使本来“腰如箜篌首啄鸡”的插秧工作,变得“耸踊滑汰如凫鹥”,轻松地在畦东畦西行走了。

        惠州的农民都用秧马了,苏轼认为浙中稻米,几半天下,遇到将去江浙的人,他便口讲指划地教他,希望能够传与吴人。

        程之才公毕离惠,苏轼追饯于博罗香积寺。寺下有道溪水,水势很大,苏轼认为如筑一座周围百步大小的水塘,置水闸,利用这注水力作碓磨,使转两轮而举四杵,可以帮助寺僧砻米。他将这意见向在座的林抃说了,林令也就认真地去做,苏轼很是高兴。

        惠州自水东(归善县)至水西(惠阳),中隔东江,行人如织,一向用简陋的竹浮桥通行,但是江流峻急,竹桥甚易冲坏。苏轼认为如用罗浮道士邓守安的建议,改用船桥,就可一劳永逸。其方法是以四十舟联为二十舫(两船相并为舫),铁锁石碇,随水涨落,以渡行人。

        苏轼发动有力者如程之才、漕使傅才元和惠守詹范等协力筹措经费,自己没有很多钱,连朝服用的犀带也捐了出来,邀邓道士来惠州同住,经办此事。一两月间,即已竣工,名之曰“东新桥”。

        州西丰湖上,原有长桥,屡作屡坏。栖禅寺僧希闻大力改造,筑进两岸,造飞楼九间,全用石盐木构筑,坚如铁石。苏轼热烈赞襄,但他无力捐献,只好远向苏辙的夫人史夫人劝募,史夫人把从前内宫所赐的金钱数千都捐出来了。

        两桥落成之日,当地的老百姓欢欣鼓舞,苏轼《两桥诗》说:“一桥何足云,欢传满东西。”又曰:“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西村鸡。”人民对生活建设的热烈反应,盛况空前。

        苏轼来惠州途中,曾游广州白云山麓的蒲涧寺,非常欣赏有名的蒲涧水,诗言:“不用山僧导我前,自寻云外出山泉。千章古木临无地,百尺飞涛泻漏天。……”对此甘冷异于常流的泉水,印象十分深刻。

        至绍圣三年(1096)冬,罗浮道士邓守安又为苏轼说起一件广州人民饮水的大事。其时章楶(质夫)已罢知广州,接任者王古(敏仲),是故相王旦的文孙,王素的侄子,与知友王巩是从兄弟行,以江淮发运使进宝文阁待制,知广州。苏轼与王家两代知交,他就将这福利广州市民的供水计划,建议敏仲来做。书言:

        罗浮山道士邓守安,字道立,山野拙讷,然道行过人,广惠间敬爱之,好为勤身济物之事。尝与某言,广州一城人,好饮盐苦水,春夏疾疫时,所损多矣。惟官员及有力者得饮刘王山井水,贫下何由得?惟蒲涧山有滴水岩,水所从来高,可引入城,盖二十里以下耳。若于岩下作大石槽,以五管大竹,续处,以麻缠漆涂之,随地高下,直入城中。又为一大石槽以受之,又以五管分引,散流城中,为小石槽,以便汲者。不过用大竹万余竿,及二十里间用葵茅苫盖,大约不过费数百千可成。然须于循州置少良田,令岁可得租课五七千者。每岁买大筋竹万竿,作筏下广州,以备不住抽换。又须于广州城中,置少房钱,可以日掠二百,以备抽换之费。……

        王古果然是个勇于为民做事的好官,接纳苏轼的建议,立刻着手进行。经他实地勘测度量,竹管从蒲涧出山,循平地直达广州东郭,长仅十里。所以只要大竹五千竿就够铺设了,照前函预算还可减少一半。

        引蒲涧水的竹管装起来了,苏轼高兴之极。但是那么长的一条暴露地上的水管,难免发生通塞的问题。苏轼再函敏仲,提出他的办法:

        闻遂作管引蒲涧水,甚善。每竿上须钻一小眼,如绿豆大,以小竹针窒之,以验通塞。道远日久,无不塞之理。若无以验之,则一竿之塞,辄累百竿矣。仍愿公擘划少钱,令岁入五千余竿竹,不住抽换,永不废也。

        惠州新建海会禅院,法堂甚为宏壮,苏轼已助了三十缗钱。院旁有一山陂,从寺右弯弯曲曲地绕前面山麓,长达一里;左边原来筑有长堤,与丰湖为界,潴为鱼塘,每到年终,封闭塘口,就可竭泽取鱼。苏轼打算将这鱼塘买下来,然后鸠工牢筑下塘,永不开口,塘水涨溢,湖鱼就可自由出入丰湖了,所活鳞介,岁有数万。他为这个放生池,几乎是倾囊以赴,本地也有几个人出钱相助,还是不够,只好写信向程之才和老弟苏辙化缘,不久,如愿作成。

        这海会禅院,今名永福寺。放生湖仍在,惠人刻磨穹碑立于道旁,大书“宋苏文忠放生湖”。

        苏轼在惠州,只是个垮台的罪官,贫穷的异乡人,应该自顾不暇。他却倾出满怀热情,凡是有益于人的事,只要力所能做,无不立刻伸出手来,尽力而为。在惠州这几年,着实做了不少利人济物之事,但他还对朋友慨叹道:“老人没用处!”(《致程正辅书》)

        苏轼日常生活中,有两项经年不倦的癖好:一是合药,二是酿酒。

        苏轼之好弄医药,由来已久。仁宗朝,朝廷编行《惠民济众方》,启发了他的兴趣。在黄州,结交了医学造诣很深的聋医庞安常,曾经认真下过研究的功夫。在杭州任上时,适因灾后流行时疫,他创设病坊,合药(圣散子)施众,活人无算。这时候,他热心道家的学术,又进一步研读孙思邈的《千金方》,颇有心得。

        中医与西医不同,凭借经验为主,现代人称为经验医学。苏轼非常热心于收集验方,同时推五行运行之理,研究治病用药的基本。如《与庞安常书》一则,可以作他们之间研究讨论的例子。

        端居静念,思五脏皆止一,而肾独有二,盖万物之所终始,生之所出,死之所入,故也。《太玄》:罔、直、蒙、酋、冥。罔为冬,直为春,蒙为夏,酋为秋,冥复为冬,则此理也。人之四肢九窍,凡两者,皆水属也。两肾、两足、两外肾、两手、两目、两鼻,皆水之升降出入也。手足外肾,旧说固与肾相表里;而鼻与目,皆古未之言也,岂亦有之,而仆观书少,不见耶?

        ……古人作明目方,皆先养肾水,而以心火暖之,以脾固之。脾气盛,则水不下泄;心气下,则水上行,水不下泄而上行,目安得不明哉!孙思邈用磁石为主,而以朱砂、神曲佐之,岂此理也夫?安常博极群书,而善穷物理,当为仆思之,是否?一报。

        苏轼论肝,则曰:“凡人,夜则血归于肝,肝为宿血之脏。过三更不睡,则朝旦面色黄燥,意思荒浪,良以血不得归故也。”(《与徐十二书》)论脾,则曰:“脾能母养余藏,故养生家谓之黄婆。司马子微著《天隐子》,独教人存黄气,入泥丸,能致长生。……脾胃固宁,百疾不生。”(《与孙运勾书》)

        因为汉医是经验医药,缺乏实证性的理论根据,所以它的内容就不免糅杂。如上列苏轼所论的证例,显然受着非常浓厚的道家学说的影响。道家的研究,目的以养生为主,从养生的方法研究出治安方剂。

        苏轼出方用药,反复叮咛,非常仔细,与道书之时涉玄秘者不同。如循守周彦质(文之),患足疾,苏轼有书介绍方药,则曰:

        累日欲上谒,竟未暇。辱教,承足疾未平,不胜驰系。足疾惟葳灵仙、牛膝二味为末,蜜丸,空心服,必效之药也。

        但葳灵仙难得真者,俗医所用,多藁本之细者尔。其验以味极苦,而色紫黑,如胡黄连状,且脆而不韧,折之,有细尘起,向明示之,断处有黑白晕,俗谓之有鸲鹆眼。此数者备,然后为真,服之有奇验。肿痛拘挛皆可已,久乃有走及奔马之效。二物当等分,或视脏气虚实,酌饮牛膝,酒及热水皆可下,独忌茶耳,犯之,不复有效。若常服此,即每岁收欀皂荚芽之极嫩者,如造草茶法,贮之,以代茗饮。此效屡尝目击,知君疾苦,故详以奉白。

        落后的惠州,生活上最严重的缺乏,是病无医药;而且又因风土之恶,瘴毒是普遍的地方病。所以,苏轼到达惠州后不久,立即搜购药材,合药施舍,如与南华寺重辩长老书说:“到此已来施药。”遇有惠州买不到的药材,他便远向广州托购,一次买黑豆做豉,就要三石,可瘴疾流行之广,而他所施舍的范围也真不小。与王敏仲(古)书:

        治瘴止用姜、葱、豉三物,浓煮呷,无不效者。而土人不做豉;又此州无黑豆。闻五羊颇有,乞为致三石,得做豉散饮疾者,不罪,不罪。

        不但如此,苏轼后在白鹤峰上造了住宅,便在屋后小圃,自己种植药草,有安神开心的人参、明目乌发的枸杞、清火的甘菊、解毒御瘴的薏苡,以及有返老还童之效的地黄,配以阿胶、崖蜜、山姜,合溶为饧。虽然都是老人常用的保健药物,总也不是单为个人所需,就要种植这么多。

        苏轼在惠州,忙着营义冢、修桥梁、施药等等,件件都要花钱,到后来不得不为自己起造一个住宅时,他仅有一点微薄的积蓄,也就完全用空了。囊空如洗,人不堪忧,他却认为从此一身轻安了。

        习医施药,皆是出于利人济世的天性,这且不说,而苏轼另有一项长久的嗜好,则为酿酒。如在黄州自酿蜜酒,在定州做中山松醪。虽然酿造的技术,似乎并不十分高明,但他却做得兴头十足,每做一个品目的酒,题诗作赋,颇自吹诩。

        岭南多瘴疠,应当常常饮酒,用以御瘴。何况该地不比中原,尚无禁酒的法条,可以自由酿造。据苏轼自己说,他遇到一个隐者,传授桂酒方,用桂花酿造成酒,盎然玉色,香味超然,认为这是“仙方”,非人间之物。酿成试饮,不禁欣然言道:“酒,天禄也……吾得此,岂非天哉!”

        据他说,他将此方刻石藏于罗浮铁桥下,以待后之“忘世求道者”再来发现。作《桂酒颂》,又作《新酿桂酒》诗,则又不免感叹:“烂煮葵羹斟桂醑,风流可惜在蛮村。”

        但据叶梦得说,他问过苏迈、苏过,这桂酒到底如何?答曰:“亦只一试而止,大抵气味似屠苏酒。”两人说到这个,亦自抚掌大笑。

        罗浮道士邓守安又传他一个“真一酒”方,用白面、糯米、清水各三分之一酿造。苏轼说:“酒味绝似王驸马家的碧玉香。”又说:“真一色味,颇类予在黄州所酿蜜酒。”材料如此贫薄,真一恐怕也就不会真是美酒,只是代表主人淡泊的享用而已。倒是集存《记授真一酒法》这篇短文,则是真美:

        予在白鹤峰新居,邓道士忽叩门。时已三鼓,月色如霜,有衣桄榔叶,手携斗酒,丰神英发如吕洞宾者,曰:“子尝真一酒乎?”就坐,各饮数杯,击节高歌。合江楼下,风振水涌,大鱼皆出。袖出一书授予,乃真一法及修养九事,末云:“九霞仙人李靖书。”既别,恍然。

        苏轼好酒而不善饮,自言:“予饮酒终日,不过五合。天下之不能饮,无在予下者。”然而他喜欢看别人饮酒,见客举杯徐引,则他胸中浩浩焉,落落焉,酣适甚于其客。因此他每个月用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广、惠、循、梅五太守,又常常送酒给他,所以他“闲居未尝一日无客,客至未尝不置酒”。

        苏轼这样勤于求药,忙于酿酒,有人问他道:“子无病而多蓄药,不饮而多酿酒,劳己以为人,何苦?”

        苏轼大笑道:“病者得药,吾为之体轻;饮者困于酒,吾为之酣适。实在只是为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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