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到了晚期，这个横跨亚非欧的庞大帝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苦难和动荡取代了鼎盛时期的强大和繁荣。一种消极的情绪像一个幽灵在罗马公民的心中萦绕。

        因此，人们对古希腊罗马传统的理性主义的乐观信仰发生了动摇，惊恐不安的人们纷纷向宗教寻求避难所。于是一种由耶稣基督创立的基督教迅速发展起来了。古希腊罗马的理性文化和基督教的信仰文化的激荡交流和互动转型就成了这段时期罗马帝国的一大文化景观。

        那么，应当如何处理两种文化的关系呢？理性优先还是信仰优先呢？基督教会内部对这一问题产生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该把信仰与理性调和起来，让理性为信仰服务；而另一种意见认为，有理性就没信仰，有信仰就无需理性，因此必须把信仰与理性彻底分开。前一派的代表有奥古斯丁，后一派的典型代表有德尔图良。德尔图良等信仰至上论者认为，信仰是不需要理性分析的，也是无需理由的。在理性的人看来荒谬的东西，往往就是他们信仰的对象。因此他们主张：“正因为荒谬，所以我才信仰。”

        德尔图良（tertullianus），著名的基督教教父哲学家。他于公元160年出生于非洲北部的迦太基城。早年的德尔图良过着花天酒地的奢侈生活。但到了30多岁之后，被基督教徒为了信仰视死如归的壮举所感化，毅然放弃了优裕富足的生活，皈依了基督教。

        这个回头浪子入教后，充分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雄辩的思维和口才，不遗余力地与各种反基督教的观点作斗争，捍卫基督教，终于成了西方拉丁教会的第一位“教父”。据说，德尔图良心高气傲，咄咄逼人，后人因此称他为“非洲铁头”。这位教父于80高寿去世。

        德尔图良认为，信仰和理性是尖锐对立无法调和的。他的一句名言就是，“雅典和耶路撒冷是毫不相干的”。而且他认为不是理性高于信仰，而是信仰高于理性。理性以及代表理性的哲学是毫无价值的，只是“魔鬼的学说”，因此应把所有的哲学家送去喂野兽。

        他认为，当我们有了耶稣基督之后就不再需要那些哲学的奇谈怪论了，有了福音书之后就不再需要任何探索和理解了。他举例说：“上帝之子死了，虽然是很荒谬的，却是完全可信的；上帝之子被埋葬后又复活了，虽然是不可能的，却是确定无疑的。”这段话被后人总结为这个著名的命题——“正因为荒谬，所以我才信仰。”也就是说，信仰是超越于理性的，在理性看来荒谬的东西（比如上帝）是无法用理性来把握的，我们只能信仰。因此德尔图良也说过：“我相信上帝，因为我无法证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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