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做的第三件大事是改革法律制度。这可是隋文帝非常关注的一件大事。

        隋文帝为什么关注法律？

        从正面来说，法律是治国的根本。只有法律制度健全了，国家管理才能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老百姓的行为也才能有所依据。所以，有为的统治者都会重视法制建设。

        从反面来说，前朝的教训也太深了。当年，北周统治者迷信乱世用重典，本来就是法令森严，到了北周宣帝时期，更是严刑酷法，动不动就给官员来一顿天杖，所以才众叛亲离，让杨坚钻了空子。现在，杨坚自己也当了皇帝，当然不能重蹈覆辙。怎样才能不重蹈覆辙？隋文帝刚一上台，马上就组织了一个班子，由宰相挂帅，专门负责修订法律。按照三方面的原则修订。

        第一个基本原则是法律条文从疏、从简。

        北周原本有罪名一千八百多条，太复杂了，对社会管理太细碎，老百姓动不动就会触犯法律，这样的法律反倒失去了人民对其应有的敬意。如果大家都觉得犯法是常有的事，你还怎么指望他们敬畏法律？

        隋文帝一下子就把法律条文减少了一千三百多条，只剩下五百条，法网稀疏了，老百姓就不会莫名其妙地犯罪；另外，减少法律条文后，法律的重点也就突出了，这反倒容易让人掌握真正的法律精神。

        这和秦末农民战争的时候，刘邦进入关中地区，马上废除秦朝的严刑酷法，宣布是一个意思。对杀人的人处死，让打伤人或者偷盗者，抵偿相应的罪名和刑罚。这三条基本法律好理解，好执行，目的就是安抚人心，让社会规范更宽容。

        但是，无论法网怎么稀疏，肯定还是有人犯法。怎样处理这些已经犯法的人？

        第二个基本原则就是量刑从宽、从轻。

        按照的记载，就是：“去前世枭、轘及鞭法，自非谋叛以上，无收族之罪。始制死刑二，绞、斩；流刑三，自二千里至三千里；徒刑五，自一年至三年；杖刑五，自六十至百；笞刑五，自十至五十。……除前世讯囚酷法，考掠不得过二百；枷杖大小，咸有程式。”

        首先，除了谋叛、谋反这样的重罪，剩下的犯罪行为都是一人做事一人当，不再搞族诛、连坐这一套了。

        其次，把车裂、枭首示众这一类的酷刑都废除了，只允许五类刑罚存在。

        第一类是死刑，又分为斩首和绞死。

        第二类是流放，路程是从两千里到三千里。

        第三类是有期徒刑，年限是一年到三年。

        第四类是杖刑，打板子六十到一百下。

        第五类是笞刑，还是打板子，数量是十到五十下。

        要知道，北周宣帝时期打板子的底线可是二百四十下，这样一对比，就知道隋朝的刑罚很轻了。

        最后，尽可能地减少审讯过程中的刑讯逼供问题。中国司法一向重视口供，按照当时的观念，为了取得口供，审讯人犯的时候可以用点刑，但是不能搞刑讯逼供。这个尺度怎么把握？文帝规定，拷打人犯不能超过二百下。这恐怕就是他心目中人类忍耐的极限了，过了这个线，只要不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大概就只有屈打成招这条路了。这是保护犯人的合法权益，这两个原则加在一起，就叫以轻代重、化死为生。既然如此，是不是说隋文帝即便放在今天，也是法制建设的标兵、维护人权的典范了呢？又不尽然。因为他还有第三个原则。

        第三个基本原则是维护君主专制，维护等级制度。

        要知道，隋文帝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封建统治者。他做这一切工作，归根结底还是要维护皇权、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

        举个例子。“十恶不赦”这个词，就是从隋朝的法律中来的。隋律规定，最重的罪行有十种，分别是：谋反，就是危害国家；谋大逆，就是毁坏皇陵、皇宫、宗庙一类的皇家建筑；谋叛，就是阴谋叛国；恶逆，就是殴打和谋杀父母、公婆一类的尊长；不道，就是投毒、灭门这样引起社会公愤的罪行；大不敬，就是盗窃皇帝专用物品，或者因为失误而威胁到皇帝的安全；不孝，就是辱骂父母，在给父母服丧期间谈婚论嫁、吹拉弹唱；不睦，就是卖掉或者谋杀五服以内的亲属，或者妻子殴打丈夫；不义，就是杀害自己的老师和长官，或者妻子不给丈夫服丧等；内乱，就是强奸近亲或者和近亲私通。这十种罪行都是罪大恶极，即使皇帝下令大赦天下的时候也绝不赦免。

        把这十种罪名通盘考察一下就会明白，这一共是三类案件。

        第一类是危害国家和皇帝，一共占了五条，分别是谋反、谋大逆、谋叛、大不敬、不义。

        第二类是危害家族伦理，一共占了四条，分别是恶逆、不孝、不睦和内乱。

        第三类是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只有一条，就是不道。

        从这个比例可以看出，隋朝的法律在维护礼教，维护伦理秩序。

        中国古代讲究礼别异而乐合同。音乐是讲和谐的，众音和谐，才能奏出美妙的音乐。但礼是讲差异的，所谓礼，规范的就是人和人之间的等级秩序。在等级秩序里，家长地位比子孙高，丈夫地位比妻子高。所以，如果子孙敢打骂尊长，妻子敢打骂丈夫，那就是重大罪行，不能宽恕。而中国又是讲家国一体、家国同构，皇帝就好比全国人民的大家长，长官就是一个地方的父母官，所以，在家挑战家长罪大恶极，在国家挑战皇帝、挑战长官也是罪大恶极。这就叫援礼入法，礼法合一，这才是立法原则的重中之重。

        隋文帝制定的这部《开皇律》在历史上的地位太高了。

        首先，它奠定了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和基本框架，此后的唐律、宋律、元律、明律、清律一律照既定方针办。可以说，《开皇律》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法律制度的基础，是中国法制史上最重要的一座里程碑。

        另外，它还传入日本、朝鲜、越南等邻国，奠定了整个东亚法律体系的基础，可以和西方的《汉谟拉比法典》相媲美。

        讲清楚隋文帝三方面的新政措施，总结一下，这些维新措施有什么特点？有两个基本特点相当引人瞩目。

        第一，无论中央官制、地方行政建制，还是法律制度，都把维护君主集权、中央集权摆在了最首要的位置。

        从东汉末年开始，中国就走上了贵族政治、分裂割据的道路，现在，隋文帝以强悍的姿态，重建中央集权，对于整个中国重新走上统一道路当然具有莫大的意义。

        第二，无论中央官制、地方行政建制还是法律制度，都是整合了南北朝时期制度发展优秀成果的产物。只举法律的例子就明白了。

        《开皇律》是怎么制定的？按照史书的记载，是“采魏晋刑典，下至齐梁，沿革轻重，取其折衷”。所谓，就是在少数民族元素进入之前的汉人传统法律体系；所谓“”，齐代表的是融入了北方少数民族元素的法律体系，梁代表的是南渡之后进一步发展了的汉人法律体系。这就把源和流、南和北、汉人和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融为一体了。

        事实上，不光是法律制度，官僚制度也是如此，隋文帝并没有凭空发明任何制度，他的真正业绩是集大成。这种集大成可不是一件小事，事实上，它是把几百年间胡汉民族在东、西、南、北各个区域创造出来的优秀成果凝合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让它为新王朝服务。

        这样的工作，没有大眼界、大雄心和大手段，又怎么能够做好！那么，这个生机勃勃的新王朝和雄心勃勃的新皇帝还有哪些不凡的举措，新王朝又会向哪方面继续前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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