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史书记载，苏威出身于关中大族，武功苏氏。他的爸爸名叫苏绰，是中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为什么大名鼎鼎呢？因为他是当年第一批支持宇文泰的京兆大族。当年宇文泰率领鲜卑兄弟入主关中地区，曾经问过苏绰如何治理国家。苏绰经过深思熟虑，提出六条意见：

        第一条，治心身。你要治理国家，先要管好自己，这叫治心身。

        第二条，敦教化。治国要从教化开始。

        第三条，尽地利。既然到中原地区统治农民，就要做好农业问题，这是尽地利。

        第四条，擢贤良。管理国家要提拔人才。这条原则背后的涵义即寻求汉人知识分子合作。

        第五条，恤狱讼。治理国家要用法律治国。

        第六条，均赋役。不要对老百姓进行过于残酷的超经济的剥削，要有稳定的剥削方式。

        这六条建议看起来简单，但其实是中原地区，积累千年的政治伦理和政治经验的总结，让宇文泰大开眼界，马上颁行天下。此即西魏时代赫赫有名的“六条诏书”。宇文泰不仅把这六条诏书颁行天下，自己还贴在座位旁边，随时提醒。这是苏绰的大功劳。

        苏绰不仅有卓越的政治眼光，还有实干能力，是个财政专家。他创立记帐法，编写预算，帮助宇文泰理财。宇文泰这些少数民族统治者固然弓马娴熟、深沉勇敢，但是，他们对汉人社会缺乏了解，缺乏长远的治国理念，更不擅长复杂细致的管理方法，所以，苏绰这些贡献对他们来讲极其难得。宇文泰甚至下令，谁要是不会背六条诏书，不会记帐法，就不能当官。

        五四六年，苏绰病逝。归葬乡里时，宇文泰扶棺痛哭，说：

        尚书平生为事，妻子兄弟不知者，吾皆知之。惟尔知吾心，吾知尔意。方欲共定天下，不幸遂舍我去，奈何！

        意思是，苏尚书平常做的事情，有些连他妻子、兄弟都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只有他知道我的心，也只有我知道他的意。我本来想和他一起共定天下，没想到他弃我而去，奈何、奈何！这句话说得情真意切。这是对苏绰的最大认可！

        苏威在这样的政治世家长大，聪慧勤奋，从小就颇受瞩目。北周初年，权臣宇文护专权，宇文护对苏威颇为垂青，希望他能为自己服务。

        怎么样笼络这个年轻人呢？宇文护干脆使出美人计，把女儿嫁给苏威。宇文护在北周的位置堪比西魏时期的宇文泰，苏威会不会像他父亲那样选择合作呢？

        苏威考虑问题可没这么简单。他觉得，时代在变，宇文护未必能长久。怎么应付宇文护呢？苏威虽然没有拒绝这门亲事，但也没有到岳父的手下任职，而是做了最清高的姿态，带着新娘子到山寺隐居读书。

        这样一来，宇文护倒台时，他并未受到牵连。说明他有政治头脑。所以，北周武帝也很赏识他，多次让他当官，但是，苏威好像决心清高到底，每次都说自己有病，不接受。这好比高卧隆中的诸葛亮，声望愈来愈高。人人都说，苏威是不出山，他一出山，保证天下大治。

        隋文帝杨坚刚当上北周大丞相，高颎马上把苏威推荐给杨坚。杨坚求贤若渴，赶紧请苏威出山。和他一谈天下大势，真是惊为天人，心里暗暗地把他当成佐命大臣。可是，在杨坚即将改周为隋前，苏威忽然连夜逃跑了。

        跑到哪里了呢？一打听，回老家种田了。这样一个人才怎么能让他跑了呢？高颎劝杨坚派人去追。萧何月下追韩信，这才叫诚意。可是，杨坚想了想，说：这是不想参与我改朝换代的事。别追了，还是等事情定下来再说。现在，隋文帝成功地改朝换代了，马上征拜苏威为纳言，兼任度支尚书，即户部尚书，主管经济。苏威这次不再推辞，立即出山。

        讲了苏威这么多经历，我们该思索一下。到底，苏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苏威有三个特点。

        第一、谨小慎微。不愿意卷入任何灾祸中。所以，他既不想参与宇文护专权，也不想参与杨坚改朝换代。

        第二、注重名节。苏威不愿意卷入宇文护和杨坚的活动，除了谨慎之外，还因为他爱惜名誉，不愿意参与不符合传统礼法的活动。这是占据道德制高点，也是他当时受人尊重的重要原因。

        第三、头脑清楚，而且渴望建功立业。这从他在杨坚改朝换代成功后，马上接受任命，出任宰相就可以看得出来。苏威非常清楚当时的政治形势，也看好杨坚做为开国之君的非凡能力，在内心深处，他愿意辅佐这位明主，和他一起建功立业。所以，该出山时，他自然会出山。

        把苏威这三项特点放在一起看，苏威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此人可能有点干劲不足，但是，心思缜密，头脑清楚，道德高尚，非常适合当大臣。隋文帝对这点看得很清楚，所以，对他满怀期待。

        那么，苏威能不能符合隋文帝这些期待呢？毫无问题。

        苏绰是经济学家，苏威自然继承父亲这方面的才华。不过，他可不是亦步亦趋沿着爸爸的方向往前走，苏威一上台，马上改革其父制定的赋役制度。

        西魏时期，苏绰规定，男子十五岁成丁，成丁就是成年，可以分地，这叫均田。分了田后就要向国家提供田租、劳役和丝织品，此即所谓的租庸调。这可是个沉重的负担。后年，北周虽然把成丁的年龄提高到十八岁，降低租庸调的数额，但是，老百姓的负担依然很沉重。

        现在，苏威提出，继续减轻农民负担。根据记载：

        初令民二十一成丁，减投者每岁十二番为二十日役，减调绢一匹为二丈。周末榷酒坊、盐池、盐井，至是皆罢之。

        不仅成丁的年龄提高三岁，而且，向国家缴纳丝织品的数额也从一匹变为两丈，足足减少一半。另外，向国家提供的无偿劳役也从每年一个月减少到二十天，减少了三分之一。这是向农民让利。

        除此之外，苏威还建议免收酒税和盐税，这是向工商业者让利。这样大幅度的惠民政策，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会让人感动，一下子，全国人民无不拥护隋文帝。

        可是，中国人说三年不改为父之道，苏威为什么一上台就先把父亲订立的制度改了呢？

        苏威这些政策，虽然表面上看是改变父亲的制度，但是，其实质恰恰是在完成父亲的心愿。

        当年，西魏政府实在太穷了，又整天打仗，没办法，只能向老百姓征收重税。但是，苏绰在制定税收政策后，喟然长叹，说：“今所为者，正如张弓，非平世法也。后之君子，谁能弛乎？”我今日的所作所为，是把弓拉满了，这不是正常状态。以后的君子，谁能让这张弓稍微松点劲呢？苏威从小记牢这句话，现在隋朝的财政状况不那么紧张了，自己又当政，怎能不实现父亲的遗愿呢？

        事实上，不光是赋税制度，我们前面所讲的开皇初年的法律制度、地方行政制度的改定，苏威都参与其中，为隋朝制度的完备做出重要贡献。

        确立各项制度体现了苏威的施政能力，但是，政治家光有能力不行，还要有道德。在政治道德这个问题上，苏威也是可圈可点。

        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据记载，隋文帝宫里挂了许多帐子，帐子钩都是银制的。苏威看见了很心疼。便找上隋文帝，滔滔不绝地讲述节俭的美德，隋文帝一听，大为感动，马上把钩子都换成铁的。这是不肯逢迎帝王的喜好。

        再举一例，也是的记载。有一天，有个小官不知道为什么得罪隋文帝，隋文帝大怒，非要杀了他。隋朝的《开皇律》非常完备，什么罪该杀、什么罪不该杀规定得清清楚楚，可没有说得罪皇帝就得死！所以，苏威赶紧劝文帝。

        可是，文帝正在气头上，不肯听，非要亲手杀了这个官员不可。一看文帝握剑在手，杀气腾腾，苏威干脆用身体挡在文帝前面。文帝绕过苏威，追杀那个官员，苏威又一次扑上去阻止。文帝气得不行，拂衣而入。然后呢？过了一阵子，隋文帝出来了。对苏威说：“公能若是，吾无忧矣。”这是不肯逢迎皇帝之愤怒。

        一名宰相，能够坚守政治原则，不计较个人得失，不逢迎皇帝喜怒，当然是有政治道德。既有政治能力，又有政治道德，这样的人，隋文帝怎么能不欣赏？所以，没过多久，又给苏威加担子。他原是纳言兼度支尚书，开皇二年，文帝又让他兼任大理卿、京兆尹、御史大夫。大理卿管刑狱，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御史大夫管监察，相当于国家纪检委的书记；京兆尹相当于北京市市长。这五个部门无一不是重要部门，苏威一人包揽了！

        此时，有官员有意见了。治书侍御史梁毗弹劾苏威，说苏威兼任五职，一点举贤自代的心意都没有，这是贪恋权位。问题是，苏威五个职务都是隋文帝给的，这哪是弹劾苏威，分明是提醒文帝要给别人机会。

        那么，隋文帝有何反应？

        他说：“苏威朝夕孜孜，志存远大，何遽迫之！”、“威若逢乱世，商山四皓，岂易屈哉！”

        意思是，第一、我之所以让苏威担任这么多职位，是因为他有本事。第二、苏威愿意担任这些职位，还因为我是明君。如果遇上乱世昏君，请苏威当官他也不会当。

        所以，我俩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苏威不值我，无以措其言；我不得苏威，何以行其道。”隋文帝对苏威评价那么高，别人还敢说什么？

        眼看苏威权势薰天，连推荐者高颎都坐不住了。高颎当时是尚书左仆射兼纳言，尚书左仆射是二品官，而苏威虽然职务多，但都是三品官。这时，高颎上表说，我这个官太大，能力又不够，不如也让苏威兼任。隋文帝如何表态？

        他说：“苏威高蹈前朝，颎能推举。吾闻进贤受上赏，宁可使之去官！”苏威这个大贤才是你推荐给我的，我赏你还来不及，怎么会让你辞职？你就踏踏实实当你的官吧！

        连高颎都这么低调，朝堂简直就是苏威的天下了。是不是呢？不是。

        有个人对他不大服气。谁呢？李德林。两个人总是发生争执。

        举个例子。隋朝平陈后，苏威建议隋文帝，每五百家设立一乡，每乡设一名乡正，处理民间诉讼，以便加强对江南地区的控制。李德林一听，马上反对。他说，当初改革地方行政，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让乡官理事，如果现在再赋予他们处理诉讼的权力，这不是走回头路了吗？另外，这些乡正都是本乡本土的人，难免有三亲六故，你怎么能保证他们处理诉讼时立场公正？这不培养恶霸吗？两名主要大臣意见相左，多像当年虞庆则和李德林争论要不要杀北周宗室的场面？

        那一次，隋文帝请高颎裁决，结果高颎投了虞庆则的赞同票，李德林因而败北。这一次，隋文帝又问高颎。那高颎投谁的赞同票呢？这一次，高颎又放弃李德林，支持苏威。他说：李德林这个人对同僚凶狠，遇事又固执己见，还是苏威可靠。

        高颎这番表态太厉害了。为什么？他不比较观点，直接攻击人格，不就等于把李德林连根拔起吗？二比一，隋文帝下令，按苏威的意见来，各地马上设立乡正。

        可是，这事还没完。一年后，到关东地区视察的虞庆则回来，向隋文帝汇报，新设的乡正果然横行乡里，地方社会又遭到他们把持。

        隋文帝一听，也很郁闷，只好下令废除乡正。按说，这是回到李德林的想法来了，李德林应该高兴吧！没想到，李德林又上谏。他说：这件事我本来就说不行。但是，现在刚设立乡正，又旋即废掉，这不是朝令夕改吗？法令如果太不稳定，就没有权威了，请陛下三思。

        隋文帝本来就觉得没面子，现在听李德林又牵扯上朝令夕改、政令不一这些刺激性意见，马上恼羞成怒，干脆把李德林贬官，让他到地方担任刺史，永远离开中央。

        这时，隋朝的政治核心变了。原来是高颎、虞庆则、李德林、杨雄位高权重，随着苏威登场、李德林失宠，隋朝的掌权者变成了高颎、苏威、虞庆则和杨雄。此即所谓的隋初四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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