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您想让老百姓都安顿下来,这个想法是好的。但是,移风易俗快不得,需要慢慢引导。如果操之过急,让老百姓背井离乡,恐怕引起变乱。隋文帝一听,觉得有道理,采纳了他的建议,山东地区的老百姓因此躲过一劫。
可以想像,如果此政策出台,肯定让整个山东地区骚动起来。对于新生的隋朝肯定不利。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隋文帝对他颇为满意。但是,到了开皇中期,太子杨勇却逐渐失宠。而且,既失宠于父,又失宠于母,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时候,身为太子的杨勇上谏。他说:
第一、他太不艰苦朴素。第二、他太不谦虚谨慎。
问题是,我们的父辈都是老百姓,他们对我们看得惯也罢、看不惯也罢,其实对我们未必有太大的影响,而隋文帝不一样,他是皇帝,他对太子不满意,还是相当有影响力的。
在他看来,前朝帝王往往因为宠幸妃子,被美色冲昏头,最后做出废长立幼之事,严重者甚至因此亡国。而他只爱皇后一人,五个儿子都是亲兄弟,所以绝不会发生内斗,这就是大隋万年基业的保障。
对此,隋文帝本人非常得意。隋朝初年时,他曾经对大臣说:
帝王要想统治长久,就不能奢侈享乐。你以后要当皇帝,所以特别要注意节俭。就拿我来说,当了皇帝后,我特意保留一身过去所穿旧衣,随时提醒自己不忘本,现在,我也把这个好方法传授给你。我赏给你一把旧刀子和一盒酱吧!刀子是我用过的,酱是你当年常吃的,希望你随时看看这两样东西,保持艰苦朴素的本色。杨勇一听,只好唯唯诺诺,接受下来。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来,杨勇在治理社会的理念上比杨坚先进。杨坚对待异己分子不问缘由,简单粗暴,其实是军事化的思维模式和管理模式。而杨勇则强调春风化雨,循序渐进,体现出文治的精神。
北周末年,杨坚矫诏辅政,随即任命杨勇为东京小冢宰,替父亲镇守洛阳;杨坚篡拉前夕,杨勇又回到京师,统领禁军,为杨坚篡权保驾护航。总之,身为嫡长子的杨勇为杨坚建立隋朝做出应有的贡献,所以,隋朝建立后,杨勇便毫无意外成为太子,成了杨坚的法定接班人。
很多朋友都知道,隋文帝是中国历史上道德最高尚的皇帝之一,独孤皇后在世时坚持实行一夫一妻制。因此,五个儿子全是一母所生,这在两千多年的帝王史上不说是绝无仅有,也算是非常罕见的了。
我们应该怎么评价这件事呢?老实说,虽然文帝讲的居安思危并没有错,皇帝主动约束自己也非常可敬,但是在这一点上,笔者倒比较同情杨勇,因为杨勇面临的问题和我们这一代人有相似之处。
意思是,国家制定礼仪是要区别人的身分、等级,皇太子虽是储君,但毕竟尚未登基,现在他的身分,就是臣子。而你们这些大臣,居然也像对待我一样,去朝觐他,还给他上贡,这不合典则,从今以后,再也不许这样做。
窃以导俗当渐,非可顿革,恋土怀旧,民之本情,波迸流离,盖不获已。……若假以数岁,沐浴皇风,逃窜之徒,自然归本。……何待迁配,以致劳扰。
按照古代礼仪,冬至是非常重要的节日,因为从这一天开始,阳气逐日增长,阳气象征为君之道,所以冬至那天,文武百官都要朝贺皇帝。而太子是储君,按照当时的规矩,百官在朝拜完皇帝后还要去东宫觐见太子。
怎么整顿呢?隋文帝说,与其让他们闲来生事,倒不如把他们都迁到北方边境。这简直就是流放。
文帝问朝臣:我听说冬至那天文武百官都去朝觐太子,这是什么礼数?有位大臣回答说:百官见太子应该叫贺,不应该说朝。隋文帝说:既然是贺,那应该是三五成群,谁愿意去谁去,怎么文武百官都排着班去呢?而且,太子又是穿礼服、又是奏乐,比我还有派头,他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皇帝?
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久长者。汝为储后,当以俭约为先,乃能奉承宗庙。吾昔日衣服,各留一物,时复观之以自警戒。恐汝以今日皇太子之心忘昔时之事,故赐汝以我旧所带刀一枚,并菹酱一合,汝昔作上士时常所食也。若存记前事,应知我心。
这一年冬至时,百官照例向太子贺年,杨勇摆足派头,让乐队演奏迎宾曲,自己则穿着礼服,大模大样地接受百官罗拜。本来,杨勇这样做是南北朝惯例,而且恐怕往年都是如此,但是这一年,不知道为什么,触怒了隋文帝。
杨勇为什么在父亲这边失宠?有两个原因。
这两种治国理念哪个更先进?对于开创帝业,也许隋文帝较合适;但是对于守成而言,当然是杨勇更胜一筹。
隋文帝是个猜忌成性的皇帝。因为他的皇位是篡来的,总担心别人像他一样想篡权。因此,对人格外防范。现在一看太子丝毫不懂得谦虚谨慎,谱摆得比自己还足,他的猜忌心一下子膨胀起来。这小子,想当皇帝的心也太急切了吧!从此,对杨勇更加看不惯。
谁想到,在巨大的权力诱惑面前,再浓的亲情也不堪一击。杨坚的儿子间终究爆发了惊心动魄的争斗,太子地位逐渐变得岌岌可危,这是怎么回事呢?
先看第一点,艰苦朴素的问题。隋文帝非常节俭,当了皇帝后还保持革命本色,每天只吃一道荤菜,穿衣也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可是,到了杨勇时,国家已经富裕起来了,国库里的绢帛多得没地方放。杨勇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对生活品质的要求比爸爸高得多。
大家一听来龙去脉就明白,杨勇这个娄子捅大了。用金银装饰铠甲只是生活态度问题,而大模大样接受百官朝贺可就涉及最敏感的权力问题。
再看第二点,谦虚谨慎问题。太子怎么不谦虚谨慎呢?这其实是一次冬至节惹的祸。
发了一顿火后,文帝马上下了一道诏令:
事实上,史书提到杨勇时,也说他“颇好学,解属词赋,性宽仁和厚”,这个人很有文化,性情也比较平和,符合人们对太子的基本要求。
我们这一代人都是伴随改革开放成长的,眼看着国家一天天繁荣起来,我们当然也乐于享受一下这繁荣的成果,花钱难免随意一些,而我们的父辈大半生都是艰苦奋斗过来的,花钱往往更仔细。两代人生活经历不一样、观念不一样,其实很难说一定谁对谁错,但是,老辈人难免还是要噜苏,说我们不懂事。
礼有等差,君臣不杂。皇太子虽居上嗣,义兼臣子,而诸方岳牧正冬朝贺,任土作贡,别上东宫;事非典则,宜悉停断!
既然当了接班人,自然要学习如何治国理政。隋朝初年,军国大事都让杨勇参与决策。杨勇的表现也可圈可点。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他关于处理北齐遗民问题的建议。
有一次,他居然想用金银装饰一副从蜀地运来的铠甲,把隋文帝气坏了。铠甲是防身用的,装饰得那么花俏做什么!马上数落杨勇。他说:
杨勇是隋文帝嫡长子,他的太子地位本来不容挑战。何况,他的政治表现也不乏精采之处,本应成为一位完美的接班人。但是,令人遗憾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杨勇似乎愈来愈不入父皇母后法眼,他的太子地位也随之摇摇欲。这是怎么回事?杨勇到底做错了什么?
前文说过,隋朝由北周和北齐整合而成。其中,北周社会发展落后,老百姓不是当兵就是种地,没有第三种职业。而北齐经济发展程度相对比较高,许多老百姓脱离土地,从事工商业。这让在北周的社会环境下成长的隋文帝杨坚非常看不惯,他觉得,这是游手好闲。游手好闲就会为非作歹,一定要好好整顿这些人。
要想知道此事的来龙去脉,得先交代一下隋文帝诸子的基本情况。隋文帝和独孤皇后一共生了五个儿子。其中,老大名为杨勇,隋初封为太子。老二名为杨广,封为晋王。老三名为杨俊,封秦王。老四名为杨秀,封蜀王。老五名为杨谅,封汉王。其中,杨勇因为是长子,从小便和父亲的政治前途绑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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