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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圣君

        可能有人会说,如此说来,隋文帝的功绩著实伟大,岂不是一代圣君了吗?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一提到古代的圣君、贤君,首先想到的是唐太宗,而不是隋文帝呢?因为隋文帝固然建立了丰功伟绩,但是,他也有问题。

        隋文帝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宽厚恢弘的气度。按照《隋书·高祖本纪》的说法,就是“好为小术,不达大体”。举两个唐太宗贞观年间和大臣议论隋文帝时候说出来的例子,非常有趣。

        第一个例子。唐太宗问大臣,隋文帝是什么样的君主?大臣回答:

        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论事。宿卫之事,传飧而食,虽性非仁明,亦是励精之主。

        他说我觉得隋文帝是位克己复礼的好皇帝,早早上班,晚晚下班,而且中午都来不及回去休息一下,都吃工作餐,让卫士从外面把餐点直接递到办公桌,是位励精图治的好皇帝。

        那么,唐太宗怎么评价的呢?唐太宗说:

        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又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恒恐群臣内怀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承顺而已。

        意思是,这个人性情很苛刻,但是心里并不明白。因为不明白,所以他很多事情都判断不好;又因为多疑,不肯信任别人,所以只能自己事必躬亲。

        而且,因为他靠欺负孤儿寡妇取得天下,惟恐百官不服,所以不能真正信任任何人,只好什么事都亲力亲为。这样一来就麻烦了,他累得半死也未必都能做好,而百官则是什么都不敢说,也不敢做。这种不能摆正君臣关系,不能和大臣做合理分工的皇帝哪能算是好皇帝?

        第二个例子更有说服力了。上面提到开皇十四年关中饥荒时,隋文帝关心爱护老百姓的感人故事吗?但是,唐太宗可不这么看。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隋开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饥乏。是时库房盈溢,竟不容赈给,乃令老百姓逐粮。隋文不怜老百姓而惜库房,比至末期,计天下储存积攒,得供五、六十年。

        意思,当时国家粮食储备极多,完全可以开仓放粮,让老百姓度过难关,但是,隋文帝却不这样做,只是流着眼泪,和老百姓一起逃荒,这哪是爱护百姓,这分明是妇人之仁,也就是廉价的同情。把粮食看得比人还重要,这是不识大体!

        唐太宗也是皇帝,皇帝看皇帝,算是内行人看内行人,果然看得门道比较深。

        透过这两件事我们发现,隋文帝确实有些政治智慧,但是,他缺乏大局意识、缺乏皇帝的气度,这是很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呢?那就是,虽然隋朝的国力很强盛,政治很清明,但是,隋朝人的幸福指数并不高。为什么这么说呢?两个方面。

        第一、老百姓的幸福指数不高,因为隋文帝管得太死了。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隋朝老百姓和我们一样,很喜欢过节,特别是元宵节那天,不仅张灯结彩、鼓乐齐鸣,而且青年男女还会戴上面具,载歌载舞,有些艺人也上街头表演,很多人都出来观看。这本来皆大欢喜,可是,隋文帝居然认为,这类活动贵贱不分、男女混杂,有伤名教,因此干脆禁止过节。

        连这样的单纯娱乐活动都不能容忍,这不是管得太宽、太刻板了吗?在这样的皇帝统治下,可以想像,老百姓虽然生活安定,但也非常单调,没有真正舒心的感觉。

        第二、官员幸福指数也不高。原因有二:首先,隋文帝刻薄寡恩。今天用你,明天就有可能杀你。按照《隋书·高祖本纪》的说法,“其草创元勋及有功诸将,诛夷罪退,罕有存者。”

        以高颎来说,既是佐命功臣,又是辅政大臣,还是战争统帅,文武双全,为隋朝建立许多汗马功劳。

        当年,隋朝刚建立时,隋文帝对他非常倚重,倚重到什么程度呢?隋文帝建新都大兴城,高颎全盘谋划,经常到工地巡视,每次去都坐在一棵大槐树下办公。后来,这颗大槐树的南面建起朝堂,要重新栽行道树,以求整齐美观。大槐树的位置不上不下,工人本来要砍掉,没想到隋文帝说,这是高颎办公的地方,算是历史文物,一定要保留下来,让后人知道高颎。这样一来,这棵树真保留下来了,多么感人哪!

        隋文帝的赞赏换来高颎的绝对忠诚,为大隋王朝兢兢业业地工作了近二十年。可是,开皇末年,因为高颎反对废太子,隋文帝必欲除之而后快,甚至不惜诬陷他谋反,直接废为庶人。

        这太过分了。对最最忠诚的老臣都能如此无情,可想而知,对其他官员更是缺乏最基本的宽厚之心,在这样的皇帝手下办事,怎么可能有幸福感呢?

        其次,隋文帝愈到晚年,用人思路愈偏狭。隋朝开皇初年,李德林曾经非常得宠。李德林是个有独立见解,能对皇帝提出不同意见的人。能用敢讲真话的人,当然体现出恢弘的气度。但是,后来,李德林失宠,隋文帝改宠苏威。而苏威是个能把皇帝的每一个想法都加以落实的办事人才。只用办事人才,在器局上已经差了。

        再后来,苏威也失宠了,改宠杨素,杨素是个能迎合皇帝好恶的人。只用逢迎之人,这说明气量更小了。可是,最后,连杨素也失宠了,隋文帝改宠柳述,那仅仅是女婿,完全唯皇帝马首是瞻,根本谈不上大臣,只能算机要秘书。

        随着隋文帝的用人范围愈来愈窄,官员们发挥的余地也就愈来愈少,英雄无用武之地,幸福感也就无从谈起。

        众所周知,隋文帝面对的是刚刚整合在一起,各种矛盾非常复杂的社会,关中、山东、江南三大部份,生活方式不同,思想观念不同,经济水准也不同。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让社会稳定下来,良性发展,海纳百川的气度还有用人不疑的精神其实非常重要,但是,隋文帝恰恰缺乏这样的气度和精神。

        本质上讲,隋文帝可以用三个词来概括。那就是多威少恩、多张少弛、多政少德。多威少恩意谓着人们只能畏惧他,但是不会真正拥戴他;多张少弛意谓着社会已是满负荷运转,缺乏足够的张力和弹性;多政少德意谓着人们只能建立制度、依赖制度,而不能依赖道德,而社会没有道德做底线是非常危险的。

        说到这里,大家应该已经明白,为什么西方人对隋文帝的评价相对高,而我们中国人对他的评价相对低呢?因为隋文帝是位矛盾的皇帝,他有鲜明的两面性。

        一方面是高智商,外在表现就是能够建立那么多优秀的影响持久的制度,这也正是西方文化最看中的东西。

        另一方面是低情商,外在表现就是苛刻、多疑和急功近利。让整个社会缺乏真正温厚的精神和温厚的道德感,而这些恰恰是我们中国文化比较看中的东西。

        所以为什么一高一低呢?那是因为我们各自看到了隋文帝不同的侧面,这叫各有千秋,不能说谁对谁错、谁好谁坏、谁高谁低、谁能谁不能,而是把这两个加起来,可能是一个相对公允的隋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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