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神经一直太敏感也太脆弱,在资源生活的八年半,从二十四岁到三十三岁,正是青年盛期,这种情况并无多大改变。我看不得悲惨的场面,有好几次因为看见临终的病人而昏眩。一次在中峰卫生院,我认识的一个医生在给一个年轻女人做人工呼吸,她双目紧闭,袒露的胸脯呈铁青色,鼻孔和嘴向外喷血,她的婆婆在一边哭喊。我在门口看到这个情景,顿时感到胸闷、恶心、眼花,赶紧到那个医生的宿舍里躺下,再回去,病人已死。她死于钩断螺旋体病,这是资源常见的一种寄生虫病,发作就不可挽救。还有一次,我去县医院看望与我们同年分来资源的一个学生,他在打篮球时摔了一交,伤了脊髓,恶化至于瘫痪,已是弥留之际。他原是一个英俊的青年,现在面目全非,浮肿的脸却仍然对我微笑着。看着这古怪的笑容,我眼前冒起了金星。最严重的一次,情形比较奇怪。我在路上遇到外贸局一个干部,他患白血病已久,一直在自采草药治疗。他一路对我说着治疗的情况,十分乐观,我却头昏眼花起来了。和他分手后,我赶紧摸到路边一个熟人家里,刚进门就不省人事了。事后回忆,我当时在做梦,感觉很轻松,但不记得梦中景象了,似乎梦了很久,然后突然醒了过来。那个熟人告诉我,他看见我进屋就坐到一张椅子上,呼吸急促,很快停止了,同时脉搏也停止了,脸色死白,大约持续了四秒钟,他以为我会死,又突然有了呼吸。至今我也不清楚,这纯粹由心理因素所致,还是因为心脏有某种隐蔽的疾患。好在离开资源以后,几十年里没有再发生类似情形。
我的敏感也使我对寂寞有特别敏锐的感受。在深山小县生活,最难忍受的正是寂寞。一个人倘若长期既不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也没有能够在相同水平上交流的人,便会感到一种深刻的寂寞。对于我来说,只要在资源一天,这种寂寞就不可能消除。不过,除此之外,人还需要普通的人间温暖。在那样一个生活极其单调的环境里,我格外渴望这种温暖,也特别感谢曾经给过我这种温暖的人。
一批大学生同时落到异乡,处境和心情相似,其中性情相近的人就自然会经常来往。我来往得多的是在中学当老师的几个人,其中,和毕业于中山大学的王维大最谈得来,他虽是理科学生,但内心感受相当丰富。我对死亡问题想得很多,有一回忍不住对他谈起了这个话题。他听罢沉吟良久,最后重重地叹了一口气,用他的广东普通话一字一顿地说:“想到这些,我只有——打扑克!”常和我来往的还有复旦数学系毕业的潘力律和郑福坤。潘是很典型的上海人,聪明而务实,比我晚一年考上研究生,后来去了美国。他的命运算得上诡谲,与县里一个打字员结了婚,生有二子,而就在他准备赴美的时候,妻子携二子回临近一个县探亲,途中汽车翻下山谷,妻子当即身亡,二子伤残。郑也是上海人,却是一个老实而淡泊的人,见面时总是带着浓重的上海口音说些乡村或学校的事情,态度认真但又口气平淡。他对在哪里生活毫不在乎,只因为妻子是桂林人,才于多年后一起调到了桂林。我自己不能完全摆脱功名心,但对有超脱胸怀的人都感到亲近。还有一位华侨学生黄升益,接人待物很有教养,显然见过世面,却对外面的世界完全不感兴趣,以一种哲人的风度安于小县城的平淡日子,也安于在当地娶的志趣迥异的妻子。日后,我们这一批大学生纷纷走出资源,他始终无动于衷,至今仍在那里当着中学教师。
我在资源的最亲密朋友却在大学生圈之外,是一个女子,叫申小渝。刚到资源不久,我几次看见她带着一个两三岁男孩到县府大院里来,拜访她的一个熟人,心中便好奇,因为她容貌美丽,气质上也完全不像当地人。后来我知道了她的身世,她的父亲在解放前夕是国民党空军中尉,从上海直飞台湾,从此与留在桂林的妻女离散,职衔升至台北警备司令部中将。因为家庭历史问题,小渝不可能上大学,在桂林一所中专毕业后分配来资源,在烟酒公司当会计。她性格开朗,待人豪爽,做事干练,在县城里人缘很好。自相识后,我常去她那里玩。她做了好菜,也必定叫我这个书生去享用。我喜欢听她聊天,至今仍记得她说的一些童年趣事。其中之一是,她和妹妹经常下漓江游泳,每次她的外婆必定提一桶热水倒入河中,让姐妹俩在倒了热水的地方游。当时她想不通的一个问题是:倒了热水,为什么水仍是冷的?我的一些心事,包括婚事上的风波和矛盾,我也都愿意向她吐露。我结婚后,她又常常成了我和敏子之间纠纷的调解人。我们的亲密交往给我带来过一些麻烦。她的一个邻居是县中学的政治课教员,因为我的讲课在县里出了名,他对我十分嫉恨,见了我永远板着脸。他制造出风流谣言,并向我的上司报告,说我和申小渝经常锁上门熄了灯在房间里。我的上司找我谈话,告诫我行为要检点,还强调作为一个政工干部与有重大海外关系的人来往必须慎重。但是,我心中无愧,也不想为所谓政治前途舍弃一个好朋友,何况我对自己在资源的这种前途早已不抱希望,因此仍我行我素。改革开放后,小渝在桂林一家工厂当厂长,后来又自办企业,皆有成就,展现了她的能力。
事实上,我去小渝那里,多半时间是和她的孩子玩。我一向喜欢和孩子玩,也很有孩子缘,原因也许是我能够平等地对待孩子。敏子有一次在旅途中向人谈论自己的丈夫,并拿出照片给人看。一个少女看了立即说,某日某时她随父亲在郑州转车,在车站看见过我,我正用和大人谈话的口气同一个小孩说话。她还描述了我的身材和衣着。我很佩服这个少女的观察力,那个时间我的确也在郑州转车,那个情节却记不起来了,不过很像我的所作所为。在资源初期,我的亲密伙伴是一个五岁男孩,我常常用糖果贿赂他,把他骗到我的房间,享受和他谈话的快乐。有一次,我告诉他,我会变魔术,能把一个人变成一只苍蝇。他听了十分惊奇,问我能不能把他变成苍蝇,我说能。他陷入了沉思,然后问我,变成苍蝇后还能不能变回来,我说不能,他决定不让我变了。认识小渝后,她的三岁儿子便成了我的主要玩伴。我结婚那年,她又生了一个女儿,于是我又在与小云川的逗玩中度过了许多快乐时光。调到党校后,我搬离县城,去小渝家少了,当时一岁半的云川可真想念我,常常自己走到楼梯口,一遍遍喊周叔叔,期望我在楼梯上出现。我的笔记本上记录着云川的许多可爱表现。一次,她爸爸妈妈吵嘴,客人问她站在爸爸一边还是妈妈一边,她答:“我也不站在爸爸一边,也不站在妈妈一边,我站在床上。”当时她的确站在床上。另一次,看电影,是火山爆发的镜头,她用手遮住脸说:“妹妹好怕!”妹妹是她的小名。妈妈说:“你懂什么,狗屁不通!”她立刻反驳:“妹妹狗屁通,狗屁通!”我离开广西那年,云川五岁,用歪斜的字体写保证书:“我保证去北京给周叔叔做女儿。”我至今还保存着这张小纸片呢。和孩子在一起,真是不断有惊喜。我自己是很晚才做父亲的,到头来我发现,所谓父爱就是那种平等地欣赏和理解孩子的能力,它其实是由童心转化来的。
到资源的第三年,有一次,我给县直机关干部上辅导课。下课后,一个矮个子的中年男人留在课堂上不走,等着要对我说一句话:“想不到资源有这样的人才,草里藏珠啊,可惜被埋没了。”他告诉我,他叫赖兆恩,刚调来资源,任外贸局副局长。他自己的经历也十分坎坷,上中学时就参加革命,二十八岁当上了县委书记,因骄傲和生活作风问题被降职,文革中被斗,老婆离了婚。叙谈之下,我觉得他头脑聪明,有主见,也很有正义感。他气愤地说起一件事:外贸局收购到一对锦鸡,准备出口,可以卖几百元,地委书记来到县里,以六元的收购价买走了。说罢他连连叹道:“玩物丧志啊!”很显然,他的正直品性与当时的体制格格不入,难怪要被淘汰出局了。我们惺惺相惜,从此有了密切的交往。通过我,他也成了小渝的朋友。不久,老赖调任农业局副局长,经常下乡。每次返县里,他必来我的住处坐一会儿。可是,我发现他越来越郁闷了,常常是闷坐着不说话,不停地抽烟。有一回,我在中峰遇见他,他剧烈地干咳不止,我劝他到医院检查,他说过几天去桂林时查一下。几天后,他去了桂林,被确诊为晚期肺癌,再也没有回资源来。在弥留的那些天里,他全身浮肿恶臭,善良的小渝经常去给他换洗衣被和擦澡。
现在,当我遥想资源这个地方时,我仍感到亲切,是因为那里居住着一个名叫邹联政的人。他是电影放映站的工作人员,在他身上似乎集中了资源本地人对我的全部善意。在资源后期,我和敏子在县城没有住处,小渝也已调回桂林,我们每次到县城都在他家里落脚和吃饭,而他一家人也真正把我们当成了自己家的人。他告诉我,他早就崇拜我,但怕我看不起他,不敢打扰,后来看我很平易近人,就不怕了。他是一个天真质朴的人,和我在一起时话语不多,总是高兴地微笑着,之所以高兴也只是因为和我在一起罢了。离开资源后,我赠他一首诗:“十载困顿弹丸地,世态人心俱熟谙。开口直言已惹恨,闭门读书亦招谗。愚民帮毒祸尤烈,逆境友情品愈甘。欲散愁怀何所之,君家备得开肠餐。”听说他后来调到县政府当了秘书,接着升为副县长,最后是当县政协主席。他这么老实又尊敬文化的人能有官运,说明资源的确有了变化。在任政协主席期间,他在电视上看到我,知道了我的工作单位,便来信邀我回资源一趟。因为忙,我暂时未能成行,但我知道我一定会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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