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害世英的凶手是他班上的若干学生，他们无名无姓，微不足道，如今已像蚂蚁一样消失在无人知道的犄角旮旯里了。然而，在他们一生中的某个时候，他们曾经结集为一支仇恨的小分队，坚持不懈地追杀一颗他们不能认同的灵魂。从文革初期起，这个追杀行动就没有停止过。这几个人属于农大的造反派组织东方红，按照一种解释，他们整郭世英是为了反周恩来，因为当初郭的问题是周亲自处理的。世英死后，周恩来来到郭家，还曾说了“世英是为我死的”这样一句痛心而又内疚的话。我相信这是重要动机之一，但我认为最深层的动机不在政治上，而在人性中。我第一次到农大找世英时的遭遇给我印象至深，那个怒气冲冲的男生是一个缩影，表明世英落入了一个多么格格不入的环境里。我常想，虽有文革的大背景，如果世英不是落在这伙狭隘的人手中，悲剧未必会发生。事实上，文革中一个个具体的悲剧都是由一只只具体的手促成的，大背景是它们得逞的条件，但不是赦免它们的理由。文革只是暴露了人性中的恶，恶的存在却不能用文革本身来解释和辩护。

        世英多次对我谈到班上同学整他给他造成的苦恼。他死后，我烧毁了我的全部日记，但是，仿佛是要留下证据，在烧毁前我抄录了其中记载的他的这些谈话。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次。1967年5月2日，在向我报告郭民英的死讯后，他说：“我们班上的同学前一时期要整我。有一个女生特别恨我，她一直在外面，回来以后，班上对我的态度就变了。有什么理由呢？我在最艰苦的时候就支持造反派了。毛主席说，只有头脑是研究主体，其他一切都是研究对象，我对这一点体会很深。有时候我想，你们怎么老这么看我呀。其实，这一切自己都得研究，靠自己改变这种状况，不靠自己，还靠别人？就看你有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水平。所以，他们让我写检查，我原来准备写一个十万字的《十批判书》，让他们去读吧。现在我什么也不准备写了。我对他们说：‘怎么，我就是一辈子反革命了？’”一个多月后，他又告诉我，班上一些人故意找岔，在枝节问题上整他。

        同年12月17日，林铭述从外地返京，我和他在郭家初次见面。原定这一天请他验收编好的鲁迅语录，我们正议论着，世英突然说：“我认为今天的任务是玩。去外面玩玩吧。”他不看我们，若有所思地望着别处，接着说：“我宣布退出这件事，以后你们两人去搞吧。”林铭述站起来，踱了几步，出屋去了。屋里静极了，世英看着我，说：“我们班上又要整我。星期四下午，突然发出通令，要我签字承认是叛国分子。我当然不能承认。又提四条，什么不许和外校同学来往，一个月只许回家一次，多少天写一份检查，等等。我都签了，星期五我就跑回家来了。”我问他准备怎么办，他说：“明天回学校。我有什么办法呢？他们要斗，就让他们斗。打我，我也不抵抗。反正叛国分子我不能承认，以前都下过结论了。群众这么做，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合潮流的。不了解我的人，站在他们的地位上，也只能这么看我。我非常矛盾。”我说：“你不是说过要离开农大吗？”他说：“现在离开学校，就是死路一条。说实话，现在就这样死去，真不愿意。”我问：“他们会动武吗？”他说：“动武我倒不怕，就让他们打，孤立的味道才不好受，这是精神上的压力。鲁宾逊能在孤岛上活下去，是因为还抱着回大陆的希望。”

        晚饭后，我们又回到这个话题。他说：“我回去后真不知该怎么办。历史发展总是一个浪潮一个浪潮的，不会以每一个个人为线索……”停顿了一会儿，他问我：“你说我怎么办？”我说：“这只是一个浪潮，有涨潮，就总有退潮。”他说：“以后还有涨潮。”我说：“涨潮后还有退潮。”林铭述插话：“这是暂时的。”我赶紧附和：“对，是暂时的。”我们都想安慰他，但这安慰是多么苍白无力啊。离开他家时，他送我到院门口，对着我的背影说：“等候我的噩耗吧！”我回过头，看见了他的冷静的、闪烁的目光。

        走在冬夜的街道上，徘徊在冷清清的车站旁，我的耳边一直回响着这句不祥的话。设身处地想一想，二十岁时的过失如同咒语一样附在他的身上，这咒语只有到死时才能解除，他怎么能不绝望。我又想到他如此热情赞美的群众运动对他如此无情追杀，感到无比荒唐。我恨自己眼看着他濒临没顶之灾却无力拉住他，世上没有任何人能帮助他，我的心为个人的渺小而哭泣。

        多年后，我读到他给林铭述的一封信，日期正是上述谈话的第二天，是他应林的要求在回学校的当天写的。他告诉林，回校后遇到的是意外的平静。他谈到自己深深的无奈心情：“说来好笑，几天来，存在主义的无能思想总在脑子里转，自己改造思想的积极的能动性没有什么意义了，老是跟在事情后面跑，去追寻它的必然性。”然而，他仍试图正确理解事情的必然性。林的母亲骂那伙整他的人是“反动路线”，这是文革中最严重的罪名，他让林劝林母不要这样看，强调群众整他只是“革命大风暴中的小缺点”，“不是主流，也不是逆流，而是支流”。不过，他又表示，他既要相信群众，也要坚持真理，不能接受违背事实的罪名，因为不坚持真理就是最大的不相信群众。看来，他觉得自己已想明白要采取的态度，就是决不抵制，也决不违心认罪。抵制会使他站到群众运动的对立面，这是他不愿意的，实际上那伙人也必定会更凶狠地整他。违心认罪同样会给那伙人提供整他的理由：“我很清楚，只要胆怯心理占了上风，一下子就可以失去我的基本权利，而那又只是因为胆怯，就太没有意义了。”在这个分析中，他忽略了一点：只要他不认罪，在那伙人看来就是抵制。他不得不忽略，因为他的真正处境是，认罪不认罪都逃不脱追杀，他已被逼入死角，无路可走。

        在这段时间里，还有一件事加重了历史投在他身上的阴影，就是曹秋池的出现。当时曹利用保外就医的机会活动平反，要求郭世英协助。他来找郭时，我刚巧也在农大，看见郭的表情冷淡。但是，他仍同意陪曹去公安部，后来也确实去了。他对我说，把曹算做x的主要成员，这不符合事实，既然找到他，他就要帮助澄清。我问起他们去公安部活动的详情，他沉默良久，脸色很不好，最后只是说：“现在不想谈。这次我又上当了，但也有所戒备。”不管具体经过怎样，这件事显然使他不快，不但把他拉回到了过去，而他正在为这个过去挨整，而且，如果整他的人发现他与曹的来往，就是现行罪行，更加罪不可赦了。

        农大那伙人在发出通令之后，突然没有了下文，意外的平静保持了四个月。后来我知道，原因是他们到公安部索查关于x的档案，遭到了拒绝，公安部明确告诉他们，郭的问题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处理的，不许他们插手。世英暂时躲过了这个恶浪，心情又逐渐开朗起来，到1968年4月几乎可以说是阳光灿烂了。那些天里，除了讨论文革思潮，他还热中于两件事，一是摄影，二是围棋。在1968年4月1日给我的信中，他天真地自夸：“我发现一个极好的摄影方法，第一次把人的面部线条、纹路如此逼真地再现出来了，一根根的头发，一丝丝的眉睫，一个个的毛孔，甚至是鸡皮疙瘩，毕露无遗。好极了，头像摄影的高峰已经到来。”他的围棋是向我这个刚学了几天的臭棋手学的，很快就与我旗鼓相当了，但仍以一二子输给我。在同一封信中，他和我争论：“姓周的，你太不像话了，你是从哪儿搞来的不三不四的围棋胜负规则？我无意中翻书，才知道受了你的骗！你必须在无私的围棋法面前承认你是输给我了。”我不记得我们是怎样解决这个争端的，总之，后来他仍然没有赢过。最后一局结束，他异常激动，咬牙切齿地吐出一句话：“告诉你，我还要和你下！”然而，我们岂会想到，再也没有下一局了，几天后他就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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