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洞庭湖农场出来，我的目的地是广西资源。先从长沙乘火车到桂林，住一夜后，第二天早晨，在桂林汽车站乘长途汽车。坐在车上，想到这辆车将把我送到一个既陌生又很可能要呆一辈子的地方，我的心情既好奇又落寞。中午，到达一个叫百里村的小站，停车休息，司机和乘客都在站上的食堂吃午饭。在以后的岁月中，我许多次重温这个情境，百里村相当于资源的门户，进出都要在此停留。从百里村驶出不远，汽车就进山了。山越来越深，越来越高，汽车在弯弯曲曲的山间公路上颠簸盘旋。一边是崖壁，另一边是深谷，路面窄而不平，迎面错车相当惊险。车窗外细雨迷蒙，似雨似雾，罩住了群山。下午四点钟左右，终于到达资源县城，正遇上开公审会散会，街上人流如潮。

        资源是一个小县，人口仅十万多一点，位于广西北部，与湖南接壤，当地农民的生活习惯和方言也与湖南相近。全县有七个公社（乡），分布在越城岭山脉之中。这里是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毛泽东《长征》诗曰“五岭逶迤腾细浪”，越城岭就是五岭之一。县城很小，建在山坳上，抬头看四面都是山，居民也就几千，只有一条街，几分钟就能走完。在农场里关了一年半，现在突然自由了，可以随心所欲地走动了，我感到轻松愉快。开始几天，我天天在街上转，从这头走到那头，看朴素而色彩明亮的房屋，看不同的人脸，觉得一切都新鲜。资源是资江的发源地，因此而得名。这条清澈而又湍急的河流从此成了我的密友，我常常站在县城一侧的那座大桥上，看江水滚滚北流，发出永不止息的轰响。

        到资源后不久，一天黄昏，我独自沿着一条小溪进山去。山谷里静悄悄的，殷红的杜鹃花在涧边，在山坡，在打柴的小姑娘的手中开放着。我发现前方有一匹瀑布，正在夕阳中闪着光芒，便欢快地跑过去。瀑布有数丈高，从一注暗泉的洞口泻下，喷溅着雪白的飞沫。两边的峭壁上布满青苔，紫云英像星星一样嵌在暗绿色的青苔间。瀑布冲入下方一口绿得发黑的深潭，投一块石头进去，听不见落地的声音。我心想，这样的景致倘若在闹市附近，一定会成为名胜，在这荒山野岭却只能默默无闻，至多吸引了像我这样一个偶然落到这里的同样默默无闻的外乡人。推物及人，同此一理，不免苦笑。据说现在资源已成旅游胜地，到桂林的游客往往会进山一游。倘若我至今仍在那里工作，看到纷至沓来的观光客，一定会生出另一番感想的吧。

        我到资源那一年，分配到这个小县的大学生多达六十几人，大多是从广西本地的大学毕业的，但也有好几人来自全国名牌学校，其中北大二人，复旦二人，中山一人，北京政法一人。这些学生绝大多数被分到公社去了，一般是当中小学教师，也有当公社的专职共青团干部的。我算是最受重用的，只有我一人留在县革委会政工组工作，机关恢复旧名后，担任县委宣传部干事。在当时，这使我的虚荣心得到了相当的满足。我这样一个年轻的书生在县里出现，又安排在县府工作，大约是很引人注目的。不多时间，差不多半个县城的人都认识我了，走在路上，常有我不认识的人向我打招呼。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小小的春风得意只是假象，我的秉性使我完全不适合于在县机关工作。一个简单的事实是，虽然我在宣传部工作，但始终入不了党，四年后便被调到位于一个公社的县党校去做教员了。与此同时，若干分配在公社的学生则入党提干，有一位当上了组织部副部长，另一位顶替我做了宣传部理论干事。当然，我很快看清了这种情形的必然性，也就不在乎了。

        在县里工作，下乡是经常的事。我喜欢下乡，一开始是觉得新鲜，后来是为了远离县机关的琐碎是非，图个清静。第一次下乡，是去最偏远贫困的两水公社，当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两水是苗乡，景色很美，两条溪流穿越群山，把村寨连结起来。溪上这里那里筑有桥亭，是当地一大特色。顾名思义，桥亭既是桥，又是亭，木结构，瓦顶，两边木栏杆内侧有两排长凳，村民们出工前在那里集合，夏夜在那里乘凉。民风十分淳朴，多数妇女儿童没有出过乡，以至于我这个脸上架着两片玻璃的人几乎被当成了怪物。有一回，我在山里行走，迎面走来三个小孩，最小的那个立即转过头去，把脸紧贴山坡，另外两个恐惧地瞪着我，握着小拳头，如临大敌。我怕吓着他们，便装着没有看见他们，微笑着走了过去。还有一回，几个戴大耳环的苗家姑娘走来，经过我的身旁时，突然一齐尖声大笑，撒腿就跑。

        从我这方面说，开始时我同样不适应村民的生活习惯，不免显得狼狈。我住在一个多子女的贫穷人家，到的第一天，看见主妇把一些蚂蚱放在盆里，用开水浸泡，然后倒进锅里，便好奇地问：“蚂蚱还能喂猪？”她没有回答。晚饭时，桌上有一碗干炒的蚂蚱，我才恍然大悟，后悔自己失言。还有一次午饭时，我到厨房添饭，锅盖半开着，露出一只小猫的下半截，我赶紧把它拖了出来。打开锅盖，我不由得朝后退，另一只小猫正蹲在里面从容地吃着饭。怎么办呢？我犹豫了一阵，还是硬着头皮添了一碗，回到餐桌旁也没有声张。这个家庭真的很苦，几根辣椒放在灶膛里烤一烤，然后捣碎，撒一把盐，就是下饭的菜了，基本上顿顿如此。不过，我始终很愉快，相处久了，一家人都很喜欢我。尤其是那个十九岁的女儿，每见到我就特别高兴，总是甜甜的笑脸，还兴致勃勃地教我讲苗话。我在这一家住了一个月，临别时，男主人拉着我的手，眼圈红了，喃喃说：“对不起……”我知道他是为他家的穷内疚，便赶紧不让他说下去。我正奇怪没有看见那个女儿，她出现了，塞给我一包刚炒好的热花生。她天天穿着补丁衣，现在特意换了一件新衣服为我送行，并且因为我的离去而闷闷不乐。我心中十分感动，但说不出一句安慰她的话来。

        后来我下乡就很多了，走了全县七个乡的许多村庄。南方多雨，经常的情景是，我头戴一顶斗笠，脚穿草鞋，在山间小路上踽踽独行。山区地广人稀，村落之间往往相距很远，有时去某地开会，要走大半天。我还曾经在一个生产队蹲点，住了整整一年。那个队离县城倒不远，我和农民一起到城里的公共厕所起大粪，挑回村里作肥料，并不觉得难堪。县里多数干部下乡下油了，一般不参加劳动，我毕竟是学生，并且有强烈的改造意识，常和农民一同劳动。有一回，正是盛夏，在田里割禾，渴极了，看见农民用手拨开水面的漂浮物，喝稻田里的水，我也效仿，喝完定睛一看，水底有一条大蚂蝗。在县机关，因为我不肯惟命是从，我的上司总批评我骄傲。农民对我的评价恰好相反，他们都说我不摆大学生架子，待人最平等。我自己也喜欢和淳朴的农民在一起，比起和那些自以为是的小官打交道惬意多了。只有生产队的开会是我始终习惯不了的，尤其在冬天，会议室窗户紧闭，燃着湿柴，浓烟刺得睁不开眼，吵吵嚷嚷，往往开到半夜，不决而散。

        经常在农村，我对农民的艰难也就有了切身的感知。他们的艰难，很大一部分是干部的强迫命令造成的，突出地表现在两件事情上。一是所谓科学种田，强制推广双季稻和相应的水稻矮秆品种。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来到某大队，下令把已经播下的七千斤高秆种子全部犁掉，大队干部要求放鸭子吃，不致完全浪费，这位地区最高长官耍威风道：“不行，就是要全部犁掉，让你们得点教训！”一股风吹下去，定了调子，层层贯彻：“有收无收都得给我种！”我到一个生产队，队长告诉我，去年种双季稻20亩，颗粒无收，今年他想少种一些，但硬派下来的任务是80亩，一亩也不能少。另一是大刹副业，一律判为资本主义倾向。县农办主任带队进驻一个生产大队，我也在其列，被派到一个生产队。正值冬日农闲，有些生产队搭窑烧石灰，烧出的石灰出售，这原是当地农民常用的增加收入的办法，但主任宣布是严重的资本主义倾向，下令制止。生产队长对我说，不烧石灰，农民没有钱，连年也过不成，问我怎么办。我便召集全队农民开会，让大家讨论怎么办。当然，所有的人都和队长法相同。我说，既然如此，就照大家的意见办。石灰烧成后，我才汇报，理所当然地被主任批判为右倾的典型。这位主任以贯彻政策坚决、对农民狠出名，曾亲自带民兵拔掉一些生产队种的单季稻，越是这样的人越受到重用，他后来升为副县长了。

        我在资源生活了八年半，收获之一是对中国农村问题有了一点感性的了解。以前我容易把农村想象成远离政治的桃花源，其实大谬，中国农民身受太多的束缚，而当时最大的束缚恰恰来自政治。这种政治以批判资本主义倾向的名义把农民树为假想敌，给农民的正常经济活动设置重重障碍。事实上，中国农民之苦，大半来自人为。现在国情有了很大变化，但农民所受的其他束缚仍太多。农村问题的解决说简单也简单，第一步是解除加于农民的种种无理束缚，使他们真正获得经济上的自由和平等的公民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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