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绝对不会利用别人的善良和高尚。我只是认为,感情破裂不应该进行物质赔偿。我能够眼看拮据的叶祖辉,因为不争气的妹妹,欠下朋友的巨款吗?当然不能!我只好咬紧牙关,把自己修改剧本的劳动所得,加上我个人存折上所有的存款,都集中起来,请何阿姨替我把债,一举还清。
我一无所有了。一无所有到连唯一的一张零存整取存折,都销户了。将来如果有我和华林结合的那一天,我奉献给爱情的只有爱情,奉献给爱人的只有我的自由和追求。
肉体的伤痛,愈合得真快。即便我宁愿衣带渐宽人憔悴,一段时间过去,我还是恢复了光洁的面容。还是一个没有落下任何残疾的年轻女子(没有皱纹没有斑痕没有衰老)。瞧,这就是年轻的魔力。青春是囚禁不了的。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吧!咱就和你们赌上了,耗上了。咱年轻!
我感觉我把局面渐渐扳过来了。人们再也无法把我清澈的心境搅浑。我再也不会像那天夜里,房门被撞开的时候那么狼狈。尽管来找我的人越来越多,法院的,军方的,电视台的,律师事务所的,报社记者,团委,妇联,等等(我闹不清了,全部混淆了)。他们对我进行教育,劝诫,说服,威逼,利诱,最后不外乎要求我做一件最简单的事情:签字。黔驴技穷的人们,最后的话都是同样的:"这是一份简单的客观的材料,只要你签字就没有你的问题了。"--这种语气,一听就是不怀好意的诱骗。
"不!"我每次都是大义凛然。然后背转身体,说:"黄凤举同志,送客!"
黄凤举当然是一百个不情愿听我的吩咐,她的主子仅仅是领导。但事实上,她还是不得不跑去打开房门,客客气气地送走各位"领导和来宾"。
我唯一需要知道,而唯一不知道的消息就是:华林怎么样了?人们在怎么对付他?
没有人向我泄露华林的消息。任何人都不,包括我把她们当作至亲骨肉的何阿姨和王汉仙。显然她们是知道的。她们就是否认她们的知道。危机时刻,人们无情得超过我的想象。如果大黄猫会说话就好了。它一定会把一切都告诉我。
也只有大黄猫,会无视所有的清规戒律。也无视黄凤举的存在。它一日数次前来探监。它长久地,用清澄的眼睛注视我。为我的双脚取暖。信赖我到了完全不设防的程度:它翻过身体,把它最薄弱最柔软的腹部向我袒露出来--我便开始替它捉虱子并记下数目--这就是到了最后,我对待苦难的超然态度。
可是人是怎么对待人的呢?有一次我在房门后面窃听到了黄凤举与来宾的议论。黄凤举就站在我宿舍的门口,与他人说:"咳,没有用的,我看她已经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了。"
死猪!人类就是这样侮辱自己的!
16
对于一个生命来说,最最可怕的事情,并不是这个生命遭受苦难的时刻(苦难对于坚强的人,会产生傲雪凌霜的骄傲)。而是,在不久之后,社会的变革,证明你所经历的苦难,完全是一个不值一提的笑话。噢,世界上还有什么样的委屈,比被历史戏弄,更感到个人生命价值惨遭蔑视的呢?
又还有什么苦难,比你当年经历的苦难, 在若干年的所谓正常日子以后,被生活证明是无谓的,徒劳的,不足挂齿的,自作多情的,甚至是错误的,更加苦难呢?
不幸的是,我全都摊上了!
1988年的冬天,单位、组织、全社会,对于我和华林男女私情的围剿,居然是最后一次联合演习。紧接着的1989年,全国人民的注意力,全部都集中到了天安门广场静坐的大学生身上。接下来的1990年,50集电视连续剧《渴望》(沈亚红男友的预感一点不错。)开播,立刻大红大紫,风靡全国。毛阿敏和李娜在《渴望》中唱的主题歌和片尾曲,在神州大地久久回响,所有人都跟着唱,都开始思考悠悠岁月中的困惑,都渴望做个宽容一些的好人,因为好人会一生平安。之后,电视连续剧进入大发展阶段,个人编剧纷纷出现。崔健到处巡回演出,人山人海的观众跟着摇滚。从广东沿海到内地,高楼大厦的建设热潮席卷过来。炒股热潮毫不留情席卷全国。打破铁饭碗,国营企业也开始了优化组合,竞聘上岗,末位淘汰的新体制。人心惶惶。人心思变。中国人民群体大流动。民工浪潮兴起。全民经商,个个开公司,人人是经理。我哥哥叶祖辉又反炒"通畅"公司鱿鱼,自己去开出租车了。王汉仙下岗回家,租了一个小门面出售音像制品。叶爱红与思春长,两个美女,都轻轻松松谈恋爱若干次,每一次都会让男友往她们的公司注入资金。美女不傍大款,那才是大傻瓜呢。钱,钱,钱,命相连!市场经济被误解为自由散漫经济,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到处都是,无孔不入,买根针都没有鼻子!笑贫不笑娼的时代摧枯拉朽地到来,所有的道德规范,游戏规则,天地良心,都不见了,神话一般地隐遁了!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也还是那个月亮,人们还是那些人们,面孔还是那些面孔,内容却变了。人们忙碌起来,急煎煎的,语言完全改变,神情完全改变,行色匆匆,都变成了没头苍蝇,惟有买卖和生意能够吸引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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