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张居正，我基于三个考虑：一，他是典型的“士”的代表；二，他所领导施行的“万历新政”，比之商鞅、王安石推行的改革要成功得多；三，明代的国家体制对后世影响非常之大。

        说到明代，我不得不遗憾地说，与汉、唐、宋、元、清这些大一统的王朝相比，值得称道的地方并不多。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得了天下之后大肆屠戮功臣，害怕大权旁落而一连诛杀三位宰相，并从此永久废除宰相制。终明一朝，冤狱盛行，动荡不断。由于对大臣们的不信任，朱家皇帝创设东、西厂与锦衣卫两大特务机构，实行恐怖镇压。另一方面，由于皇室怙权而又贪图享乐，导致宦官乱政。王振、刘瑾、魏忠贤三位司礼太监对朝政造成的伤害，恐怕为历代宦官之最。特务与宦官，这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两大毒瘤，是朱明王朝留下的最为可怕的政治遗产。

        明朝初年朱元璋与朱棣父子两位皇帝对功臣与士族大开杀戒，并未涉及底层百姓。经过连年战乱的庶民，因此获得一个相对平稳的休养生息的时期，从洪武年间到仁宣之治大约一百五十年时间，老百姓安居乐业，经济富裕，但从正德时期开始，由于武宗皇帝骄奢淫逸，接着是嘉靖皇帝横征暴敛，民不聊生的局面开始出现并日益严重。在城市里，官僚权贵的享乐达到极致；在广大乡村，饥民揭竿起义的事情屡有发生。到了隆庆时代，朱明王朝明显露出“下世的光景”，对国家的控制力已相当有限。正在朱明王朝摇摇欲坠之时，三十六岁的穆宗病逝，他的十岁的儿子朱翊钧登基，是为万历皇帝。小皇帝启用他的老师张居正出任内阁首辅。由于历史的机缘，四十八岁的张居正开始了他十年柄国的辉煌无比的政治生涯，给后世留下了一段风雷激荡的“万历新政”，不过，这风雷激荡，昭示的是万象更新的文治而非暴力下的武功。

        明代的首辅制，是一个相当古怪的政坛产物。宰相制废除后，本是替皇上撰拟诏诰、承制辞章的文渊阁大学士，便变成了皇上的秘书兼顾问。为首的大学士称为首辅，相当于首席顾问。按朱元璋钦定，大学士们只享受五品衔，相对于吏、户、兵、礼、工、刑六部二品衙门，这级别实在太低，但经过一段时期的演变，阁臣们禄位渐隆。到了明中期，阁臣们几乎都是从二品大员中选拔，而首辅则程度不同地行使着宰相的权力。

        由于首辅名义上只是顾问，因此他是否能顺利担当宰相的角色，则要取决于皇帝与首辅双方的能力。如在朱元璋面前，首辅只能是一个唯唯诺诺的顾问；而面对穆宗朱载垕这样的懦弱皇帝，首辅则实实在在担当起宰相的职责。

        通览明史，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张居正是明朝二百七十余年间最有权势，同时也是最有能力的一位辅。这不仅仅因为历史给他提供的机遇最好；更重要的是，没有哪一位首辅，登位之前，像他那样做了如此充分的准备。

        稍有政治经验的人都懂得，提出一套符合国情民意的改革方案虽然不易，但比起将这方案变成实实在在的成果，则又要容易得多。举凡思想家，都可以担当设计师的角色，但担任工程师的政治家们，不但需要道德上的勇气，更需要把蓝图变为现实的卓越智慧。我认为，张居正便属于这样的政治家。

        隆庆元年（1567年），张居正刚入阁成为末辅，怀着对新皇上的期待，四十二岁的他，便虔敬地向穆宗献上了一道洋洋万余言的《陈六事疏》，从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纲本、饬武备六个方面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改革主张。所涉内容，涉及吏治、纲教、经济、军事诸领域。胸无大志的穆宗，只愿意沉湎酒色，哪愿意如此大刀阔斧地重振乾纲。他只是敷衍地赞扬了几句，便搁置不管。张居正做此试探，知道时机并未成熟，于是继续耐心等待，六年后他的这一份完备的改革文件，终于成了他实施“万历新政”的政治纲领。

        关于“万历新政”的功绩，已有不少海内外的历史学家做了详细的分析和充分的肯定，不用我在此赘言。我要说明的是，正是张居正的改革，使本来气数已尽的朱明王朝突然枯木逢春，获得了难得的“中兴之象”。可是，正是这样一个“宰相之杰”，死后却遭到了最为残酷的清算。万历皇帝一面享受着张居正改革带来的福惠，一面下令把张居正的封赠全夺、家产尽抄、亲人或死或谪。万历皇帝的这个态度，导致张居正死后半个世纪，满朝文武竟无人敢提及他的名字。

        张居正的功绩，说明中国“士”阶层在政治舞台上的独特作用；而他的悲剧，又深刻揭示了极权统治的寡恩与残忍。

        1998年暮春，动笔写之前，我曾专程去了一趟张居正的故里湖北省江陵县，站在他的墓碑前，我吟了一首绝句：

        四百年前事可疑，江南又见鹧鸪飞。

        杜鹃舌上烟波里，立尽斜阳是布衣。

        中国的与官场无涉的知识分子，常以布衣自谓。至今，我这个布衣还记得，那一缕惨淡的夕阳，是如何陪伴着我，在张居正的杂草丛生的墓地上做孤独的徘徊。伟人们死后的萧条本属正常，但我仍不免暗自思忖：从商鞅的被车裂到张居正的灭门之祸，果真是中国古代改革家的必由之路吗？张居正推行改革之时，也曾下定了“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决心。可是，如果真的给他第二次生命，他还会有那挽狂澜于既倒的干云豪气吗？

        张居正的悲剧，不仅仅具有封建性，更具有民族性；不仅仅具有政治性，更具有文化性。中国的政治生活，历来是粗暴且僵硬的，缺乏灵动的生气与恒久的激情。张居正正是想把灵气与激情引入政坛，这就注定了他的不可避免的悲惨性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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