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的夏季，女作家陈学昭从杭州被召到北京，参加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

        许多熟识陈学昭的人都说，她心地善良，处世简单，不会阿谀逢迎，不会保护自己。她在法国留学多年，取得了法国文学博士的头衔。回国后来到延安，婚姻生活很不幸，多年来孤身一人，在政治斗争中浮，在文学园地里耕耘。她创作态度严谨，为了写作小说《春茶》，长期住在杭州市郊茶区体验生活，与茶农们相处得很好。但是她在那次党组扩大会上却变成一个斗士，揭发了大量丁玲的“罪行”，令人惊讶，也令人不解。

        本来她与丁玲是要好的朋友，她们的交往有了很久的历史。

        陈学昭第一次见到丁玲，是在1938年8月的延安。当时，丁玲率领西北战地服务团完成抗日宣传任务，刚刚从西安回到延安，而陈学昭以黄炎培主办的《国讯》周刊特约记者身份，刚刚从重庆来到延安，她此行的成果，是写了一本《延安访问记》。

        丁玲与陈学昭真正成为朋友，是在1949年3月，丁玲住在沈阳的鲁迅艺术学院，写她的访苏散文，陈学昭也从哈尔滨到了沈阳，参加由蔡畅召集的全国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筹备工作，不料病倒，搬到鲁艺来休养了一个月。那一段时间，丁玲和她来往较多，经常有尽兴的长谈，丁玲在日记中这样评价陈学昭：“觉得她还能懂得些人情，还可谈，还不浅薄，而且是一个较天真的人。”后来陈学昭去北平参加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丁玲还感觉有些失落。从那时起，她们彼此有了较多了解，建立起良好的私人关系。七月，她们一起在北京参加了第一次文代会，会议期间还照了合影，照片上留下美好的回忆。

        老朋友的亲密友谊，却在一场暴风雨中几近夭折。

        1955年的夏天，正在杭州写作《春茶》的陈学昭，接到中国作协的通知，要她到北京去开党组扩大会。在8月13日的会议上，陈学昭发言，揭发了丁玲很多问题，一些内容是耸人听闻的，包括：丁玲在杭州跟她说，检查《文艺报》是“整了陈企霞，也整了我”；丁玲说：“你应该有一本书，草明、白朗都有一本”；丁玲说白朗历史上有问题，但仍被重视，历史清白有什么用；丁玲说“只有毛主席了解我，毛主席说的，中国现代文艺界代表人物只有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周扬是没有份的”；丁玲说洛甫地位不如李富春，过去犯过错误；丁玲憎恨周扬，在小组会上骂周扬卑劣无耻，见周死了孩子，心里高兴等等。

        陈学昭的突然揭发，让丁玲又是惊讶，又是气愤，又是悲哀。老朋友怎么也会落井下石？善良的陈学昭怎么也从背后捅了一刀？后来丁玲在1956年8月写的辩正书中，专门用了很大篇幅来反驳陈学昭，认为她的揭发都是“捏造的事实，过火的认识”，“陈学昭的发言，不是造谣，挑拨，就是极力夸大渲染，歪曲当时情况。”

        第二年，调查小组的丁宁去杭州，找陈学昭核对她揭发的那些材料时，她说：“我去年会上说的那些话都不作数！”

        事过28年之后，云散天晴，1983年7月，陈学昭写了一篇《一九五五年夏天在北京》，讲述她1955年参加作协党组扩大会，在会上发言的经过。陈学昭写道：

        “到北京后，我被编在一个学习小组里，是根据各人所从事的写作专业，还是所属的地区来编的？我不了解，当然也不便探问。记得当时有个规定，不能外出串门，这大约是为了防止彼此之间交谈情况，互相包庇、隐瞒。每天都是学习，或是自学，或是小组会，或是大会批斗，或是小组长找去谈话，事实上是动员交代。”

        “过了两三天，不知怎么一来，情况变了。这天下午，小组长Y叫我进一间小屋子里，该是这次学习的领导同志们的办公室吧。进门靠右边的墙有一对沙发，他先坐在靠里的一张上，要我坐靠外的一张。他开始对我说：‘丁玲和你这么要好，你们平常谈些什么？’我回答：‘没有谈什么，她忙她的，我忙我的。’这实在是真实的情况。‘你好好想想，她和你谈些什么？你不讲，对你没有好处！’Y的口气很严厉，带着威胁。接着，他站起来，我也站起来，向门外走时，他站在门外的走廊上，对我说：‘你好好想想！’”

        “次日午后，这位小组长又找我到那间办公室里去，副组长也进来了，坐在一张木椅上，面对着我。组长和我还和昨天下午那样分坐两张沙发，我坐靠外的一张，他靠里。Y对我说：‘你想过没有？丁玲平常对你说些什么？’‘说些什么？’我反问了他一声，他呆了一下。我说：‘我忙着写《春茶》，她鼓励我写好工农兵，她说白朗已写出了一本，草明也写出了一本，她也写出了一本。’Y不出声了，而副组长在微笑着。‘好吧，再去想想！’Y站起身来，说，我也就立起来，向门外走了。

        “过了两天吧，这天下午，通知召开大会。大家都按时进了会场。我进场时，前面都已坐满，我坐在最后几排里。主持大会的同志宣布第一个发言人是Y。接着，Y走到台前，声称目前重要的任务是批判丁玲的‘一本书主义’，并说这是‘陈学昭揭露的’……他刚说完，报名发言的人一个又一个。我站起来要发言，几次被阻止。终于，我不管台上的人还在讲话就站了起来，在自己的座位上大声讲了，我把Y如何逼问我和丁玲同志之间谈过些什么话，我对Y如何回答等等，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并坚决表示对党对同志们负责：丁玲同志没有讲、没有提倡‘一本书主义’，并声明这样的会，我拒绝参加。我刚说完，正要走出会场，会场里有好些人站起来，也有人在议论，会是开不下去了。我不管作协这次学习后来搞些什么名堂，只在宿舍里看点书，仔细想想这两三年来文艺界所经过的事情，感到这一次批判所谓‘一本书主义’，其实是早有安排的。”

        陈学昭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她在大会上的揭发发言。

        第二年夏天，调查组的丁宁去杭州找她，核对她在党组扩大会上揭发的那些材料。她几次说：“我去年会上说的那些话都不作数！”

        但是，陈学昭也难逃厄运。1957年春天，邵荃麟、葛琴夫妇来到杭州，动员大鸣大放，在省文联主席宋文彬主持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再三鼓励陈学昭发言，陈学昭发言有一句是“省委对文艺工作不够重视”。她的发言被报道后，台湾的电台说，一向拥护共产党的陈学昭女士，也对共产党有意见了。陈学昭因此遭到批判，被打成右派。

        丁玲与陈学昭再次相见，已经是24年之后， 1979年11月，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闭幕那天的晚餐会上。渡尽劫波，她们笑着打了一个招呼，没有多说什么，那种场合不是说话的机会，两个人的心里也还存有芥蒂。

        直到1983年5月底，丁玲和陈明去浙江义乌县参加第一届雪峰研究学术讨论会，路过杭州，他们特意去龙游路寓所看望了陈学昭。陈学昭说，他们“痛快地倾谈了一个下午”。就在那次会面后不久，陈学昭在7月10日写了《一九五五年夏天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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