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零年九月十二日，红一方面军撤围长沙。十三日，总前委在株洲召开会议，决定部队转移到江西的袁州（今宜春）地区，准备在湘江、赣江之间机动作战，并决定一军团攻取吉安，三军团占领袁水以北地区，阻击增援吉安之敌，威胁南昌，两军团在湘赣边区的两江间机动作战，有利于湘赣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三军团撤出长沙后，得知敌军已撤离萍乡、安源，决定立即向萍乡进军。当时我军士气仍很旺盛，而长沙守敌刚受到打击，摸不清我军的动向，怕再次遭到伏击也不敢追击。我军从容地打着一面面红旗沿着大路以多路纵队的严整行列向萍乡进发。

        当我们红五军先头部队行进到离醴陵不远的地方，忽然从远方铁路上传来一声汽笛长鸣，还隐约听到一阵锣鼓声和军乐声；片刻，只见一列火车迎面开来，火车上红旗招展，十分耀眼，大家立即停止了脚步，惊奇而又警惕地注视着奔驰而来的列车。稍近，就见机车车头下端挂着一条红布横幅，横幅上写着“迎接工农红军代表列车”十个醒目的大字，队伍立即欢腾起来，响起了一片“工人老大哥开火车来欢迎我们啦！”“工人老大哥开火车来迎接我们啦”的欢呼声。这松涛海啸般的欢呼声，从先头部队直往后传，后续部队兴奋得边欢呼边加快步伐往前赶，都想争先目睹平生从未见过的火车。霎时，铁道旁、田野上，到处挤满了欢呼雀跃的人群，红军战士们一张张笑脸都闪烁着青春的光芒。

        火车在先头部队前面徐徐地停住，从车厢里走下十几个安源路矿总工会的代表，邓萍和我们军部的干部忙迎上前去同他们热烈握手，感谢铁路、煤矿工人对红军的一片盛情。工人代表告诉我们，国民党军队已经逃跑好几天了，路矿上的洋鬼子和帮办也已逃到南昌或武汉，现在工人纠察队控制着路矿，希望红军尽快进驻萍乡、安源。邓萍指示我通知各部队回去组织一下，每个连队派十名代表先乘火车进萍乡，其余的指战员快步跟进。

        这是一列普通客车，有七八节车厢。车厢内外都贴上了“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苏维埃万岁！”“中国工农红军万岁！”“热烈欢迎工农红军”等红红绿绿的标语，把列车装扮得五彩缤纷；加上第一、二节车厢里有总工会的军乐队、锣鼓队吹吹打打，更增加了喜庆的气氛。一路之上，火车司机好象要表达自己对工农子弟兵热爱的心情，显示工农子弟兵的军威似的，不断拉响汽笛。这一声声长鸣的汽笛，惊醒了沉睡的山岗，招唤来喜迎红军的工农群众，顿时使铁路两旁寂静的山村沸腾起来，成百成千的群众聚集在村前、路口，争先目睹工农红军向萍乡进军的壮观情景。

        我和七八百名战士代表绝大多数都是平生第一次看到火车、坐上火车的，大家又兴奋又激动，一会儿随着“哐当、哐当”的车轮声和晃动的车厢扭动着身躯，体会着象婴儿时睡在摇篮里那种晃晃悠悠的舒服感；一会儿又紧张地眺望着车窗外急速后退的山村、树木和人群、车马等景物，好象儿童时看“西洋镜”一样的新奇。许多年轻战士高兴得坐不住，蹦蹦跳跳、跌跌撞撞地从车厢这一头蹦哒到另一头，边跳边笑边唱，撒下了一路欢笑一路歌。

        列车到了萍乡车站，安源、萍乡的铁路、煤矿工人早就聚集在车站热情地欢迎我们，又是一阵锣鼓、一阵欢呼。工人代表跳上机车车头简短地致了欢迎词，我们红军代表也致了答词表示感谢。因为我们急于执行前卫、警戒任务，很快便整队出了车站。

        九月十五日，我红三军团全部进占萍乡、安源，进行短期整训，开展群众工作和扩大红军运动。过了不几天，安源路矿总工会和红一方面军总部在萍乡车召开了庆祝大会，有万余工人群众和部队参加大会。会上，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路矿总工会代表先后讲了话。朱老总和彭老总都号召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安源工人参加红军，保卫苏维埃政权。这个热烈隆重的庆祝大会，实际上成为一个扩大红军的动员大会。

        安源路矿工人有着光荣的斗争历史和革命传统，从一九二一年秋开始，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等同志就先后来到安源，在安源路矿（即株萍铁路和安源煤矿）工人中开展革命工作，发动工人，组织工会，开展罢工斗争；一九二二年九月，取得了第一次罢工斗争的胜利。此后，安源工人的革命斗争从未间断，一九二七年秋收起义时，安源工人武装又成为起义的一支主力军，群众基础很好。这次我们红三军团主力进驻萍乡、安源，工人更是扬眉吐气，欢喜若狂。所以，一经发动，矿工、铁路工人和周围的农民都很踊跃参加红军。在扩红运动中，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次工程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参军比较多，彭老总特别高兴，特地指示要组建一支通信队，把打长沙和在安源、萍乡缴获的电话总机、单机和电话线都利用起来，架通了军团与各师、团、营、连的有线电话，从此结束了过去单一依靠徒步通信的历史。

        当时的电话单机很简陋，电话机装在一个木匣子里，木匣子挂在墙壁上，匣子顶端有两个电铃，有人打电话来，电铃就“铃铃铃”地响；送话器与受话器是分开的，送话器象个小喇叭固定在匣子的正面，受话器象个“秤蛇”连着电线，挂在木匣子的右侧，而打电话用的摇把则安装在木匣子左侧。通话时，讲话的人一手拿着“秤陀”似的听筒，对着木匣子正面的喇叭讲话。那时候我们的干部、战士大多来自山区农村，从没有见过电话，现在连队里有了电话，只要电话铃一响，就有许多干部、战士围着看热闹。他们看到连首长对着墙上的木匣子讲话，感到很神奇、很滑稽；有的根本就不相信在连里讲话，团长、师长甚至邓萍军长、彭老总在老远就能听到，以为是在唬人，要与人家打赌，直到让他听见听筒里确实有讲话声才会信服，啧啧称赞这“顺风耳”是件宝贝东西。连队里安装了“现代化”的电话，是进占萍乡后的一件喜事，着实让连队里热闹了好几天，流了不少让人笑破肚皮的故事。

        九月二十二日，红一方面军于萍乡总部发布了《由萍乡出发向吉安的命令》，决定第一军团分两路攻占吉安城；“第三军团于二十四日由萍乡出动完毕，进驻樟树，占领临江一带，截断赣江，并堵住敌人援军”。

        遵照总部命令，十月四日，红一军团攻克了吉安城，实现了一月间毛泽东发出“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的豪言。同日，我红三军团部队占领了临江、清江（樟树镇），此后，即以战备的姿态在清江、上高、高安、新干等地发动群众，建立政权，进行筹款、扩红和整训部队。此时，赣西南苏区和赣东部分苏区已连成了一片，回旋的余地更大了，各地立即掀起土地革命斗争的高潮。

        我们红三军团自一九三零年三月攻打安福开始到十月进占清江的七个月来，连续作战，取得很大胜利，队伍也大大扩充，而且这段时间参军的新战士中，工农成份占了很大比重，特别是大批路矿工人参军：增加了部队的骨干力量，提高了部队的政治素质，使部队建设尤其是连队建设有了很大加强。但由于连续作战，也把部队拖得十分疲劳，现在有个较长时间的休整，确是难得的时机。

        这次整训，除了针对部队新兵多，抓紧进行军事训练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利用整训的时机加强了部队的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当时部队的干部、战士大多出身于农民，文化水平很低，科学知识贫乏，每一次攻占城市时，虽然都进行过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和城市纪律教育，总的看来，部队进城后的纪律也是很好的，但由于缺乏文化科学知识，也闹了不少笑话，出过一些问题。比如，缴获敌人的收发报机，听到收报机上还在“嘀一嘀嘀”地叫，就恼火地边用枪托砸、用脚踩边骂：“我让你再叫，我让你再叫！”硬是把收发报机砸烂才解恨；攻进白区银行，只懂得保护黄金、银元，看到国民党的钞票，便认为是“反动钞票”，废纸一般，撕的撕，烧的烧，当垃圾处理掉，不知道这些钞票还可以到白区买我们急需的药品、物资，白白地损失。所以，彭老总、滕政委和各级领导都深刻体会到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道理，强调要重视加强部队的文化教育。

        彭老总强调加强文化教育，自己也以身作则，做出榜样。他少年时因家境贫寒没有机会多读几年书，文化基础差，早在当湘军营长时就开始注重自学；平江起义后，他担任红五军军长，戎马住熄，驰骋于湘赣边区，战斗、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仍然请军党委秘书长谢翰文当老师，利用战斗空隙学文化。每次到宿营地时，谢翰文就把书本和纸笔墨砚准备好，等部队都休息以后，彭老总查铺查哨回来再教他学文化。当时纸张既缺又贵，山区还买不到，彭老总每次打下城市，就叫人上街买来一些便宜的草纸、箱包纸，用毛笔练写字，既学了生字生词又练了书法。他就是以这种滴水穿石的功夫，日复一日坚持学习，文化水平提高很快，以后有些作战命令、文书都能亲手修改或亲自起草了。

        彭老总带头勤奋学习对部队有很大影响，部队学文化的活动也就逐渐开展起来。当时识字的人很少，凡是能识几个字的就当老师，叫做“能者为师”。行军中，每个人背包上贴一二个字，大家边行军边认字，到了宿营地就测验，看记住了没有？这样既识了字，又忘掉行军的疲劳，一举两得。识字活动还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墙报上开展识字问答，晚会上开展识字比赛；有的连队还设了“识字岗”，不认会岗哨上这个字不能过这一道岗哨。这种带点娱乐性的识字活动，提高了大家识字的兴趣，收效很好。当时正式上文化课的时间不多，有时是把政治课和文化课结合起来，比如讲阶级斗争问题时，就把工人、贫农、中农、富农、地主、资本家和帝国主义、军阀、压迫、剥削等词句写在门板上，结合讲解政治课识字。此外，有时还请有些专门知识的同志给大家讲些兵器常识、科学知识和卫生防病知识，使大家增长些见识。通过一段时间的文化科学知识教育，部队的文化素质有了一定的提高，这也为部队从以游击战为主逐步过渡到以打运动战为主的阶段创造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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