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九年七月，抗大总校又遵照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抗大、陕公（即“陕北公学”）等学校迁移晋东南的决定》，除留下四个学员队在延安组建第三分校外，总校领导机关率第五期大部分教职学员与“华北联合大学”的教职学员共五千多人，合编为一个纵队，挺进敌后。当时因日军对我晋东南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总校临时改变行军路线，转道晋察冀根据地，在河北省灵寿县陈庄一带休整两个月后，才继续向晋东南根据地挺进，于一九四零年二月抵达晋东南地区的武乡县洪水、蟠龙一带继续办学。抗大总校深入敌后办学三年，从一九四零年四月至一九四三年一月，先后开办了第六、七、八期，为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培养了大批干部。敌后办学虽然能使教学与实践更紧密地结合，但由于经常要对付日军的“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骚扰，学校的流动性很大，仅校部就大转移过两次：一次从山西省武乡县蟠龙镇一带转移到黎城县霞庄一带；一次从黎城县又转移到河北省邢台县浆水镇一带。根据当时形势，只有一面学习，一面战斗，才能坚持教学。在此期间，先后取得了一九四零年十月的洪岭战斗、一九四二年五月的反“扫荡”战斗和反“蚕食”斗争的重大胜利，使抗大总校在敌后的战斗环境中锻炼得更加坚强。

        毛主席操着一口浓重的湖南家乡口音亲切地对我说：“你要求学习是个好事嘛。磨刀不误砍柴工。学习好了可以更好地工作。我同意！”说罢，便从案头上拿出一张便笺，提起毛笔写了一张便条给罗瑞卿同志，介绍我到抗大学习。

        朱德同志对革命青年也是关怀备至。一九三八年十月，他利用回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时机，亲自去看望抗大四大队第十队的学员。他听指导员雷钦介绍，这个队有六个国民党县长、一个国民党团长，还有华侨青年，非常高兴，就到窑洞里一个一个找他们谈心，问他们到延安来生活习惯不习惯，有什么困难？他见了从马来亚口国的华侨青年李泅美时，很亲切地拍拍李的肩膀说：“你们远涉重洋回祖国参加民族解放战争，很不容易啊！我们的华侨都是热爱祖国的，这种精神很可贵！”朱德同志走后，那位姓张的国民党团长对雷指导员说：“朱总司令那样大的干部，走那么远的路来看我们，见了我们连坐也没坐，站在那里就和我们谈开了，那样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怪不得红军过去打仗那么英勇，官长就象亲兄弟，谁不拼命干呢？”他还说：“听总司令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我这次到延安，算没有白来，还见到朱总司令。我毕业以后能当八路军的一员就心满意足了。”果然，这位“张团长”毕业后分配到前线，他英勇战斗，牺牲在战场上。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蒋介石、阎锡山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山西发动了“十二月事变”，集中六个军的兵力进攻我抗日决死队，摧残抗日民主政权，杀害大批共产党员和抗日志士，包围、抓捕“民族革命大学”的进步师生。在此严重情况下，许多革命青年在党的领导下，奋起反击，经过顽强的斗争，奔向延安，进入抗大。如爱国青年林影等几十个进步学生，在李伯天等共产党员的带领下，分成若干小组，化装突围，通过封锁线到了延安，进入抗大第三分校。山西省知识青年崔光华、姚俊、杨季农等同志在山西军政训练班毕业后，分配到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工作，先后参加了共产党。他们在教导团团结了一批政工人员和士兵，后来，看阎锡山旧军要对他们下毒手，他们毅然带着二十几名政工人员，突破封锁线，强渡黄河，集体投奔延安，进入抗大。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打着抗日的旗号派人到四川成都招收了一百五十二名知识青年。一九四零年二月，当他们行军到达洛川时，得知阎锡山发动了“十二月事变”，在王家广、王仲时等青年秘密组织下，于鄜县（今富县）茶坊地区把特务控制起来，集体转向延安，投入抗大。并于二月十四日在《新中华报》上联合发表给阎锡山的公开信，披露他们投奔延安的真相。信中批判阎锡山说：“因为你们开倒车，我们青年就不得不离开你们。如果你们还要青年的话，你们只有回去赶快再进步”。义正词严，痛快淋漓地揭露了蒋介石、阎锡山假抗日、真反共的罪行。

        抗大第一期学员中就有参加我国土地革命战争的朝鲜老同志武亭和越南老同志洪水，第四、五期国际友人更多，有朝鲜、越南和日本“反战同盟”的国际友人二十六名，如第四期有张振光、李铁重、郑文珠等朝鲜同志；第五期有李根生、李维民和东北干部训练队的几位朝鲜同志；第六期有日本“反战同盟”的日本友人吉田太郎。在这些国际友人中，朝鲜同志王信虎曾任新四军的抗大第五分校教育长，他为五分校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朝鲜同志郑律成以火一般炽热的感情谱写了《延安颂》、《延水湾》、《八路军军歌》等许多经久不衰的作品，鼓舞人们为争取抗战的胜利而奋勇战斗。他创作的许多节奏鲜明、威武雄壮的歌曲、乐曲，将永留人间，永留在抗大同志们的心中。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

        同学们，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我们的传统。

        我跟张主任来到毛主席的窑洞里，毛主席正在临窗的办公桌前伏案审阅文件。毛主席招呼我们坐定后，张主任说明来意，我怕耽误主席的时间就开门见山地对主席说：“我自从参加革命以后一直没有机会进学校学习，自己感到跟不上形势。在大相寺会议上，我听主席的报告后，更深刻认识到应该利用全面抗战之前这个有利时机，学习深造，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和军事素质，才能更好地工作。最近听说抗大第三期又开始招生，所以特地来请求主席批准我到抗大学习。”

        林有声、白刃、李金发、陈耕国等华侨青年学生，于一九三八年五、六月间，邀集了八个同学，从福建集美中学绕道香港到了广州，找到八路军通讯处，要求进抗大学习。开始时，通讯处的同志耽心他们吃不了苦，就把路途的艰险和延安的艰苦生活如实告诉他们，请他们考虑。其中三个同学犹豫了；而林有声、白刃等五个青年很坚定，一九三八年八月到了西安，步行八九天来到延安。当时到延安的知识青年很多，容纳不下，抗大把他们分配到第五大队，他们在延安只住了十几天，马上随第五大队行军到了甘肃省庆阳镇，参加修建校舍的劳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第五大队奉命挺进敌后创办第一分校。他们又跟着行军，冒着严寒，再次通过敌人的封锁线，直到一九三九二月抵达太行山区的长治、潞城一带，才停下脚跟开始学习。这五名华侨青年，出于抗日救国的热情，又有了经受艰苦斗争锻炼的思想准备，在这半年的行军、劳动中，磨炼得更加坚强，胜利地完成了进入抗大的第一课。此后，他们在几十年革命斗争中锻炼成才，林有声曾任江苏省军区司令员；白刃成为作家，是电影《兵临城下》的编剧。

        在投奔抗大的知识青年中，还有翟默然、霍丁、杨宪吾等一批从国外留学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其中有一个名叫黄鼐的中国留学生很引人注目。他原名黄一寰，是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之一、武昌起义的革命军总司令黄兴的儿子。他于一九三六年东渡日本留学，参加左翼学生团体，其间曾被日方逮捕拘禁，后经营救回国。一九三八年春到了延安，进抗大第四期学习。据不完全统计，到抗大学习的华侨、留学生和港澳青年，第四期有六十四人，第五期九十五人。因为华侨青年大都在抗战爆发一段时间，了解祖国情况之后才陆续回国的，由于战乱和敌人封锁，要到延安比较困难，所以，分散在各个根据地的人数比较多。一九四一年十月，抗大“华中大队”（第九分校前身）就接受了近百名印度尼西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归来的华侨青年，编成了一个队。一九四二年四月毕业后，分配到新四军部队工作。海外赤子报效祖国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值得歌颂的。

        一九三五年十月，红一方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这时，党中央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战略方针，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到处掀起抗日救亡热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迅速发展，全国的政治形势正从国内革命战争转向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在这历史大转折关头，无论军队、地方，都急需大量干部去组织和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斗争。所以，党中央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的“瓦窑堡会议”决议中明确提出：“必须大数量的培养干部。党要有成千成万的新干部，一批又一批地送到各方面的战线上去。”为了适应这种需要，党中央、中央军委以原工农红军学校为基础，在瓦窑堡创办了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林彪任校长，毛泽东同志兼任政治委员。“红大”于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开学，第一期有一千零六十三名学员；同年六月二十一日，国民党高双成部第八十六师的一部突然袭击瓦窑堡，“红大”即随中央机关撤出瓦窑堡，迁到了保安县（今志丹县）县城。

        各部队的干部到抗大学习，一般都是由各级领导选送来的，虽然有的也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跋山涉水，历经艰辛，但他们都有各级领导统一安排，负责接送，少有象各地革命知识青年投奔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那样艰难、曲折。所以，这里我着重记述各地革命知识青年进入抗大的一些情况。

        我匆匆返回宜川交代好工作，马上赶到延安，把毛主席写的介绍信亲手交给抗大教育长罗瑞卿同志。罗瑞卿很热情地接待我，并告诉我说：“抗大第二期已经学习了半年，即将毕业，现在第三期正在招生，有的学员已陆续来报到，你就编到二大队第四队吧！二大队是个政治队，四队是高干队，队里大多是军、师一级的政治干部，现在报到的人还不多，你先去队里，帮忙做一些接收新生的工作吧！”我很愉快地来到第四队帮助做新生的入学登记工作。不几天，“七七事变”发生，八月一日，第二期学员立即毕业，先后分赴抗日战争的各条战线，第三期同时举行开学典礼。可是，开学后我只学习了三周，又参加挖窑洞劳动三周，因工作需要，我即调任第五队队长兼政治教员，边学习边工作。

        一九三九年九月，朱德同志在太行山区接见抗大第一分校第一期的毕业学员时，了解到他们中间全国大多数省份的人都有，兴奋地说：“全国革命青年都汇集到抗大来了。你们代表着全国青年，代表着全国人民。”这几句话阐明了一条真理：黄河之滨集合着这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他们代表着全国青年、全国人民的意志，要推翻三座大山，建设崭新的中国！

        同学们，努力学习，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们的作风。

        一九三六年十月，在我红军西征战役节节胜利的形势下，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于甘肃省会宁县胜利会师，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更加巩固和扩大，为我们党发动全国的抗日斗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同年十二月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局面开始出现。全党的主要斗争目标，已由“实现停战”转向“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这时，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各地的革命知识青年，尤其是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北平、天津等各大城市的学生以及东北流亡学生中一部分救亡运动的骨干和先进分子，陆续奔向延安，寻找抗日救国的真理。这就向我党提出了教育培养知识青年的新任务。中央军委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底在第一期学员毕业后，于一九三七年一月决定把抗日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除继续培养红军干部外，把培养革命知识青年作为抗大的一项重要任务；校部也由保安县迁到党中央所在地——延安，一月二十日举行抗大第二期（“红大”第一期也就是抗大第一期）的开学典礼。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由于日本侵略军企图进攻陕甘宁边区，并出动飞机对延安进行狂轰滥炸；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对边区的封锁，造成了边区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也使广大的沦陷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难以通过封锁线投奔延安。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便于为前线部队培训干部和就近吸收敌后广大爱国知识青年入学，同时也为了更好地吸取前线丰富的斗争经验，以及减轻陕甘宁边区的财政困难，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抗大总校派出第五期的一部分教职学员挺进敌后，分赴晋东南、晋察冀根据地，建立第一、二分校。

        事实确是如此。如孙炳文烈士的女儿孙维世，于一九三七年经周恩来同志介绍从国民党统治区来延安抗大第三期学习，同她母亲任锐同队。浙江省上虞县女学生傅涯年仅十八九岁，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携弟弟傅燊、妹妹傅英，辗转千余里来延安抗大第四期学习。这些母女同学、姊弟同学的感人事迹，一时传为佳话。

        五十年的岁月流逝，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当年成千上万英姿飒爽的革命青年高唱《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校歌》的嘹亮歌声，仍常在我的耳边萦绕；他们生龙活虎般的身影又在我的眼前浮现。

        在投奔延安的革命青年中，有一部分原是国民党军政人员，有的还是国民党员、三青团员、青年党员或特工人员。他们激于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义愤，毅然脱离国民党，奔向延安，投入抗日救国的洪流。

        一九四三年一月，党中央为了更好地培养和储备干部，准备进行战略反攻，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决定抗大总校率第八期部分教职学员返回陕甘宁边区，在环境比较安定的绥德地区继续办学。总校奉命除留下部分教职学员在太行山区重新组建第六分校，提前毕业部分学员就地分配工作，继续坚持敌后斗争外，率一千多名教职学员冲破日军的重重封锁，行程一千多公里，于三月上旬抵达绥德，与原抗大第三分校（一九四一年改称军事学院）和第二、七分校上干队合并，进行教育训练并开展了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一九四五年“八一五”抗战胜利前夕，为了大反攻和为了迎接抗战胜利后开创新局面的需要，第八期学员六千多人全部毕业，大部分学员当即分赴各个抗日战场，参加对日本侵略军的最后一战。九月，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历时九年多的抗大总校完成了它伟大光荣的历史使命，宣告胜利结束。

        党中央、中央军委在创办抗大总校期间，为了培养大量干部去宣传、组织、武装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设抗日根据地，从一九三八年冬至一九四五年九月抗战胜利的七年间，先后在敌后创办了十二所分校和五所陆军中学、一所附设中学，使抗大之花开遍各抗日根据地。这十二所抗大分校是：一九三九年二月在山西省长治、潞城、屯留之间的古城、冈上一带开办的抗大第一分校；一九三九年三月在河北省灵寿县陈庄一带开办的抗大第二分校；一九三九年七月在延安组的抗大第三分校；一九四零年三月在安徽省涡阳县北麻家集创办的抗大第四分校；一九四零年十一月在江苏省盐城县创办的抗大第五分校；一九四零年十一月底在山西省武乡县蟠龙镇创办的抗大第六分校；一九四一年七月在山西省兴县李家湾创办的抗大第七分校；一九四一年五月在安徽省天长县张乡铺创办的抗大第八分校；一九四二年五月在江苏省南通县海复镇创办的抗大第九分校；一九四二年二月新四军第五师在湖北省随县白兆山区创办的抗大第十分校（一九四五年春新四军第七师在安徽省无为县团山里创办了一所抗大分校，也称抗大第十分校）；一九四四年十月在山西省阳城、沁水一带由抗大总校太岳大队扩建的抗大太岳分校；一九四五年春在河北省涉县由抗大第六分校太行大队扩建的抗大太行分校。五所陆军中学是：一九四二年初抗大总校在河北省邢台县浆水镇创办的抗大总校附属陆军中学；一九四二年二月抗大第二分校在河北省唐县阎庄和灵寿县大夫庄创办的抗大第二分校附属陆军中学；一九四二年春抗大总校太岳大队在山西省沁源县创办的大岳陆学中学；一九四二年六月抗大第七分校在山西省兴县地区创办的抗大第七分校附属陆军中学；一九四二年八月抗大第一分校在河南省濮阳县琉璃井村创办的抗大第一分校附属陆军中学。一所附设中学是：一九四一年八月抗大第二分校在河北省灵寿县陈庄一带创办的抗大第二分校附设中学。一九四三年，除第一分校陆军中学外，其余四所陆军中学和第二分校附设中学的学员都奉中央军委之命，先后转移到陕甘宁边区，合并于总校和第七分校继续深造。上述这些分校和中学除第三分校在延安外，都是在敌后艰难困苦的斗争环境中成长发展起来的。他们一面学习，一面战斗，有的还一面劳动，生产自给，取得许多反“扫荡”、反磨擦战斗的胜利，把抗大的革命精神和传统作风传播到全国各地。

        继平、津沦陷之后，上海、南京、武汉等许多大、中城市又相继沦亡。越来越多的知识青年流浪他乡，无家可归；即使随着国民党政府流亡大后方想为抗日尽点“匹夫之责”，也是处处受到限制，不得自由。所以，许多革命青年在到处碰壁之后，终于投奔了抗大。天津南开大学鲁子敬、邢方群、丁志刚、陈健等青年学生，随学校流亡到重庆，不满国民党政府的消极抗战，就联名写信给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亲笔给这些仿惶的年轻人回了信，热情地鼓励他们继续发扬抗日救国精神，并向他们建议：毕业之后，继续升学也好，到前线去也好，只要坚持抗日，到处都可以发挥青年的作用。他们收到周恩来同志热情关怀的回信，受到很大鼓舞。鲁子敬、丁志刚、陈健等同学，通过地下党的联系，介绍到延安，进入抗大。一九三八年二月，成都电报局的助理会计员石于、周荣国两名知识青年，写信给朱德总司令，要求参加八路军上前线杀敌报国。朱总司令亲笔给他们回信说：“只要你们有决心，能背着行李到八路军总部来，我们表示热烈欢迎。”他们收到回信后，十分高兴，马上准备行装出发。但因当时临汾失守，交通受阻，石于和周荣国便从成都经汉口到西安，然后背着背包步行到延安抗大学习。

        北平、天津是我们党领导的“一二九运动”的策源地，也是当时国民党统治区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从一九三六年春开始，国立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地下党员、学生抗日救国会主席彭友今、委员郭奇等一些平津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就陆续奔赴延安，进入抗大学习。当时还留在学校的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学生抗日救国会委员兼纠察总队长牛克伦和他的同学刘唯宁以及国立师范大学学生宫克非、郝仁初等许多积极分子，经过“一二九运动”的战斗锻炼，政治上也逐渐成熟，在党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的领导下，继续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八日，日本侵略军进占北平，他们流亡天津后又与天津的流亡学生一起，辗转到了烟台、济南、郑州、开封等地，组织平津流亡学生会，接待、组织流亡同学，分赴各个抗日根据地。十二月初，他们也分批经过西安，到了抗大。牛克伦一到抗大第三期九队学习，当天便被选为“救亡室”（即俱乐部）主任，不到一个月，就被吸收入党，继续发挥骨干作用。在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有许多出身于资产阶级或封建地主家庭的知识青年，也毅然走上革命道路，来到抗大。这里，我只讲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一九三九年春的一天，袁世凯的亲外孙、清朝两广总督张人骏的孙子张象耆放学回家，恰遇日军一个大官进北平城，沿途日、伪军警戒备森严，耀武扬威，把十六岁的张象耆堵在东四牌楼大街上，回不了家。张象耆年少气盛，发了几句牢骚，被一个日本兵听到了，啪、啪两记耳光就落在张象耆的腮帮上，打得他眼冒金星，腮帮火辣辣地疼。他回到家去，蒙着被子大哭，屈辱、愤懑、恼怒使他几天几夜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日本兵的两记耳光打醒了这位埋头读书的“小少爷”，使他亲身尝到当“亡国奴”的奇耻大辱。从此，他在“民先队”和进步同学的教育帮助下，很快地觉醒。后来，他上了辅仁大学，参加了“民先队”，积极投入抗日斗争。一九四二年八月，他与封建官僚家庭决裂，化名艾地（谐音：意即热爱自己祖国的土地），逃离北平，通过敌人的封锁线，进入晋察冀抗大第二分校，入了党，从“小少爷”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四十多年来，他经受了种种考验，一直坚持革命，从事党的教育事业，成为中央党校的哲学副教授。

        一九三七年六月间，红二十六军划归陕甘宁留守兵团，编为陕甘宁警备团。有一天，我从宜川到延安向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张际春汇报工作。当时抗日战争尚未爆发，在谈话时，我看张际春主任和蔼可亲，对人诚恳热情，便将自己蕴藏在心底多年的愿望向他吐露说：“我参加革命十几年，一直没有机会进学校学习。过去在中央苏区时曾经向彭老总提出过要求，但每一次彭老总都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回答我说‘你这个知识分子还进学校干什么？’其实我才高小毕业，虽然当过几年小学教员，但文化程度并不高，并没有系统地学过马列主义，算什么知识分子呢？所以很想到抗大去学习。”张际春主任很支持我的要求，当天下午便带我去见毛泽东主席。

        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西北军）官兵在“西安事变”之前，被蒋介石驱使向红军进攻时，耳闻目睹共产党和红军坚决抗日的行动，早已倾心；“西安事变”后，又目睹蒋介石背信弃义，先后囚禁了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千方百计瓦解、吞并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种种罪行，更加认清了蒋介石的反动面目，纷纷脱离国民党军队，投奔延安。东北军中有原东北抗日联军的军长李延禄，原东北军第一一二师中将师长张蔚九（原吉林督军张作相之子），有张学良将军的弟弟张学思，东北知名进步人士高崇民的儿子高存信，东北军学兵队学员陈剑飞（陈峰）、杨恬、韩复东等许多同志；西北军中有冯玉祥将军的侄儿冯文华（后任抗大第八分校教育长），杨虎城将军的儿子杨拯民，赵寿山将军的儿子赵元杰、儿媳罗兰，一位军长的儿子李伟；此外，还有傅作义将军的弟弟傅作良等同志，也都投奔抗大学习或工作。鉴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中投奔延安的官兵不少，周恩来同志高瞻远瞩，及时提出了培养东北干部的建议，于一九三八年春至一九三九年七月，在抗大先后举办了三期东北干部训练队，培养了二百多名东北干部。这批干部为收复东北和最后解放东北贡献了很大的力量。还有不少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冲破重重关卡投奔延安，他们报国之心和胆略令人叹服。“七七事变”后，青年学生周湘帆抱着抗日救国的理想，从四川跑到南京，投考国民党中央宪兵学校，在军士队受训。开学不久，日寇向上海进犯，直逼南京，没等南京听到炮声，宪兵学校便闻风而逃，一口气从南京逃到长沙，还准备逃往四川。周湘帆心想，自己刚从四川出来抗日，未放一枪就逃回老家，怎么有脸见乡亲父老？正在愤懑徘徊之际，忽然在长沙街头看到了抗大的“招生简章”，好象在黑暗中见到了一线光明，便约好同学李哲，弄了一张空白介绍信，两人穿着宪兵的黄呢子军装，大摇大摆地闯关过卡，经武汉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就这样奔向了光明。国民党中央军校中尉教官黄烈也有类似的情况。他于广东省立广州体育专科学校毕业后，受聘到国民党中央军校广州分校当中尉体育教官。一九三八年八月，日寇飞机轰炸广州，军官学校完全瘫痪。事实教育了黄烈，要抗日，唯有投奔八路军。为了北上方便，他穿上国民党军官制服，内衬印有“精诚团结”字样的军校汗背心，藤箱里装着印有蒋介石签章的军校教官“委任状”，以这些“护身符”闯过了国民党军警的重重关卡，于九月十三日到了洛川，进抗大第六大队学习。他在往西安途中的火车上，即兴写了一首抒志诗：“青年立志出乡关，革命不成誓不还；埋骨何须桑粹地，人间到处是青山。”以此表达了自己革命义无反顾的誓愿。

        当时在沦陷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青年要寻找抗日之路也是不容易的，有的要几经周折才找到通向抗大的大门。一九三九年春天，安徽省滩溪县十八岁的知识青年戴著生想投笔从戎，独自跑到国民党一支“游击队”中去当宣传员。开始时，他干得挺带劲，向群众宣传抗日道理，教唱救亡歌曲。可是，过几天他发现这支所谓国民党“游击队”，不仅不打日本鬼子，还欺压群众。他一气之下，跑回了家。不久，听说新四军游击队是抗日的队伍，他就跑到新兴集找到游击队，参加了工作。一九四零年三月，抗大第四分校在涡阳县北麻冢集成立，组织上便把他送到抗大学习，把他培养成优秀的游击队干部。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创办学校，培养人才。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和各革命根据地就先后创办了红军学校、红军大学或教导队，为军队和根据地的建设培养了大批干部。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发生，标志着中国革命进入了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新时期。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投奔延安的革命知识青年与日俱增。正如抗大副校长罗瑞卿同志在抗大第五期开学典礼上所说的“抗大抗大，越抗越大”。从一九三七年八月至一九三九年七月，先后开办了第三、四、五期，学员数量也从第二期的一千三百多人猛增到第五期的一万三千三百多人（含第一、二、三分校学员数），其中知识青年约占学员总数百分之八十左右。这是抗大大发展的黄金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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