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9月26日，一架美国轰炸机在缅甸北部执行任务时被日军的高射炮击落，飞行员本杰明·帕克跳伞后不幸被日军俘虏。可怜的帕克并没有受到优待，一名日军参谋带领士兵先是用炸弹的碎片横切了帕克的脸颊，然后用一把缅甸钝刀连砍三次，将帕克的头颅切下，然后下令将帕克的尸体大卸八块下锅煮熟，随后带着士兵一起把肉吃掉。

        据说这个参谋并不是第一次干这事。在中国东北，他曾强迫日军士兵吃人胆。在马来亚，也曾下令要日军生吃英军人肉。可能这一天他心情不错，大家才有了熟肉吃。

        读者可能认为老酒（笔者自称，下同）编造恐怖镜头，但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个带头的日军参谋就是“昭和三大参谋”之一，被称为“战争之神”“豺狼参谋”的辻政信。

        辻好战。不管是哪里发生了战事，屁颠屁颠最先跑到现场的肯定有他，这些地点包括中国的东北、上海、武汉、北平、天津、山西、海南、南京、台湾，以及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泰国、马来亚、新加坡、菲律宾、瓜达尔卡纳尔岛、巴布亚新几内亚、新不列颠、缅甸，等等。可以说这是一个在今后正文中出镜率极高且每次出镜必有惊人之举的人物。

        辻残暴。他由此给亚洲各国包括中国、菲律宾、马来亚、新加坡、缅甸、泰国人民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他所到之处，无不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他杀人如麻，杀平民、杀战俘，甚至杀皇军，臭名昭著的“新加坡华人大屠杀”以及“巴丹死亡行军”均与其直接相关，惨死在他屠杀令之下的战俘、平民，以数十万计。如果扣一顶大帽子的话，这畜生绝对属于“反人类”，并由此成为战后被美、苏、英、法、中五国悬赏捉拿的甲、乙、丙“全级战犯”，英国人甚至扬言“就是翻遍世界上的每一根草，也要找出辻政信”。

        辻克主。几乎所有当过他长官的人都霉运连连，其中包括东条英机、植田谦吉、矶谷廉介、山下奉文、本间雅晴、西村琢磨、河村参郎等，这些领导过辻政信的人，轻则丢官免职，重则丢命，甚至很多人被送上了绞刑架。

        辻狂妄。“皇军以一当十，皇军一个师团打苏军三个师”就是他的发明，甚至到了战后的1952年8月，在竞选日本众议员的演说中，他还狂妄地说：“我和俄国人、支那人、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印度人、澳大利亚人、爪哇人、菲律宾人、缅甸人都打过，负过七次伤，身上有二十几颗子弹和三十多处伤疤。”

        辻胆大。由他主导的“诺门坎事件”是昭和年代日本陆军三大“下克上”事件之一，仅仅排在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导演的九一八事变之后。除了天皇之外，其余所有人他都敢冒充，经常以大本营和参谋本部的名义下达各种骇人听闻的命令，拿着鸡毛当令箭，指挥这个、驱使那个是他的拿手好戏。日本陆军内部无人不知辻政信善于制造事端的特点，有人甚至说，辻政信还是一个少佐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指挥整个日本陆军了。

        1902年10月11日，辻政信出生在石川县山中町东谷奥村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在六兄妹中排行老三。由于家里人口太多，父亲辻龟吉靠着家里的六亩薄田无法养活这一大家子，就开发了一个烧炭的第二职业来增加收入，业余帮村里人张罗一些红白喜事弄点外快，就这样日子仍然过得紧紧巴巴。辻政信幼年的理想是成为一名乡村教师。由于家境极度贫寒，小学毕业后，辻政信无法继续深造，只好去报考免费的日本陆军幼年学校。1917年春天，15岁的辻政信参加了名古屋地方陆军幼年学校的入学考试，考试成绩是第五十一名，可学校只录取前五十名，辻政信就这样意外地名落孙山。落榜后灰心丧气的辻政信只好到大阪的一家航运公司当了学徒。一个月后好消息传来，他又幸运地被学校录取。原因是前面有一名考生体检不合格，这样他就自动替补了最后一个名额。不知道那个不合格的考生叫什么名字，如果他身体好一点的话，未来会有数十万人因此得以活命。

        1920年3月24日，入学时最后一名的辻政信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名古屋地方陆军幼年学校毕业，随后进入东京中央陆军幼年学校。当时在东京有个石川县同乡会，可是两年时间里同乡从来没有在聚会中看到过辻政信的身影，他在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努力学习。两年后，在全日本少年精英荟萃一堂的中央陆军幼年学校里，辻政信以首席的成绩毕业。

        之后辻政信回到家乡，加入石川县第九师团金泽步兵第七联队。辻政信是一个精力极其旺盛的家伙，他对自己的要求近乎残忍。老酒在1988年参加过短期的军训野营训练，晚上急行军要背着行李卷绕武汉的东湖跑一圈。尽管当年老酒弄虚作假，将行李里的被子换成了一个分量很轻的军大衣，但跑下来，身体几乎还是散了架。这位辻政信倒好，急行军的时候还要在行李里塞上两块砖头增加分量。在一次行军训练中，同行官兵的水都喝完了，疯狂的辻政信竟然拿出两个水壶。发现大家断水之后，他把大家叫到一起，当着大家的面把他剩下的一壶水倒掉，然后继续行军。

        半年后，辻政信到了著名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十六期学习，1924年7月18日毕业时仍然是首席，可谓是连中三元。

        1928年12月，辻政信考取日本陆军大学第四十三期，从进校那一天起，他的目标就是继地方幼年学校、中央幼年学校和陆军士官学校后再次获得“陆大首席”的桂冠，但这次却未能如愿。和他的前辈石原莞尔一样，并不是因为成绩，而是他那恃宠而骄、目中无人的性格得罪了教官。在校期间，辻政信和任课教官发生过三次激烈冲突，甚至因此上了被开除的名单。1931年11月，辻政信以第三名的成绩从陆军大学毕业。尽管也属于“军刀组”，但还是让目标“四连冠”的辻政信感到无比失落。

        和他的偶像石原莞尔不同，石原莞尔是天才，吊儿郎当，轻松取得陆大“次席”的成绩，天资并不出众的辻政信靠的是勤奋。在陆大三年的学习中，他几乎没有好好睡过一个囫囵觉，往往困了在课桌上趴一会儿就继续起来学习，他总是要求自己比别人学得更多、做得更多。

        要说第三名也不错了，但是极爱面子的辻政信却将此当作奇耻大辱，他必须找到一个理由来为自己开脱。后来有人问及此事时，他的解释是“同级生中有天皇的亲弟弟秩父宫雍仁亲王”。其实谁都知道皇族成员在陆大的学习成绩是不参加名次排列的。实际上那一届的首席和次席是天野正一和岛村矩康，最后都官至陆军少将，而辻政信终其一生，最高军衔只到大佐，倒是和河本大作有些类似。

        陆大毕业后，前途远大的辻政信出人意料地和乡下一个邮政局局长的女儿结了婚。这家伙还有家庭暴力倾向，对老婆经常是拳脚相加。他老婆也不简单，偷偷到一家柔道场去练习柔道。后来一次，辻政信动手打老婆时，他老婆突然出手，将辻政信结结实实摔了一个大背跨，从那以后，辻政信在家里就老实多了。由此看来，对付家庭暴力，“以暴制暴”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辻政信在中下级军官和士兵中享有较高的威望，他不贪财也不好色，甚至可以说很清廉。在上海、哈尔滨、武汉，辻政信都曾亲自带领宪兵去砸饮酒嫖娼的高级军官的汽车。在泰国曼谷，辻政信到任后的第一个命令就是禁止军官坐汽车兜风。因此，他给同事和下级留下的印象是“勇敢、正直、清廉”。

        毕业以后，辻政信还是回到了家乡第九师团金泽第七步兵联队，这个师团的师团长就是随后即将出场的植田谦吉。此言不全对，前文已经提到过，植田谦吉参加上海作战，还在虹桥公园被朝鲜义士尹奉吉炸成了“金鸡独立”。辻政信回到部队不到两个月就赶上了打仗，那就是1931年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这是辻政信第一次参加实战。在1932年2月20日的战斗中，当时已经是中队长的辻政信和大队长空闲升少佐亲自坐在装甲车上冲锋，不料装甲车却在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的阵地前突然熄火。大队长没有回来，左膝盖受伤的辻政信中尉却拄着军刀一步一步地瘸着回来，在这次战斗中，辻政信损失了他手下的16名士兵。

        大队长空闲升少佐并没有死，只是受重伤做了国民党军的俘虏。对于侵略者，中国军人充分展示了军人应有的风度，他们将空闲升少佐治好后，又放了回来。日军最不能容忍的就是俘虏，况且是做了他们最看不起的中国人的俘虏。后来空闲升少佐只好跑到吴淞口大哭一场，自我了断。

        淞沪抗战让辻政信见识了真正的中国军人。后来他有了一个很特别的见解，说假如大家武器一样，而单纯比较士兵优劣的话，最强的是日本兵，其次就是中国兵。

        后来，在侵略上海江湾镇韩家塘的时候，辻政信的联队长林大八大佐中弹身亡。战争结束后，负了伤的辻政信得到了他的第一枚勋章“五级金勋章”。也就从这时候起，他引起了师团长植田中将的特别注意。

        淞沪抗战结束后，第九师团返回日本国内，辻政信被植田师团长选为介绍实战情况的代表，到全国各地向国民进行励志演讲。在陆海军参战部队中，被选为演讲代表的共有12人，其中最耀眼的就是辻政信。辻政信长得还算比较帅，个头也有一米七左右，在日本人当中基本算是鸡立雀群了。要知道，山下奉文一米七四的个子已经被形容成巨无霸的“步兵炮”了。关键还在于辻政信口才极佳，是所有参加演讲的人中最能侃的。左膝盖中弹的那段经历被他演绎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辻政信说，他中弹后仍然不肯撤下阵地，只返回阵中做了简单处理，随后便奋不顾身地跛着腿继续指挥本中队进行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冲锋……

        这些编造的噱头吸引了所有人的眼球，特别是新闻记者，这些人最喜欢这类故事了。报纸在刊登相关新闻报道时，特地加上了辻政信的特写照片，称他是“军人的楷模”“阵中之花”“令阵中将士惊叹之猛将”。

        1932年9月，辻政信奉调到参谋本部总务部第一课，也就是动员编制课。在这里，他遇到了一生中的大贵人，当时还仅仅是陆军大佐的东条英机。1933年8月，参谋本部进行“苏联对新疆的渗透情况之调查”项目，辻政信在甘肃的兰州、肃州等地活动了一个多月。奇怪的是，1934年8月1日，他奉调至陆军士官学校当学员中队长。

        让辻政信到陆军士官学校当一个默默无闻的中队长，是当时属于“统制派”骨干的东条英机的一个阴谋。就是利用辻政信在战场上受过伤的光荣经历来控制士官生的思想，肃清“皇道派”。但当时“统制派”还没有取得对“皇道派”的绝对优势地位，东条英机起用辻政信的企图很快被“皇道派”领导人教育总监真崎甚三郎识破。于是，在发布辻政信调令后不久，东条也被发配到驻久留米的步兵第二十四旅团当了旅团长。

        没有了后台的支持，辻政信还是凭着自己的本事在学校闹出了名堂。他派人打入“皇道派”内部刺探消息，鼓动对方阴谋发动政变，然后自己再去告发。结果所有政变人员，包括辻政信派出的奸细都被抓起来开除学籍。辻政信为了出人头地，采用卑鄙手段捏造“政变阴谋”的企图也很快被识破。虽然东条大佐交给的任务基本完成了，但行动却属于“老头靠墙喝稀饭”——卑鄙无耻下流，辻政信为此得到了停职反省一个月的处分，1935年4月更是被发配到驻水户的步兵第二联队去了。

        跌入低谷的辻政信甚至动过离开军队的念头，但第二联队联队长横山勇大佐还是鼓励这位年轻人继续努力，安排他给联队的年轻军官上课。其间，失意的辻政信曾经去第二十四旅团找了老领导东条英机，但是东条也帮不上忙，连他自己都要到中国满洲去当更没意思的宪兵司令了。

        “二二六事件”给失意的师徒二人带来了命运的巨大转机。当时任关东军宪兵司令的东条英机一得知事件的消息，立即出动宪兵把在满洲的“皇道派”人员一网打尽，从此开始崭露头角。扫空了“皇道派”，就空出不少的工作岗位，辻政信的机会也就来了。前文提到过的，协助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发动九一八事变而走红的关东军第三课课长花谷正少佐，想起了这个几乎被人们遗忘的辻政信。就这样，在1936年4月，辻政信来到了关东军参谋部第三课。

        课长花谷正是陆军士官学校二十六期毕业，比辻政信高了整整十届。虽然在校期间的成绩和名气都远远不如辻政信，但他在九一八事变中靠来回跑腿打杂也混出了点名堂。后来甚至有人把他和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一起称为发起事变的关东军“三羽乌”。能够和那俩人并肩，的确让花谷跟吃了蜜蜂屎一样，舒坦了许久。花谷也属于给点阳光就灿烂的主儿，从此就常常以事变“核心领导人”自诩。对于新来的毛蛋孩子辻政信，花谷往往是居高临下，以一种先哲的姿态和口气教训他说：“你虽然在学校里学到了一些知识，可是也别太骄傲了。与大学知识相比，懂得实战更重要。”言外之意就是说，尽管你学习成绩好一点，比起老子你还差得远着呢。

        说到这里，花谷得意扬扬地进行了语重心长的举例说明：“比如‘满洲事变’，如果只会纸上谈兵就不可能取得成功，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今后的路还长着呢！”

        一贯喜欢较真儿的辻政信，本来对九一八事变就极有兴趣，从此开始埋头研究有关事变的档案资料，并从中发现了诸多疑点。

        辻政信带着这些疑点去问花谷。由于花谷在九一八事变中不过是个跑龙套的小角色，很多事他根本就不知道，也就无法回答辻政信提出的一系列稀奇古怪的问题，只好挠挠头皮，显得颇有点尴尬。

        辻政信马上明白了，花谷不是不回答，而是根本就不清楚。“解铃还须系铃人”，要想弄清楚那些问题，必须找那个当时已经是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如日中天的石原莞尔。

        辻政信也知道自己不算个什么，天神一般的石原会接见他？但心有不甘的辻政信还是想试试。大人物的举动总是会出人意料，石原不但屈尊接见他，还说单位乱说话不方便，特意抽出时间让辻政信到他家里详细恳谈。比起那半瓶子咣当的花谷，人家好几瓶子都满着的石原才是真正的“大师”风范哪！

        之后就是我们在许多武侠小说中经常看到的情节，一个初出茅庐的晚辈小子到武林盟主或前辈那里诚惶诚恐地去聆听教诲，然后茅塞顿开，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见面宾主寒暄落座，受宠若惊的辻政信鼓足勇气，一五一十地倒出了心中的那些疑问。面对这个比自己小13岁的后辈，石原像他的名字那样“莞尔”一笑，对辻政信提出的问题一一做了回答。石原强调：要拿下满洲不错，但关键是如何拿，只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和行动准备，才能确保一举成功，此即为“谋而不妄动，动则一击致命”。

        对于后辈的提携，石原可谓是不遗余力，毫不藏私。他又给辻政信讲述了他的“满洲国建设思想”，告诉他武力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必要的时候也要适当示好，以便更好地达到侵略和统治中国东北的目的。此即为“攻城为下，攻心为上”。

        一语惊醒梦中人。石原的点拨使得辻政信顿觉拨开乌云见青天，一下子打通了任督二脉，同时也为自己的幼稚无知感到羞愧难当，“过去的想法是多么幼稚，如果地上有洞真想钻进去”，他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先觉的导师对物体的观察方法，对中国、东亚的思维方式，使我从权益思想到道义思想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原来“见识的不同，其力量竟是如此可怕”。从此他便奉石原为自己的精神导师，对其百般推崇，并俨然以石原的传人自居。

        后来的事实说明，辻政信此举更大的目的是利用石原的名气给自己脸上贴金，并借此引起世人的关注。他从石原那里学到的仅仅是胆大包天等皮毛功夫而已，石原独有的冷静、深远的判断力他一点都没学到。相比于谋略大师石原莞尔，辻政信不过是个跳梁小丑而已。战略家的素质是天生的，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当，包括像辻政信这样的牛人。

        辻政信后来还真做了一件让人刮目相看的事。辻政信的父亲在老家帮村里人办红白喜事，辻政信也要学着过把瘾——给张作霖办丧事。1937年6月3日，他花费10万日元在满洲举办了一个盛大的葬礼，把败家儿子跑了没人管，扔在海林寺的张作霖风风光光地埋在了张家墓地。辻政信此举可谓是技惊四座，在一定程度上让关东军的形象有所改善。时任“满洲国经济大臣”的汉奸韩云阶对辻政信说：“辻君，你以十万日元就办成了花十亿日元都不一定能办成的事，真是高明啊。整个满洲三千万民众，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这次才算笑逐颜开了。即使花上几亿日元进行宣传安抚也根本不会有今天这十万日元取得的效果。”

        辻政信办了这一件事还不过瘾。几年后，1943年11月24日，他以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大将的名义，在浙江奉化溪口镇举行了一次公祭蒋介石母亲的仪式。一个月后，重庆方面报纸以“日寇祭蒋太夫人”的标题，在头版头条大篇幅报道了这一怪行。很多人认为，战后蒋介石能够瞒天过海地收留被五国联合通缉的辻政信，也正因为此。

        除了大张旗鼓地埋了老张之外，辻政信受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的委托多方奔走，于1937年9月促成了“满洲建国大学”的成立。辻政信在满洲的“剿匪”工作也差强人意，成功地招降了有5000多人的吕绍抗日武装。

        看似辻政信真的得到了石原莞尔的真传，但是七七事变立刻让辻政信现出了原形。石原是典型的“不扩大派”，大家都认为辻政信会坚定不移地支持自己的导师。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急于建功立业的辻政信却是彻底的“扩大派”，他甚至一阵风似的跑到天津、北平去煽风点火。

        辻政信的狐狸尾巴终于露了出来。他对石原的思想纯属一知半解，所谓的服膺和崇拜也完全是叶公好龙、装模作样而已。也就是说他真正从内心里羡慕和希望得到的，只是石原发动九一八事变所获得的耀眼光环而已。

        辻政信到了“北支那方面军”当了作战参谋，后来又被派往山西，在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负责联络。这个惹事精到哪里似乎都不受欢迎，他最终还是被板垣送回关东军，当了他梦寐以求的作战参谋。

        等他再次回到关东军时，才发现这里的形势有了根本的改观。此时的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是原来辻政信服役过的第九师团师团长，参谋长东条英机也是辻政信在参谋本部编制动员课时的老课长，东条英机卸任以后接任的矶谷廉介中将更是当过辻政信所在步兵第七联队联队长，副参谋长矢野音三郎少将是辻政信从陆军中央幼年学校毕业时的第七联队联队长，所有的上级全是老上司。这些人对辻政信统统是信任有加。

        作战课内部也一样，高级参谋寺田雅雄大佐和辻政信一样是从参谋本部编制课出来的，而且也是第九师团出身，只不过不是同一个联队而已。作战主任参谋是刚从参谋本部编制课来的服部卓四郎中佐。还有个岛贯武治少佐是从参谋本部作战课转过来的，也是辻政信“陆士”“陆大”的同期同学。放眼一看皆战友，辻政信在此可谓左右逢源，如鱼得水。军衔只是少佐的辻政信在所有作战参谋里排在第七位，但因为到关东军时间最早，还有参加过实战立功的辉煌经历，辻政信在作战课还是具有一定的发言权和说服力。

        在关东军参谋部，作战主任服部卓四郎中佐是个需要多说两句的人物。这个陆军大学四十二期的“军刀组”成员比辻政信高一届，算是辻政信的师兄，就是他之后与辻政信一起导演了“诺门坎事件”。服部卓四郎很会做人，几乎和所有人的关系都很好，战后还迅速与麦克阿瑟的蹩脚情报官威洛比少将打得火热，并因此逃过一劫。他今天为人熟知的最大原因是，躲过审判之后，他以亲历者的身份写了一本叫“大东亚战争全史”的书，里边不乏胡说八道之语，但这部洋洋洒洒一百五十万言的书，至今仍然是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资料之一。

        一直以来，辻政信都是从纯粹功利的角度去理解石原莞尔，他的人生理想就是要像石原那样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走红，从而成为日本的“民族英雄”。让他朝思暮想的，就是一个类似九一八事变那样的机会。

        张鼓峰地区的冲突刚刚发生不久，辻政信就兴致勃勃地跑了过去，在第十九师团一个参谋的陪同下察看了战场，并代表植田司令官慷慨表态：“喂，去把那个张鼓峰给我拿下来，关东军在必要时会支援你们的！”

        张鼓峰日军的战败，气得辻政信拍案而起。这是日本皇军的奇耻大辱，必须“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为皇军找回丢掉的面子。驻朝鲜日军不行，关东军一定可以去教训苏联人。这样的天赐良机，怎么不垂青关东军呢？

        1939年4月，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签发了一个题为“满苏国境纠纷处理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的重要文件，这是一个用以指导关东军各作战部队处理边境冲突的行动指南。在这份文件的第四条中明确写着：“各部队在执行边境侦察、巡逻任务时，为达目的可攻入苏联境内。在国境线不明确的地区，防卫司令官有权自主进行国境线的认定。不论兵力多寡，在冲突过程中必求胜利。”这就是明确地告诉驻守边境的各师团长，当你们遇到与张鼓峰类似的问题时，用不着再瞻前顾后，也用不着来回汇报，你们完全可以自行划定边境线，然后自主决定是否动用武力。

        不用说大家肯定已经猜到了，这个《纲要》的起草人就是胆大包天、唯恐天下不乱的关东军作战参谋辻政信。

        《纲要》下发到各部队，关东军上下一片欢呼雀跃。各部队长官对《纲要》的实质心领神会，这基本上就是鼓励大家在边境挑衅、大打出手并以此建功立业的命令呀。植田司令官真是太伟大了，早就憋得够呛的关东军各部队刹那间莫名地亢奋起来。

        正打盹儿呢，马上有人递上了枕头，《纲要》刚刚出台，前面就已经出事了。这次出事的地方更邪乎，很多人拿着放大镜在地图上找，都找不到那地儿在哪儿。

        这个之前几乎无人知晓的小地方叫诺门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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