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6日夜晚，带着陆军诅咒的来栖三郎特使终于安全抵达华盛顿。来栖的来到被看作美日和谈的重大转机，美国媒体甚至这样形容，“他的到来好像是一线阳光刺破乌云，照亮了太平洋的海面”。

        心力交瘁的野村的确是一个人在战斗，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来栖兄弟，两个“三郎”在一起总算有个伴儿，他们将共同完成绝望的14天外交。

        说实话，还不能不佩服重庆的蒋委员长，对于已经持续半年之久的美日和谈，他早就对其前景做出清晰的判断。他在9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惟余穷究此事所得之结论，美倭绝无妥协之可能”，“美国要求于倭者，第一退出三国同盟，第二退出越南，第三退出中国”，“倭对以上三个退出之要求，其中任何一个皆不可能允诺也”。蒋介石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故余可以断定——美倭之谈判绝无结果也。最多乃为彼此间虚与委蛇，拖延若干时日而已”。

        11月17日，来栖特使和野村大使在白宫拜会了罗斯福总统和赫尔国务卿。55岁的来栖看起来气质儒雅，有些灰白的头发整齐地梳在脑后，戴着金丝边眼镜，对任何人都面带微笑，彬彬有礼。来栖告诉罗斯福，他的到来不是为了施加压力，而是日本方面为了寻求共识所做出的更多努力。罗斯福对来栖的到来表示出似乎不减于野村的热情。大人物说话总是一语双关，他对来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友人之间不会说永别。”

        但赫尔不这样看，他第一眼看见来栖就得出此人不可靠的结论，“无论是他的外表，还是他的态度，都不能得到对方的信任和尊敬”——看来，一见钟情和一见绝情在现实中经常发生。赫尔认为来栖唯一的优点就是英语很好，“因为他娶了美籍秘书为妻”。1948年，赫尔回忆，“他没有带来什么新东西，我一开始就认为他是一个十足的骗子”。

        除了中国问题，罗斯福最关心的就是三国同盟。来栖表示，日本很难脱离这一同盟，至少不能做出公开正式的表态。不过美国和日本之间可以签订一个新和约，新和约的光辉将掩盖《三国同盟条约》，使之成为一纸空文。一把手的罗斯福注定要唱红脸，肯定不会轻易表态。一边的赫尔就要唱黑脸，当即对来栖的提议表示反对。他认为来栖的话只不过是“企图为三国条约辩解的华丽辞藻”而已。

        11月18日，赫尔、来栖和野村三人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会谈。当赫尔提出对《三国同盟条约》的疑问时，来栖反复强调天皇派他来就是为了表示和平的诚意，同时指出日本可以自主地解释《三国同盟条约》，美国只要不极端扩大自卫权，日本绝对不会做出有损美国的事情。

        赫尔表示，他不理解日本为何如此执着于履行与希特勒的协议，要知道，在遵守朋友协定方面，德国人并没有树立好榜样。赫尔在暗示，德国之前多次对日本隐瞒他们的企图。赫尔说，“只要日本还是德国的盟友，我不知道怎么能与日本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美国公众舆论也会继续反对同日本妥协”。来栖只能重申，新达成的协议将优先于《三国同盟条约》，他请求赫尔理解，“大船不能立即掉头，只能慢慢地、一点点地转动”。

        眼看双方又要陷入僵局，情急之下，野村打出了最后一张黑桃A。“能否考虑日本先从法属印度支那南部撤军，两国恢复到7月之前的状态？”对于野村的新提议，赫尔好像有点心动，情况似乎有了一丝转机。

        野村马上把这一转机电告东京。之后的两天里，情况似乎有所好转，11月19日上午，民间和平大使沃尔什神父到使馆看望来栖，他可能通过邮政部部长沃克得到了一些内幕消息。他向来栖表示祝贺，因为美国可能接受野村提出的新建议。

        但11月20日东乡的来电却充满了愤怒，他指责野村没有接到美国对《甲案》的答复，就贸然抛出《乙案》的部分内容，这是不可饶恕的错误，东乡认为野村给美国承诺的东西太多了。之前发出向美国提交《甲案》的电令时，东乡已经再三跟野村交代，没有得到美国对《甲案》的答复，不能抛出《乙案》的内容——他不知道两个方案的内容都在赫尔桌子上摆着呢。

        当天，野村和来栖根据东乡外相的训令向赫尔提交了《乙案》。赫尔早已知道该方案的内容，还从东京11月19日的电报中获悉日本政府将这个方案视为“最后方案”，电文是这样说的，“如果美国不接受这一方案，谈判就只有破裂”。

        对于日本提交的《乙案》，赫尔在心中暗暗咒骂：“这简直是一份无耻的备忘录，荒谬到没有一个美国官员会接受的程度！”从法属印度支那南方撤至北方的军队能在“一两天内”开回南方，日本提出的建议“毫无意义”。然而，为了避免日本人以此为借口退出谈判，赫尔压住心中的厌恶和不满对来栖和野村说：“美国将以同情的态度研究这份备忘录。”赫尔事后回忆起11月22日野村和来栖拜会他的情景时说：“看到这两位外交官笑容满面、态度谦恭、表面上十分亲热的样子，就觉得他们的戏演得是太好了。”老酒认为，赫尔的戏演得也不错，能把戏联袂演好的双方，必须是势均力敌的。

        11月22日，东乡在发给两位大使的电报中说：“希竭力贯彻既定方针，全力以赴实现我方所希望的解决办法。我们所以要求在25日以前解决日美关系问题，有着种种你们猜测不到的理由。但假如能够在这三四天内结束谈判，必须于29日签字（再强调一次是29日）。这个期限绝对不能再变更。过了这个期限，事态就会自行爆发。希你们了解这一点后能做出比以往更大的努力，以上情况只限于两位大使知道。”

        第三天，也就是11月24日，美国方面又破译了东京拍发给野村的一份电报，该电强调：“11月29日这一期限以东京时间为准。”看到这一消息的赫尔第一感觉就是，“这是悬挂在我们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剑，而且是附有定时装置的”。

        赫尔后来在谈到他这种感觉时说：“通过截获的电报我已获悉了日本的险恶阴谋，并且也知道野村和来栖已收到了同样内容的情报，但我很难顺着他们的意思谈下去。两人恭恭敬敬地躬身行礼后坐了下来。野村不时发出哧哧的笑声，来栖有时也笑得露出牙齿，但他们此刻心里翻来覆去所想的一定是：如果美国不答应日本的要求，那么日本在几天之内就发动新的侵略，而这迟早会给美国带来战争。”事实上，赫尔说得也不对，两个“三郎”也是冤枉的，他们并不清楚国内已经做出了限期开战的决定。为了把戏演得更真，东乡并没有把开战的真相告诉两人，其实准确的开战日期连东乡都是后来质问永野才知道的。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罗斯福却对赫尔认为没有一个官员会接受的日本《乙案》表示了兴趣。其主要原因还是马歇尔和斯塔克请求总统务必为备战争取更多的时间，哪怕是3个月，甚至1个月也好。罗斯福据此提出一个新想法，就是双方能够签订一个暂行条约。他把条约的主要内容用铅笔书写后，交给了赫尔。忠于职守的赫尔尽管心里不情愿，还是很快根据总统的意见，让国务院远东司起草了一个暂行办法草案。

        11月22日，赫尔召见了澳大利亚、英国、中国、荷兰四国驻美大使，把日本11月20日提交的《乙案》以及根据罗斯福最新意见形成的草案交给大家传阅。后一文件包括的条款概括如下。

        一、日本和美国承诺除非受到攻击，不得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对外侵略。

        二、日本立即从法属印度支那南部撤出军队，不能在该地区修建任何新的军事设施，北部的兵力也不能超过25000人。

        三、美国和日本政府撤销各自的冻结措施，美国可以向日本供应部分石油。

        四、美国调解中日会谈，建议地点在菲律宾。

        五、暂行解决办法是一种临时性措施，其有效期不超过3个月，必须经过共同协议才能延期。

        英、中、荷、澳四国大使均表示，这么大的事做不了主，必须向政府请示后才能表态。

        11月22日晚些时候，赫尔会见了野村和来栖，告诉他们，他已经同其他有关国家的政府代表讨论了日本的建议，这些大使必须得到政府的指示，因此在11月24日之前不能对日本做出明确的答复。他暗示，日本应从整个法属印度支那撤军而不仅仅是南部。这一建议激怒了来栖，他反驳说，美国只是让日本单方面做出让步，而自己一点让步都不愿意做。

        胡适立即把美国试图与日本人妥协的消息致电重庆，蒋介石当然是怒不可遏。在11月24日的日记中，蒋介石这样写道，“我接到了美国所定的对日本放松妥协的条件，痛愤之至，何美国愚懦至此”，不提名地指出所谓的“帝国资本主义”只懂得损人利己，不讲信义。蒋介石还说，过去只是认为英国人不好，不讲道义，感觉美国人还不错，但是从今天看来，就知道美国人也不怎么样，“知世界道德之堕废”，中国的抗日唯有靠自己。

        重庆政府深信日本正准备进攻昆明，蒋介石认为美国对日本的妥协将对中国的抗战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甚至会导致军心涣散。你们站着说话不腰疼，那是因为战火还没有烧到你们头上，烧到你们头上，你们试试？他对美国的提议做出了激烈的反应，认为“现在美国同日本签订的任何‘暂行解决办法’都将严重损害中国人民对美国的信任”，并强令胡适告诉赫尔：中国政府对协议草案“反应相当强烈”，认为美国“欲以中国为代价姑息日本”。就差明着说是“远东慕尼黑阴谋”了。

        11月23日，赫尔再次召见4位大使，荷兰大使亚历山大·劳登博士表示已接到了国内训令，赞同和支持美国的建议。胡适根据蒋介石的指示提出了异议，中国认为美国在牺牲中国的利益来换取对日本的妥协，反对容许日本在法属印度支那北部留驻25000名日军，这支军队很可能用来进攻昆明。赫尔对此相当恼火，他告诉胡适，马歇尔将军认为就是留驻25000人也构不成威胁，然后重申这一措施只是为了赢得时间。他责怪4位客人说，你们的国家似乎从来只关心自己有关地区的防务而不以大局为重，“我对此深感失望”。

        胡适对赫尔态度强硬，赫尔自然也不会对胡适客气：整天狮子大张嘴要东要西的，现在你还有理啦？他有点粗暴地告诉胡大使，拟议中的暂行解决办法不会使滇缅公路受到威胁。他让胡适转告中国那位陆海空三军大元帅，暂行解决办法将使整个南太平洋地区在3个月内不会受到日本的攻击。日本在这段时期内或许会得到一点点石油，但数量对于增强其战争潜力来说是无济于事的。赫尔最后威胁道，如果没有这一妥协，日本立即向南方进击，你们不要责备美国不向那一地区派遣舰队。

        赫尔也是真急了，没有意识到这些话只能吓唬英国和荷兰，因为日本进攻他们才需要海军。对于中国来说，你派不派舰队关我屁事？反正我也没海军了。日本南进打英国和荷兰那才好呢，正好减轻我抗战的压力。不过，这话只能心里想，不能嘴上明着说。

        英国对美国的做法当然也不是很赞成。11月24日，英国大使递交了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发出的备忘录。艾登认为应该要求日本从法属印度支那撤出所有的陆军和空军，并反对向日本恢复供应石油。他指出，“日本人除了军事上的需要之外，并不缺乏石油”。最后，他说英国政府对赫尔处理谈判一事完全信任，也就是说，我的意思已经说了，赫尔你自己看着办吧。

        当时蒋委员长的大舅哥也在美国。蒋介石立即命令宋子文去做美国上层的工作，宋子文马上就去找了陆军部部长史汀生、海军部部长诺克斯以及财政部部长摩根索，这三位都是美国高层中铁杆的对日强硬派。宋子文告诉三位部长，“任何容许日本军队留驻或威胁中国的暂行解决办法，必然会使中国的抗战瓦解”。诺克斯当即表示，必须全力支持中国的抗战。摩根索对宋子文说，日美之间的妥协很难达成，对付日本这样的国家，唯一的办法就是武力制裁。据副国务卿韦尔斯后来讲，宋子文还通过“一位新近在华盛顿开业做律师的前政府官员”的关系，在美国报刊和国会议员之间制造许多美国抚慰日本的舆论，大喊大叫美国准备制造“远东慕尼黑阴谋”。连美貌的蒋夫人也通过广播向美国呼吁，“我们认为美国绝不会只顾自己的利益，也绝不会像法西斯国家那样认为牺牲弱小是正当的行为”，借此唤起美国民众的责任感和正义感。这些给了赫尔不小的压力。

        眼看宋子文和胡适四处串联乱吆喝，罗斯福也觉得有点过意不去，他把宋、胡请到了白宫，亲自向二人解释。罗斯福打了一个比喻说，现在有两个强盗，一个强盗从西边来抢我的钱，另外一个强盗从东面来抢我的钱，我一个人要对付两个抢我钱的强盗，对付不了，那么只有先给其中一个强盗五块钱，让他多走几十里路，以便我腾出手来先收拾一个，然后再回头收拾第二个。这时候，罗斯福派往中国的顾问欧文也发来了电报，指出蒋介石对于美国试图与日本妥协反应强烈，“其激动之状实前所未有”，他认为美国的做法就同当初英国同意封锁滇缅公路一样。如果美国放松对日本的经济压迫，把冻结的日本的财产解冻或者继续供应石油，中国的抗日战争就面临着随时崩溃的危险。欧文指出，此时中国的军阀，如位于山西的阎锡山和云南的龙云，都在秘密跟日本人接触，万一美国此时釜底抽薪，这些人很可能倒向日本人或者汪精卫。

        就在此时，蒋介石最讨厌的那个人站出来说话了。11月25日夜间，罗斯福接到了丘吉尔的电报，丘吉尔委婉地说：“此时欧洲战场激战正酣，形势危急，中国战场千万不能垮掉。当然处理此事全在于你，而且我们的确不需要再多打一场战争。只有一点使我们不安，蒋介石怎么办呢？他不是吃不下饭吗？如果中国崩溃了，我们的共同危险将大大增加。我们确信，美国对中国事业的关心将支配你的行动。”这可能是丘吉尔一辈子对中国说过的屈指可数的好话之一。老丘当然有自己的目的，让中国不至于崩溃，死死拖住日本，就能减轻日本对远东英属殖民地的压力。

        出于中国的反对、英国的劝阻，加之本身就不太愿意对日本妥协，赫尔认为有必要放弃这一暂行解决办法。11月26日上午，赫尔向罗斯福呈交了备忘录：“鉴于中国政府的反对以及英国、荷兰、澳大利亚三国政府半心半意的支持或者实际上是反对，我十分认真地建议，让我在召见两位日本使节时交给他们一份综合的全面和平解决的基本建议，同时撤销暂行解决办法。”赫尔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罗斯福总统立刻就同意了”。

        其实罗斯福立即表示同意另有原因，丘吉尔和蒋介石还没有那么大的面子。就在当天早上，罗斯福准备吃早餐的时候，史汀生打来电话告知，日本的大队人马从中国的上海港搭乘四五十艘运兵船，朝着南方浩浩荡荡驶去。接完电话，罗斯福的饭也凉了。闻听此信的老罗气得饭都没心思吃了。史汀生在日记中写道，总统“差不多发了爆火——可以说气得跳上了天”。史汀生显然在吹牛，罗斯福坐着轮椅，是跳不起来的。

        日本向南方增兵彻底改变了整个局势，因为这是日本人毫无信用的明证。一方面为签订全面和约而谈判——从中国和法属印度支那南部撤军；另一方面却又向法属印度支那源源不断地派出大规模的远征军。

        头一天，11月25日，罗斯福在白宫召开了最高军事会议，国务卿赫尔、陆军部部长史灯生、海军部部长诺克斯、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以及海军作战部部长斯塔克等军政头面人物悉数到会。赫尔首先发言，他说：“同日本签订协定已没有任何希望，对继续举行日美会谈我已感到绝望。日本随时随地有可能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开始新的征服行动，保卫我们国家的安全问题掌握在陆海军手中。对不起，我想向军事首脑提一下，日本也许要把突然袭击的原则作为其战略的着眼点，他们有可能同时对几个地方发动进攻。”

        史汀生后来在1946年美国国会调查听证会上接受调查时说：“一个问题使我们十分为难。如果你知道你的敌人正要揍你，等待敌人跳将过来对你主动进攻那是颇不明智的。可是尽管有此种危险，我们认为为了得到美国人民的完全支持，那就需要确切地加以证明，日本人就是这样爱打人的一种人，这样谁也不会怀疑究竟谁是侵略者。我们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了可以对我国人民和全世界更清楚地解释我国立场的根据，那就是日本采取了某些突然行动，因此我们不得不投入战斗。”

        马歇尔也在同一次听证会议上对一再盘问他的参议员富格森说：“调动日本人放第一枪是从外交意义上来说的，不是真正指用枪射击，只不过是用外交手段保护美国的利益，不让日本以危险的方式做更进一步的侵入。”马歇尔多次强调：“调动日本人打第一枪只是一个比喻，这不是一个军事命令。”

        虽然罗斯福和他的专家都觉察到日本不久就要动手，但他们没有预料到日本会直接进攻美国，更想不到日本胆敢袭击珍珠港。罗斯福对霍普金斯说，他相信日本会设法尽可能推迟和美国的冲突。在美国和英国，人们都认为日本最初的进攻目标肯定是英属殖民地马来亚、中国香港或新加坡，或者是他们垂涎已久的荷属东印度，他们甚至不敢对美国的属地菲律宾动手。有些人甚至提出，如果日本人不直接进攻美国，美国怎样才能找到合适的“参战理由”——真是太小看日本人了。

        罗斯福可没有那么乐观，他预示美国人本身就可能遭遇危险，因此指出：“日本人在不宣而战这点上素来臭名昭著，以前对中国人和俄国人都是这么做的。所以美国有可能在下星期一，也就是12月1日前后遭到攻击。”他要求大家研究一下应如何应付这种情况的发生。可是，接下来美国陆海军首脑面红耳赤地争论的主要课题，却是怎样对付日本即将对东南亚发动的进攻，如果日本首先进攻马来亚或泰国，美国应当以什么方式介入战争。他们丝毫没有意识到日本人会直接拿强大的美国开刀，认为打死他们，他们也不敢。

        与日本冗长的决策程序相反，这样重要的会议，美国只开了一个半小时。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国党政要人的观点基本一致且保持了政策的连贯性，还有一个能够一锤定音、当场拍板的关键人物。

        华盛顿的眼睛就这样牢牢盯在了南方，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就在军事会议结束4个小时之后——东京时间1941年11月26日清晨6时30分，由南云忠一海军中将率领的强大机动部队已经整装从集结地单冠湾拔锚起航，目标正是太平洋上最大的军事基地珍珠港。

        当天下午，斯塔克给远在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司令金梅尔上将写了封信，信中发表了自己的高见：“我认为，日本向泰国、马来亚和滇缅三个方面采取行动的可能性最大。”与此同时，似乎是为斯塔克的观点作证，陆军部部长随后报告了日本运兵船南下的消息。这一情报加深了美国首脑关于日军主要攻击方向是东南亚地区的判断。

        第二天，马歇尔和斯塔克写给罗斯福的备忘录，仍然强调拖延时间为备战争取时间的观点，并且进一步说明：“可观的陆海军增援部队已开到菲律宾，但仍没有达到所希望具有的力量，增援过程还在继续。21000人的陆军部队预定在1941年12月8日出发，他们的目的地是菲律宾，时间越往后拖，对我们越有利。”

        野村大使早就预料到美国方面不会接受日本的《乙案》。他认为目前能从根本上改变局面的只有天皇和罗斯福总统两人，他于11月26日致电东乡外相：“我认为目前打开局面的唯一办法是，由总统就旨在维持太平洋和平的日美两国合作问题亲自致电天皇，并望天皇陛下亲自复电，由此改变一下两国间的紧张空气。”

        外交本质上是需要耐心的，东京给两位“三郎”规定的最后期限，让野村和来栖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他们只能在焦急中等待。11月26日16时45分，野村和来栖应赫尔的要求来到了国务院。赫尔一开口便对他们说：“我感到非常遗憾的是，对于日本方面于11月20日提交的《乙案》，我们经过慎重研究后，实难同意。”赫尔还耐心地对美国不能同意的原因进行了解释。

        一、让美国停止对蒋介石的援助，就等同于停止对英国的援助一样，这是坚决抵抗德国武力侵略的美国绝对不能答应的条件。只要日本仍然同希特勒结盟和坚持在东亚推行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美国就绝不会停止援助中国。

        二、日本军队从法属印度支那南部撤退到北部，这些部队可以用来“在其他地区再进行同样令人讨厌的活动”，照样可以把以美国为首的其他国家的兵力牵制在西南太平洋地区，对美国来说毫无意义。

        三、日本开出的条件丝毫不能证明其希望和平的诚意。

        四、无论是日本希望得到不管是美国还是荷属东印度的石油供给，美国都要等待英、中、荷等国对诸多问题的回复，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日本如此一味地催促美国给予答复，让美国产生了被胁迫的感觉，心里非常不爽。

        不等两人辩解，赫尔立即向两位大使面交了事先征得罗斯福总统同意的美国的正式答复。为了防止一直要求借和谈拖延时间的斯塔克和马歇尔的反对，答复的内容甚至事先瞒着这两个人。这就是著名的《赫尔备忘录》，其要点是：一、从中国和法属印度支那撤走一切军队；二、放弃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三、脱离《三国同盟条约》；四、不承认重庆以外的其他政权，包括汪精卫伪政权和伪满洲国。

        野村愣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来栖问道，这是不是就算美国对《乙案》的答复？赫尔说“是的”。他还指出日本接受以上方案后在经济上所能得到的好处，如资产解冻和重新签订贸易协定等。赫尔说，“对于日本的建议，我们目前所能做到的只能如此”。赫尔采取了一个达不到全部目的就什么也不要的态度，一下子把对手逼入死胡同。日本已经没有机会挽回面子，除了发动战争之外，别无出路。赫尔后来也承认说：“我们从未指望日本会接受这些提议。”

        来栖认为，如果美国认为日本“会向蒋介石脱帽致敬并向他道歉”，那就不可能取得什么协议，他希望对能对《赫尔备忘录》再次加以讨论。

        “我们只能做到这些，”赫尔夸张地说，“美国公众舆论是如此激烈，如果我同意把石油自由地输往日本，我会被愤怒的民众活活打死的。”

        来栖还不死心，他指出，有时候凡“具有坚强信念的政治家”都会得不到公众的同情，卓识者才有远见，但有时却又壮志未酬身先卒，人生短暂，只有尽职罢了。他告诉赫尔，这一备忘录差不多意味着事情的终结。

        赫尔没有接着来栖的话去说，他做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建议只不过是把从谈判开始以来美国一直没有明白讲出来的态度在这时更加清楚地重申而已，提出的这些条件是不能变更的。这就等于告诉两位大使，美国要求日本必须做出抉择，要么公开放弃几年来在远东作战中所获得的一切利益，要么听任在经济上慢慢被扼杀。赫尔暗示，日本的窘境是他们从1931年9月以来一直不断对外侵略的结果，只能是咎由自取。一心指望美国能接受《乙案》的野村和来栖好像一下子从炎夏掉进了冰窟，他们都知道东京会把这个建议看成是挑衅和侮辱。

        在赫尔发出照会的第二天上午，陆军部部长史汀生打电话给赫尔，他也知道赫尔好像在搞一个与日本妥协的暂行草案，史汀生问草案是否已发给日本。赫尔如释重负地告诉史汀生：“整个事情告吹了。我洗手不干了，现在要瞧你和诺克斯的了。”

        史汀生接着就给总统去了电话，询问“是不是应向驻菲律宾的美国远东陆军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中将发出最终警报，要他做好随时应战准备”。罗斯福回答说“这个意见很好”，于是史汀生就请来了诺克斯和斯塔克，一起商量给可能受到攻击的地区发去提醒电报。

        史汀生发给麦克阿瑟的战争警报写道：“对日谈判实际上似已结束，日本政府能回过头来提出继续和谈的可能性极为微弱。日方将来之行动无法预料，但敌对行动随时可能发生。如果敌对行动不可避免，美国希望让日本首先公开采取行动，但不应把这项政策理解为要你限于采取会危及你们防御的行动方针。”

        发给夏威夷军区陆军司令沃尔特·肖特将军的电报内容类似，但提出“不要惊动民众，亦不可暴露意图”，这也就是后来珍珠港的陆军大局讥讽为“叫你干又不准你干”的电报。肖特中将错误地将电报理解为要“提防破坏活动”，为了能够确认自己的理解是否正确，还专门发了电报给华盛顿，遗憾的是没有人给他回话，也可能就没有人仔细看——事实上，肖特的理解是错误的。

        斯塔克上将同时向位于菲律宾的托马斯·哈特上将和夏威夷的赫斯本德·金梅尔上将发出了内容相同的电报：“本电应看成是战争警报。为谋求太平洋局势的稳定而与日本进行之谈判已停止，数日内日本可望采取侵略行动，日军数量、装备及日本海军特遣部队之组成表明，或者是对菲律宾，或对泰国，对克拉半岛，也可能对婆罗洲实行两栖进攻。务请做好适当防卫部署。”其中没有提到珍珠港。

        赫尔的答复传到东京的时间是11月27日上午。电报立即送进皇宫，那里正在召开联络会议。电报送到时刚好休会，大家都在吃午饭。东条首相阴着脸朗读了电报的全部内容。周围一片死一般的沉寂，良久，不知谁说了一句：“这是一份最后通牒！”

        现场是愤怒、惊诧、激动交织在一起的紧张气氛。连对成功抱一线希望的东乡外相都惊得目瞪口呆。后来他回忆说，他的第一感觉是“天旋地转”，他嘴里喃喃地说了些什么，周围谁都没听清，他被赫尔的照会“完全梗住了喉咙”。他看见那几位陆军将领在一边幸灾乐祸，好像在说，不是早跟你说过谈判没希望吗？看看结果如何？东乡的心情变得更加沉重。

        赫尔向野村递交备忘录时还告诉他“这并不是要求立即撤军”，但东乡外相已经没有余力利用赫尔的这种态度来重整旗鼓了。11月28日和29日，东乡连续给野村发去电令，认为《赫尔备忘录》“根本无视东亚的现实，极大地损害了日本的威信”，训令野村口头要求美方“自我反省”。其间东乡曾试图通过格鲁大使和英国驻日大使为和谈做出努力，皆无结果，在有限的时间里，东乡也算是尽力了。

        对岛田海相来说，这也是一个“晴天霹雳”。后来他回忆，赫尔的答复是“断然的、不容更改的”，连日本已做了重大让步这个事实都不愿意承认，我们视其为一份最后通牒。军令部作战部部长宇垣缠少将后来也说：“我们的要求美国一个都没有接受，整个备忘录充斥着美国自私的要求以及中国和英国一厢情愿的条件。到了这个地步，还有什么继续和谈下去的必要？除了进攻之外，别无选择。”

        即使一直反战的贺屋藏相也认为“赫尔的要求简直是荒谬绝伦”。赫尔所要的是从中国和法属印度支那全部撤军，这怎么可能？美国简直就是恶霸，打着中立的旗帜分别帮助蒋介石、斯大林和丘吉尔进行战争，让日本民不聊生，现在又要把我们往死路上逼，是可忍，孰不可忍！

        后来在东京审判时，东乡这样说：“我们当时感到，美国对达成一项协议以和平解决争端显然不抱任何希望，也毫无诚意。因为我们明白，美国人当然更明白，《赫尔备忘录》是要求日本完全屈从于美国的主张来作为和平的代价。美国不仅要日本放弃多年来不惜牺牲而换来的一切利益，还要我们放弃作为远东一个强国所拥有的国际地位。在我们看来，放弃这些东西等于使国家自取灭亡。对付这种挑战和保卫我们自己的唯一办法，只有战争。”

        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察官凯南在审讯东条时，问他对《赫尔备忘录》是不是很熟悉，东条愤然回答道，“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它”。

        连最老牌的和平主义者，80岁的牧野伸显都对《赫尔备忘录》报以一声叹息：“这写得实在太过分！”尽管如此，他还是通过女婿吉田茂给东乡打气，要求他继续为和平做出努力，“倘若我们与美国开战，而我们自明治维新以来所取得的所有成就都将毁于一旦，你作为外务大臣，同样脱不了干系”。

        吉田茂给东乡的建议是辞职以拖延开战的时间。但东乡显然已彻底泄气了，他认为自己是受到误解的英雄，美国欺人太甚，现在已经没什么可做的了。

        没有人回想到19世纪末那耻辱的“三国干涉还辽”，也没有人有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山本权兵卫那样的智慧和魄力：当时他们知道对俄、德、法三国获胜机会渺茫，就主动屈服，避免了战争。

        相比于东京的义愤填膺，华盛顿显现的却是另一番祥和。11月28日，罗斯福和赫尔在白宫接待了来访的野村和来栖。尽管已经知道日本将于不久开始对美国的攻击，他们还是热情地对两位大使的来访表示欢迎。两位“三郎”落座后，罗斯福特意给他们发了雪茄，并拿起火柴为二人点烟。因为在上海受伤使左眼失明，野村试图去寻找火光，罗斯福微笑着将火柴伸向野村健康眼睛的一侧，帮他点燃了雪茄——这是一个多么温馨的场面，连老酒都差点被感动了。在座的4个人都知道，很快两国就会兵戎相见，但谁也不知道是仅仅就在10天之后。为了将假戏唱得更真一点，东京根本没有将开战的日期告知两位大使。

        现场气氛十分友好，他们开始聊天，聊到了罗斯福总统的度假，甚至聊到了野村和罗斯福之间长达30年的友谊。谈到会谈结果，野村对美国的提议表示遗憾，罗斯福对野村所做出的努力表示感谢，还开玩笑说日本对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进驻，就像让美国洗了个冷水澡，看现在日本的态度，美国担心会再洗一次冷水澡。到底是大人物，罗斯福竟然一语成谶，10天后，他的数千名官兵将在一次突如其来的“冷热水混合澡”中烧死、冻死。

        野村试探美国有没有对《赫尔备忘录》进行修改的可能，赫尔当即表示没有任何余地。这位被后来史学家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务卿的戏，已接近最后一幕。罗斯福当选第四任总统后，赫尔卸任，之后为联合国的创建立下不朽功勋，被誉为“联合国之父”，还由此实至名归地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11月28日，《纽约时报》的头版赫然写道：“美国与日本解决分歧的所有热情在昨天已经消耗殆尽。”

        《赫尔备忘录》推动犹豫不决的日本领导人彻底走上了战争的不归路，他们心中剩下的只有愤怒，但是靠愤怒是不可能打赢战争的。美国打得起一场漫长的战争，即使还要同时在欧洲对付德国。丘吉尔对日本最后结局的预测是，“他们将被彻底碾成齑粉”。

        在东京，日本陆军对《赫尔备忘录》恨之入骨，认为这是美国对日本的宣战书。日本海军看到《赫尔备忘录》也议论纷纷：“这无疑就是最后通牒，罗斯福果真下决心了。陆军方面是绝不会罢休的。”《赫尔备忘录》似乎给参谋本部吃了一颗“定心丸”，陆军一直担心如果美国接受《乙案》，就会打乱在12月初发动进攻的作战部署，这下子，一切难题都解决了。

        在日本国内，开战的呼声响彻云霄。日本媒体告诉民众，我们善良的外交官带着十二万分诚意去向美国求和，却被那个残废的罗斯福巧妙地戏弄了8个月，简直是岂有此理！在一次临时议会上，议员岛田俊雄在演讲台上振臂高呼：“国民认为现在政府遇到什么问题就只会停步不前，希望政府能够在民众的呼吁下马上下定决心大踏步前进。我们不知道政府为国家和国民做了些什么，打算做些什么，准备做些什么，政府到底在怕什么。我们希望政府放弃所有的幻想，贯彻战争目的，停止去做那些无谓的事情。政府应该站起来，和我们一起，给美国人动动手术！”台下马上响起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参谋本部这天的《机密战争日志》如此写道：“《赫尔备忘录》应该说是天助于我。从此帝国易于下定开战决心。欣喜！欣喜！”

        1941年11月27日14时，日本自卢沟桥事变之后的第七十七次大本营和政府联络会议在皇宫召开，会议重点对《赫尔备忘录》进行了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如果日本接受美国的所有条件，不仅国家会颜面扫地，还要放弃日本自1931年之后经过“不懈努力”取得的来之不易的成果，连自身生存都会受到威胁，这无异于国家的失败。海军和陆军都认为备忘录是个“天赐的恩惠，确定了战争的命运，是一个痛快的结果”。之前一直反战的东乡和贺屋好像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会议毫无争议地形成如下结论。

        一、《赫尔备忘录》显然是美国对日本发出的最后通牒。

        二、我国完全不能接受所谓的《赫尔备忘录》。

        三、可以断定美国已经下定决心对日本开战。

        11月28日，外务省拍给野村和来栖的电报说，《赫尔备忘录》对日本是一个蛮不讲理的建议，日本政府绝不能以此作为继续谈判的基础。我方对此建议的答复将在两三天内送到你处，日美谈判可能因此而事实上中断。希望不要给美国方面已经准备停止谈判的印象，只对他们说“我们正在等待训令”。我们认为，日本政府的主张始终是正当合理的，日本已经为太平洋的和平做出了重大牺牲。

        同一天的华盛顿也在召开军事会议，再度研究在即将到来的危机中应采取什么样的政治策略和军事行动。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如果容许日本远征军到达法属印度支那南端一带，预示着战争随时可能爆发，美国必须对此做出迅速反应。

        一贯主张对日本强硬的鹰派大腕史汀生建议，为争取战争主动权抢先发起进攻，进攻的利器就是位于菲律宾北部克拉克机场那35架B-17远程战略轰炸机——这些宝贝玩意儿最后都成为日本人的盘中美餐。但罗斯福不同意史汀生的意见，他之前已经向美国人民保证过，除非美国先受到攻击，否则不会发生战争。即使日本进攻英国或者荷兰的属地，国会能够同意宣战，美国也不会举国投入战争。罗斯福认为最好由日本人首先采取公开行动。此时的美国就像一个深夜里站在路灯下惶恐不安的路人，明明知道附近黑暗处藏有随时出击的暴徒，却只能等对方出手后才能给予还击。

        会议刚刚结束不久，美国就截获了上边提到的那份东京外务省发给野村和来栖两位大使的电文。赫尔认为这意味着日本开始行动的日期已近在眼前，他迅速将截获的密电抄报罗斯福总统。当晚，罗斯福拍电报给丘吉尔说：“我们必须面对日本即将发动战争而且是在不久的将来这一事实。”丘吉尔闻讯，义愤填膺却心中窃喜，恨不能那“将来”就是第二天早上。

        对于未来战争的前景，裕仁依然是忧心忡忡。11月29日中午，他邀请几位前首相，也就是之前提到的所谓“重臣”，同进午餐，共商国是。这次会议近卫文麿也积极参加了。现在全部重担都落到了东条身上，近卫显得很潇洒、很超脱，脸色也比以前好了很多，估计痔疮也不疼了。之前内大臣木户曾提议这个会议在御前召开，遭到了东条首相的反对。东条认为重臣并不肩负责任，让不担负责任的人来参加审议决定这种重大问题是不适宜的。最后才决定采取这种饭后谈话的非正式形式。这些前领导人内心不一定赞成开战，这可能是东条不赞成会议在御前召开的原因。其实东条多虑了，这些老家伙大多数不愿意直抒己见，自认为没有力量来改变政府和大本营的既定政策。

        “我们正在经历最艰难的时刻，是吗？”天皇客气地引导大家说话。

        虽然以前都曾经一言九鼎，可现在毕竟都属于已经下台的离退休干部，能在天皇面前发发言还是很有面子的，于是这些人开始争先恐后发表“高见”。

        若礼次郎：“就我国国民的精神力量来说，对战争是无须担心的。不过在物资方面到底能不能长期坚持下去则必须予以慎重研究，如果单凭政府所做的说明，是很难令人放心的。”

        平沼骐一郎：“我同意若的意见。”

        若礼次郎问东乡外相：“是不是说再也没有谈判的余地啦？”

        东乡显得有点有气无力：“再谈已没有任何用处。”

        东条插话：“外交已无希望，此后外交只能用于‘使作战更有利’。”

        若礼次郎：“是否放弃谈判后就要立即进行战争？”

        东条：“直到今日，我们一直尽力求得外交解决，我们是极其谨慎的。但今天我们动员军力已问心无愧，这是一个尊严而正义的行动。”

        冈田启介：“欧洲战局的情况如何？”

        东条：“我们与德、意紧密提携，同他们订有条约，日本将西进与希特勒的军队会师，我们必须击溃英国，印度只是途中的一个目标。”

        冈田：“把原料运送回国将是很困难的。我连做梦也不敢想3年以后的事。你对原料将如何处理？”

        东条：“资源问题尽管危险，但我们能解决的，相信我们好了，我们有能力占领东南亚地区并取得足够的石油。”

        冈田：“兵工厂你尽可以建，原料你哪里去找？”

        东条：“我们将采取轻重缓急的原则。”

        米内光政：“因为没有详细的资料，我提不出什么具体意见。这里请容许我用一句俗语来表达我的希望，不要贪小失大，愿陛下三思。可不能为了避免越来越穷，反而一下子变得一无所有。”

        近卫文麿：“根据政府的说明，似乎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日美继续进行外交谈判已无任何希望。不过我认为，不能因为初次的外交谈判破裂就立即诉诸战争，这究竟有无必要，须特别慎重考虑。我觉得在目前的情况下，即以卧薪尝胆的情况发展下去，是否还能找出一条打开局面的途径？关于这一点，我想随后再听听政府当局的见解。”

        广田弘毅：“根据政府所做的说明，我感到日本目前正面临着外交方面的严重危机。但我认为外交谈判方面的危机一般都要经历两三次反复才能彼此了解对方的真实意图，不能因为遇到一次危机就立即诉诸战争，那样未免操之过急。”

        林铣十郎：“我认为政府和大本营是经过充分合作、慎重研究后才决心开战的，所以我对此是有把握的，请相信政府。”

        阿部信行：“我同意林的意见，我们要相信和支持政府。”

        从林和阿部的发言就可以看出，在文官、陆军、海军出身的这些要员中，出身陆军的虽然大部分是光头，头发并不长，却见识最短。也可能现在是陆军出身的东条当政，阿部和林出于维护陆军的尊严才如此说。

        最后若再次起立，作了结论性的发言：“我认为如果为了日本自存自卫而不得不开战的话，那么即使预见会战败，甚至会使帝国化为一片焦土，也要义无反顾地开战。但倘若仅仅为了追求理想，诸如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确保东亚的稳定势力等而推行国策，从而进行战争的话，那是万分危险的，所以望陛下慎重考虑。”

        总而言之，这些担任过首相职务的重臣大部分认为，单凭《赫尔备忘录》就立即诉诸战争未免操之过急。尽管如此，东条首相没有丝毫动摇。一直一言不发，埋头做记录的木户内大臣意识到，“局面已不可收拾”，战争不可避免，天皇的影响已经不起作用，日本的兴废存亡全由神来决定了。

        这一天，参谋本部的《机密战争日志》如此写道：“回顾国家兴亡之历史，兴国者均为少壮青年，而亡国者则皆为老人。重臣那种希望天下太平无事的心理也许是出于无奈。然而，皇国之命运绝不能托付于若、平沼等老朽者之流身上。吾人只有子孙后代永不停息地战斗下去。”——此时，老酒忽然想起了移山的愚公。

        在午餐会之后，16时，政府与大本营联络会议随即召开，这是卢沟桥事变之后的第七十四次联络会议。会议上，陆海军均宣布战争已进入最后准备阶段，大家一致同意向“好朋友”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先打招呼，告诉他们日美谈判肯定破裂，战争危险迫在眉睫。到了这时候，作为外相的东乡甚至还不知道战争将在何时打响，他颇为愤懑地质问永野：“还有争取外交谈判的时间吗？”

        “还有一些时间。”永野回答。

        “到底军方准备在哪一天开战？除非我们知道最后的日期，否则外交工作无法进行。”东乡问。藏相贺屋也提出必须知道开战的具体日期，因为一旦战争爆发，股票市场行情必然狂跌，只有预先知道确切的时间才能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崩盘。不仅仅这两位不知道，内阁中除了陆海军大臣之外，谁都不知道准确的开战时间，更别说在华盛顿的野村和来栖了。从中也可以看出日本政府对于未来的事情基本上已经无能为力。

        永野不情愿地压低嗓门告诉东乡和贺屋：“是12月8日。你最好还是采取有助于我们在战争中获胜的外交行动。”

        “我明白，”东乡说，“能不能通知我们在外的代表，我们已经下定决心？通知驻华盛顿的武官没有？”

        “我们还未通知海军武官。”永野回答。

        “不能总让我们的外交官什么都不知道吧？”东乡似乎有点愤愤不平。

        “我们准备突然袭击。”永野无可奈何地说，接着就讥讽东乡，“外相为什么不能拿出投入外交的这股劲头来帮助我们去打赢战争呢？”

        军令部次长伊藤整一中将在一边解释道，海军的意图是要让谈判拖延至敌对行动开始之前，以确保最初的进攻完全是突然袭击。

        东乡竭力克制自己的情绪，冷静地告诉海军的两位大佬，除非日本把它的意图用应有的方式做出通知，否则日本将彻底失去国际信义。他认为海军的计划“是完全不能允许的，因为它与国际惯例相冲突”，要日本“采取不负责任、有损国家荣誉与威望的行动，是不可想象的”。

        11月30日上午，军令部参谋高松宫海军大佐进入皇宫拜见哥哥，他们之间有着4岁的差距。36岁的高松宫告诉裕仁：“海军经受不起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很多人认为如果可能的话，还是尽量避免与英、美作战。”裕仁告诉弟弟，他也十分害怕日本最终战败。高松宫说正因为此，哥哥才更应该采取行动。压力巨大的裕仁说，“作为一个立宪君主，我无法反对政府和最高统帅部已经通过的决定”。高松宫说：“陛下是否把海军相关领导人再叫来问问？”裕仁听从了弟弟的建议。

        15时，天皇首先传唤了东条英机。天皇问道：“听说海军其实想避免战争，是这样吗？”

        东条首相思索良久后，回答道：“臣以为现在除了和美国作战之外，已别无选择，海军和陆军统帅部的意见也完全一致。不过本次战争，海军是主角，如果海军没有信心的话，那才是真正的大祸临头。建议陛下召见海军大臣和军令部总长，确认他们的真实想法。”

        16时45分，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海军大臣岛田繁太郎奉诏入宫。此时此刻被天皇召见，两人当然知道裕仁要问些什么。

        海军两首长再次向天皇汇报了必须选择在12月初开战的理由。一是如果推迟到1942年，国内石油的储存量在某段时间就有变成零的危险。二是随着时间的拖延，日美之间的军备力量对比，特别是舰艇和空军力量的差距将会急剧增大。三是美、英在菲律宾、马来亚等地的战备正在迅速增强，而且美、英、荷、中的共同防御关系也在日益紧密，尽早开战较为有利。四是考虑到北方苏联的威胁，为了避免南北两线同时作战，最好在不适于北方作战的冬季结束进攻南方作战。五是为了袭击珍珠港，1月之后，日本舰队在北太平洋的远距离航行将十分困难。六是南洋的风浪情况，1月和2月两个月不利于登陆作战。

        天皇：“箭一旦离弦，将发展成长期持久的战争，能按预定计划进行吗？”

        岛田：“人力、物力都已做好了充分准备，只等陛下一声令下了，现在开始战斗，比任何时间都有利。”

        永野：“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大将有相当的信心，完全做好了开战准备。官兵士气高昂，特别是参加进攻珍珠港的机动部队。对于战争来说，谁先开炮谁主动，谁就能把握自己的命运。我们在对手挑战后还不还击，最终必然逃不过不战而降的命运。”

        岛田：“我们应该抓住开战的主导权，从初战开始就狠狠地教训美国人。”

        天皇：“如果德国不帮助我们怎么办？”

        岛田：“我们自己能行，我们根本没指望德国能够给予帮助。”

        永野：“不战必定亡国，战也许仍避免不了亡国。但是不战而亡，是丧失国魂的亡国，只有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才有可能死中求活。胜也好，败也罢，只要保留护国的日本精神，我们的子孙就可能再起，三起！”

        天皇：“为什么要选在12月8日？”

        永野：“12月8日是星期一，我们认为星期天已经疯狂娱乐一天的美国官兵都筋疲力尽，这时候发起进攻最好，所以才做了这个决定。”

        永野显然是脑子瞬间短路了。对珍珠港的袭击选择在这一天，不是因为这一天是周一，而是因为是周日。永野忘记日本东京的12月8日是夏威夷的12月7日，闹出一个大笑话。后来，这段话不知如何就传了出来，永野除了“打瞌睡将军”之外，又得了个“筋疲力尽大将”的雅号。

        就在这样忐忑不安的气氛中，1941年12月1日14时05分，决定开战的战前最后一次御前会议在皇宫千种厅召开。整个会场充满了紧张、决绝和压抑的气氛。东条首相表情严肃地宣布：日本不能屈服于美国提出的撤出中国和废除三国条约的要求，否则将危及日本本身的生存。“为了保存帝国，事态已发展到必须向美国、英国和荷兰开战的地步。”

        永野总长立即起立，慷慨激昂地宣称，陆海两军官兵万众一心，都“热切希望以死报效天皇，尽忠报国”。

        坐在御座上的天皇毫无表情，一言不发，只是偶尔点一下头，表示情绪还不错。杉山总长为此感到“诚惶诚恐，为天皇陛下的优雅而深深感动”。

        反对战争的声音已经听不到了，赫尔的声明反而统一了大家的思想。连枢密院议长原嘉道也认为不应该再向美国做出让步。“美国的态度唯我独尊，顽固无礼。”之后他说：“看来战争已无法避免，而且我们在初期也能确保胜利。但如果陷入持久战，国内将无法承受。因此一定要避免陷入持久战，希望诸位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解决问题。”这也正是山本大将在战争早期就急于寻找美军决战，妄图一役决胜的根本原因——与富人相比，穷人可真是耗不起呀！

        原嘉道还象征性地询问了与泰国的谈判以及东京的防空情况，被军方稀里糊涂地以已经有了防空洞搪塞过去。原嘉道也挺牛，已经预示到几年后的东京将在美国的狂轰滥炸之下化为一片废墟。

        东条总结了大家的意见：“大日本帝国正处于光荣和败亡的十字路口。天皇陛下亲临会议，我们既惶恐又感激。如陛下决心开战，我们定将竭尽全力以报皇恩。政府与军方将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举国一体，确信必胜，不遗余力，实现国家目标，以慰圣虑。”

        会议决议再次体现了“越是重要的，越是简单的”这一道理，写出来仅仅是一句话：“基于11月5日《帝国国策实施要领》，我们与美国的谈判并未取得结果，大日本帝国决定对美国、英国和荷兰开战。”

        天皇面无表情地离开了会议厅。后来他对木户说，赫尔的要求太侮辱人，他也已经无话可说，只能答应选择战争。裕仁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开战文书上盖上了御玺。

        11月29日，东京外务省致电日本驻伦敦、中国香港、新加坡、马尼拉等地的领使馆，训令“停止使用密码机并将其销毁”。

        11月30日，东乡指示驻德大使大岛浩通知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英美两国正在进行军事调动，日本必须对此采取必要对策，“日本与英国、美国之间存在着极其严重的危机，战争可能通过某些武装冲突而突然爆发，而且爆发时间可能会比任何人的料想来得更快”。他指示大岛，如果里宾特洛甫提到让日本北上进攻苏联，应该回答“暂时还是不对它发动进攻为好”。他要求大岛必须向希特勒表明，日本与美国的谈判破裂，就是为了信守对德国和意大利的承诺。在东京，东乡也向德国大使奥特表达了类似的意思，询问如果事态发展到最坏的程度，德国是否会援助日本，奥特毫不迟疑地回答说，我们将尽一切可能帮助你们。

        由于前方战事紧张，希特勒到苏德前线去了，里宾特洛甫告诉大岛，要等元首在12月4日回来后再做决定。大岛对东京决定开战的事情一无所知，他认为战争不一定会很快爆发。墨索里尼倒是于12月3日对日本做出保证，意利决定进行干涉以反对美国，但保留同希特勒进一步商量的权利。

        12月5日，里宾特洛甫告诉大岛，德国已正式接受了日本的要求，如果日美之间发生战争的话，德意两国也将参战，并将使用所有可以调动的兵力来作战。如果德国、意大利与美国之间爆发战争，日本也要同样参战，三国未经一致同意，不得单独媾和。万一日本与英国发生战争，也同样适用。

        就像德国进攻苏联之前，日本一无所知一样，对于日本将要采取的军事行动，德国也是毫无察觉。在此过程中，日本一直未向德国和意大利透露攻击的准确时间，这显然是对德国进攻苏联之前不告诉日本的一种报复。你不告诉我，我同样也不告诉你！这就是所谓的轴心国联盟。

        12月2日晚，《日本时报》头版的大幅标题是“日本将重新做出努力以求得美国谅解”。

        14时，杉山参谋总长给南方军司令官寺内寿一陆军大将发了一封内容为“日出定为山形”的电报。“日出”是“开始作战日”，“山形”是“8日”的代号。两天后，以马来亚和新加坡为攻击目标，准备在泰国和马来亚登陆的一支由20艘运输舰组成的大型运输船队，在一支舰队的护航下，从海南岛风光秀丽的三亚港拔锚起航。

        17时，永野军令部总长致电联合舰队司令部：“大海令第十二号拆封。”内容为：之前未定之X日确定为8日。

        17时30分，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在旗舰“长门”号战列舰上向南云机动部队发出了密电“攀登新高峰”——开战日定在12月8日，按原定计划对珍珠港实施奇袭！

        这一天，南云忠一海军中将率领的庞大机动舰队即将跨越180°的国际日期变更线。

        珍珠港已经越来越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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