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琳死后的七十一年，公元289年（西晋太康十年），陆机、陆云兄弟，以及顾荣等南方文人中的佼佼者，来到洛阳，又一次落入前辈陈琳的尴尬处境之中。

        很难说是当时的北方文坛多么瞧不起，看不上他们。要知道，凡老字号，那种老大自居，老气横秋，倚老卖老，老子天下第一，是胎里带的老毛病，很讨厌也很招恨的。当两弟兄奔走于在朝的文人、在野的名流之间时，所遭遇到的这些老爷漫不经心的漠视，所经受的这些要人不当回事的怠慢，常常弄得灰头土脸，意兴全消，很不惬意，很不开心，差点要打道回府的。鲁迅说：“我想，那大原因，是在历来的侵入者多从北方来，先征服中国之北部，又携了北人南征，所以南人在北人的眼里，也是被征服者。”

        王夫之认为：“三代以上，华、夷之分在燕山，三代以后在大河。”“大河以北，人狎于羯胡。”“其士大夫气涌胆张，恫喝以凌衣冠之雅士。”这也是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北人挟势自大，而凌驾南人之上的写照。

        尽管吴国归晋已十数年，洛阳上下，仍以战败国视江东人士。大多数北人，对南人是不拿正眼瞧的，蔑称南人为“貉子”，南人反击，径呼北人为“伧”，亦不肯相让。当时，在首善之区，甚至吴地的口音，也招到北人的奚落，“桓玄问羊孚，‘何以共重吴声？’羊曰：‘当以其妖而浮。’”这种排斥成为时尚的大环境下，南人的屈辱感，可想而知。

        在《晋书·周处传》里，有这样一段小插曲。“吴平，王浑登建业宫酾酒，既酣，谓吴人曰：‘诸君亡国之余，得无戚乎？’处对曰：‘汉末分崩，三国鼎立，魏灭于前，吴亡于后，亡国之戚，岂惟一人！’浑有惭色。”一介武夫的周处，除过三害的周处，吞不下这口气，跳出来反驳，弄得对方哑口无言。陆机是文人，有肩膀，无担承，很敏感，没勇气，心有不平，反抗不敢，只好忍受着这种压抑的气氛，心情郁悒地等待转机。

        幸好，著《博物志》的大师，官做到司空的大佬张华，倒没有北人对南人的偏见。“性好人物，诱进不倦”，将他“荐之诸公”；还说：“人之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特别器重陆机。然而，按这位老前辈的建议，去拜访刘道真，求其善谈之道，人家硬是不张嘴，陆机兄弟碰了软钉子，不免沮丧。中国人之一窝蜂，很具裹协力，一时风气所至，连有头脑的人也会随风起舞。回想“文革”期间，那些唱语录歌，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万寿无疆永远健康者，难道只有革命小将身体力行着吗？你、我、他，五十岁以上者，谁不曾抽过这种政治羊痫风呢？

        “陆士衡初入洛，咨张公所宜诣，刘道真是其一。陆既往，刘尚在哀制中。性嗜酒，礼毕，初无他言，唯问：‘东吴有长柄壶卢，卿得种来不？’陆殊失望，乃悔往。”看望你，是尊重你，报之以尊重，斯为待客之道。半天不言语，直喝闷酒，一开口，问人家有没有带着长把葫芦的种子，这算什么屁话？太小看人了吧？而在造访王济时，那就更为扫兴了。这位富贵公子与他老子王浑一样，都属于混账官僚之列。“（王）武子前置数斛羊酪，指以示陆曰：‘卿江东何以敌此？’陆云：‘有千里莼羹，但未下盐豉耳！’”这一回，陆机不讲客气了，对这位言语轻薄，话不投机的主人说，我们江南的溧阳县，有个千里湖，那里出产的莼菜，烧出汤来，不加作料，比这又腥又膻的羊酪，不知味美多少倍！

        莼羹味美汤清，羊酪醇浓如玉，其实不过是南北两地的特色食品而已，但对栖身于北方的南人来说，莼羹，则是思念家乡的精神寄托。“张季膺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俄而齐王败，时人皆谓为见机。”也许张翰真是因为觉悟，而跳出名利场，一走了之；也许以此为借口，逃出是非之地，不过滑头而已。陆机的“千里莼羹，未下盐豉”，遂成千古佳话。其实，杭州的“西湖莼菜”，滑滑的，淡淡的，也就不过如此。可在晋时，小题大做到如此性命交关的地步，可以想见当时的南北鸿沟，在人们心中造成的距离，是多么疏远了。大概也就只有我们中国，才会出现这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吧。

        很快，弟兄俩在洛阳站住脚。到底是世家子弟，其祖陆逊，其父陆抗的名声，对重门阀，讲族谱的北方势利眼来说，还是不能不买账的。渐渐地，人们不但接受二陆，还赏誉之曰：“陆士衡、士龙，鸿鹄之裴回，悬鼓之待槌。”大佬张华的哄抬物价，那就更为邪乎：“平吴之利，在获二俊。”这番鼓吹，使陆机获得了太子洗马、祭酒等官职，虽为品秩不高的属吏，但能接触高层，出入宫廷，那风光也非人及。而且，在文学圈，也比半个多世纪前来到北方的陈琳，幸运得多。在“鲁公二十四友”的文人俱乐部里，虽然，渤海石崇、欧阳建，荥阳潘岳，兰陵缪征，京兆杜斌、挚虞，琅琊诸葛诠，弘农王粹，襄城杜育，南阳邹建，齐国左思，清河崔基，沛国刘瑰，汝南和郁、周恢，安平牵秀，颍川陈珍，太原郭彰，高阳许猛，彭城刘讷，中山刘舆、刘琨，无一不是北方人，但这位南人首屈一指的文学地位，始终无人与之挑战，也与早年间受挤兑的陈琳大不相同。

        《晋书》称陆机“身长七尺，其声如钟，少有异才，文章冠世”。这种风流才子型的，知名度又非常高的大户人家的公子哥儿，我想他一定很自负，很自傲，因为他具有名气、才分、金钱、权势四大绝对优势，这可是绝对要令人对其侧目之、仰视之，而且，绝对要令他不由自主地既骄且娇，不可一世。

        我遍数当代作家，简直找不到一个如此全面兼备，要什么有什么的人物，虽然文人如过江之鲫，但细细端详，不是有才无名，就是有名无才；不是有钱有势而无才无名，就是有名有才而无钱无势。当然，勉勉强强，降低条件，也不是不能挑出几个，可不是地瓜，就是土豆，不是獐头鼠目，就是歪鼻斜眼，真有一蟹不如一蟹之憾，让人扫兴得很。所以，闭目一想，我们这位才子，拥抱大海，徜徉自然，秋日遨游，滨海望远，望着那海天一色，碧空万里的景色，听着那声声鹤唳，阵阵雁鸣的天籁，赏心悦目，胸怀宽阔，该是多么从容，多么自在啊！

        但是中国文人血液中的权力基因，到了一定温度，一定气候，一定条件，一定环境，便开始发酵，开始膨胀，开始不安分，开始不那么规矩道理起来，走上了追求权力，玩弄权力，为权力送命的不归路。

        据《晋书·陆机传》：“葛洪著书，称：‘机文犹玄圃之积玉，无非夜光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焉。其弘丽妍赡，英锐漂逸，亦一代之绝乎！’其为人所推服如此。”以这样的评价，他完全可以领风骚于一时，集雅韵于一身，为文坛之泰斗，作文章之大家，但他却一门心思混迹官场，投机政治，染指权力，趋显附贵。《晋书》说他“好游权门，与贾谧亲善，以进趣获讥”。所以，陆机之败，不是败在文学上的北人对手，而是败在政治上的北人对手。

        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些野心勃勃的文人，光有饭碗，不行，还要饭桌。只有饭桌，也不行，还要七碟八碗。有七碟八碗，而且还要尊他在主座上，才行。陆机，就是这样不满足于只做文学的老大，还想在政治上得到更多的人。可他不知道，一个脑袋容易发热，感情容易冲动，欲望容易膨胀，思想容易过激的文人，在权力斗争的漩涡里，在官场厮杀的绞肉机里，你这个南人，无党羽，无朋友，单枪匹马，人地两疏，岂敢跟那些北方的老油子政客们过招。不过，他也并非善类，上蹿下跳，挺能折腾，白道黑道，相当擅长，里挑外撅，不择手段，叛变出卖，家常便饭。《晋书》称他“豫诛贾谧功，赐爵关中侯”，这就是说他先“与贾谧亲善”，后又将这第一个老板出卖。接着，赵王“伦将篡位，以（机）为中书郎”，这说明他又依附第二个老板，并沆瀣一气。再接着，齐王冏诛赵王伦，陆机也便被捕。齐王冏认为“（陆）机职在中书，九锡文及禅诏疑机与焉，遂收机付廷尉。”谁知陆机是命不该绝呢，还是他别有路数。“赖成都王颖、吴王晏并救理之，得减死徙边，遇赦而止。”于是，你不能不服气陆机的投机巴结，钻营上层，左右逢源，上下其手的活动能量。这样，成都王司马颖成为他第三个老板。

        还记得建安时期的陈琳，跟他一样，也是接连换过三个老板的，人家的日子是越换越好。而陆机到北方以后，每换一次老板，都是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冒险行动，谁都为他捏一把冷汗。所以，也在洛阳混事的他的同乡，“顾荣、戴若思等咸劝机还吴。”他不干，他就不相信一个南人在北方干不出名堂来。他看准成都王那窝囊废，必是真命天子，决心赌一把，“遂委身矣”。结果，到底把自己的小命玩掉了。

        陆机尤其想不到的，“金谷二十四友”中的弘农王粹、安平牵秀，两位不入流的文人，竟成了要他性命的侪辈。公元303年（西晋太安初年）当陆机被成都王授以统帅，率兵二十万与长沙王司马乂战。一个名叫孟超的部下，公然叫嚣，当着他面吼：你一个貉奴，凭什么资格当大都督？在场的王粹和牵秀，原来对他多么低声下气的三流作家，现在竟一脸阴险，幸灾乐祸，冷笑热哈哈地看他怎么收拾。这个十分可恶的场面，难道他还预感不到凶多吉少的前景吗？果然，由于指挥不当，由于战斗失利，实际上由于众将消极怠工，招致全军覆灭。别人又给司马颖进谗言，说他要反。这还得了，十万火急地下令牵秀，就地将陆机正法。别看牵秀在文学上是低能儿（这等人在文坛甚多见），可借助非文学的手段来收拾同行，却是高才生（这等人在文坛更多见）。当他处决这个貉奴时，还歹毒地给他安排下一副笔墨纸砚，陆老师，你才华横溢，不想即席赋诗，再抒发一下吗？至此，陆机才真正后悔自己的北上之行，要是留在江东，该有多好？他最后说的一句话：“华亭鹤唳，复可闻乎？”除了遗憾之外，这种南北之间的心理距离，也真是让他死不瞑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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