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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骆宾王(婺州义乌人),公元684年,徐敬业起兵讨武则天,军中书檄,皆出其手。兵败被杀,一说逃亡后落发为僧。据说武则天看到他的《讨武曌檄》后,还发出过“宰相安得失此人”的遗憾,这与陈琳被曹操捉到后的遭遇,颇为类似。而南人处在众多北人之中的孤独感,与王勃(绛州)、杨炯(华阴)、卢照邻(范阳),同为“初唐四杰”的骆宾王,与孔融(曲阜)、王粲(邹平)、刘桢(宁阳)、徐干(潍坊)、阮瑀(开封)、应瑒(汝南),同为“建安七子”的陈琳,基本上也差不太多。虽然,“四杰”也好,“七子”也好,都是文学史的一厢情愿,并不意味当时他们之间,有过什么同声共气的交流,有过什么互相切磋的交往。但可想而知,地域的隔膜,籍贯的歧见,对身在这种纷扰之中的当事人,体会自是格外深刻的。

        汉灵帝在位期间,陈琳就从南方来到北方打拼了。他的第一位老板,为大将军何进。对他颇为信任,参与机要,总理府事,秩一千石,职位不低。那时曹操尚未发迹,先在洛阳为北部尉,后调顿丘为令,都是级别较低的地方官。他到大将军府来办事,碰上主簿陈琳,恐怕是得要打立正的。当时,小人暴贵的何进,加上草包一个的袁绍,两人密谋,打算引西凉军阀董卓来首都尽诛宦官。陈琳戒劝:二位,此事千万行不得!谁知这二位加上更为草包的袁术,只当耳旁风。结果,事未成,谋先泄,何进被杀,袁绍逃回冀州。陈琳见事不好,也至该地避难。那时无稿费这一说,总得有人给碗饭吃,遂入袁绍幕,为长吏,“使典文章”。最后,十八路诸侯厮杀下来,只剩下袁、曹两大军事集团,针锋相对。遂爆发官渡之战,曹操以少胜多,袁绍败如山倒,陈琳也成了曹军的俘虏。

        公元202年(东汉建安七年),袁、曹官渡大战结束后,陈琳就换了老板。

        喜欢听捧场的话,顺耳的话,这是文人的通病。张纮“叹美”两句,陈琳便情不自禁了。从这封回张纮的信,看到陈琳的活思想。“所谓小巫见大巫,神气尽矣”,不过虚晃一招,“此间率少于文章,易为雄伯”,才是他的真实。这位自视甚高的南人,认为北人写不出像样的文字,他才得以“雄伯”。“伯”者何?“霸”也。敢称自己为“霸”,他的得意,他的拿大,他的傲慢,他的藐视,也就不言而喻了。

        所以,南人陈琳读到的也是南人张纮的《柟榴枕赋》,马上示人,加以炫耀,而张纮读到陈琳的《武库赋》和《应机论》,叫好不迭,予以张扬。这种文字上的拥抱,除去同乡同里的亲昵,张为扬州人,陈为射阳人,同属广陵郡外,更多是属于当时南人不敌北人的强势,对地域歧视的一种对抗罢了。我估计,邺下文人集团这种南北隔阂,难以谐调的风气,让五官中郎将曹丕,文坛的二把手,也不由得唉声叹气:“以此相服,亦良难矣!”

        :“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南人学问清通简要。”“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顾炎武则认为南北方的学者,各有其病,北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为“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梁启超的看法则是:“北尊实诂,南尚空谈。”“南人明敏多条理,故向著作方面发展;北人朴悫坚卓,故向力行方面发展。”而清人皮锡瑞则认为在文化上南胜于北,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尤可异者,隋平陈而南并于北,而经学乃北反并于南,元平宋则南并于北,经学亦北反并于南。论兵力之强,北常胜南,论学力之盛,南乃胜北。隋、元前后遥遥一辙,是岂优胜劣败之理然欤?抑报复循环之道如是欤?”

        尽管如此,这个来自江东广陵郡的陈琳,还是不习惯,不喜欢北方,尤其看不大上北方的同行。

        要知道,在自以为上国大邦的北方文人来看,陈琳这个南人,挤进这支队伍中来,终究属于异数,不免有点排斥心理。倘不是货真价实,真正够水平,真正有才华,曹氏兄弟不会这样抬举,他俩的老子也不会如此高看的。由此来看,古人大概不太会玩心眼,真的就是真的,假的也不好意思说成真的。陈琳能在文化底蕴深厚、历史传统悠久的北方文坛站稳脚跟,到底是靠自己的作品说话。非会吹、会唬、会骗、会买空卖空的当代文人,凭一张嘴混迹江湖,还能神气活现。最滑稽的,现在所谓的那些名家、名作,到底有多少读者在读?到底有多少群众在关心?应该承认,与陈琳那个时代最大的不同,当下文坛,基本上是一个自拉自唱,自娱自乐的俱乐部。

        由此推断,曹丕总结出来“文人相轻”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恐怕也是对眼面前这些谁也不尿谁的文人,有感而发吧?

        “建安七子”与稍后一点的“竹林七贤”的不同,至少从《水经注》的“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从的“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来看,们可以想象阮籍(陈留)、嵇康(谯郡)、山涛(怀庆)、王戎(临沂)、刘伶(沛县)、阮咸(陈留)、向秀(怀庆)这七位酒友,断不了竹林小聚,来一次PIIC,少不了当垆豪饮,开一回PARtY,是一个在精神上相容相通,在思想上同声共气的组合体。而所谓的“建安七子”,与所谓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作家群体,不过是文学史的一种说法而已。陈琳和那几位名流,既没同一张桌子上吃饭、打麻将,也没同一条板凳上开会、听报告;甚至不来往,不见面,或许还不相识,也有可能。因为,陈琳是南人,其他几位均为北人,存有南北之界隔,就不如都为北人的“竹林七贤”那样融洽相得了。

        中国人好拉郎配,从司马迁作,将韩非与老子同传,生拉硬拽,为始作俑者,贻笑后人。但这种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懒汉做法,人多效之,诸如“建安七子”,诸如“三曹”,甚至如今热衷说道的什么“陕军东征”“湘军北上”等等,都是治史者和评论家的权宜捏合。实际上,这些文人并不愿意与参差不齐的同行,同坐一条板凳上,排排坐吃果果。我们从陈琳给他同乡张纮的信,看出他的内心世界,压根儿没把那几位北方文人放在眼里。此信见于《三国志·吴志·张纮传》的裴松之注引《吴书》:“(张)纮见柟榴枕,爱其文,为作赋。陈琳在北见之,以示人曰:‘此吾乡里张子纲所作也。’后纮见陈琳作《武库赋》《应机论》,与琳书深叹美之。琳答曰:‘自仆在河北,与天下隔,此间率少于文章,易为雄伯,故使仆受此过差之谭,非其实也。今景兴在此,足下与子布在彼,所谓小巫见大巫,神气尽矣。’”

        所以,文坛成为十分热闹的所在,文人成为相当活跃的行当,只是小圈子的现象。有人在街头的报摊做过调查,因为那里摆放着一些文学杂志,话题就从这里谈起,“你买过这类刊物吗?”摇头。“你读过,或者翻过这类刊物吗?”还是摇头。所以,这个坛,这些人,一是作家本人造势,为了热闹而热闹,一是评论家的友情出演,为了活跃而活跃。这其中,难免会有猫腻,会有假象,会有花头精,会有障眼术。所以,列位看官,当下的排行榜,当下的发行量,当下的点击率,当下的好评如潮,齐声喝彩,那都是鬼画符,基本上是信不得的。

        关于南北的文化比较,一直是学人关注的话题。

        袁绍讨曹时,让陈琳写过一篇檄文。吃人饭,给人干,端谁碗,归谁管,这就是文人无可奈何的命。但陈琳确实是文章高手,这篇《移豫州檄》与唐代骆宾王的《讨武曌檄》,堪称中国大字报的老祖宗。

        直到公元204年(东汉建安九年)曹操攻克邺城,这个在政治上,在文学上,两手都硬的强者,为了营造出来“主流在我,四方归心”的格局,以他两个才分很高,文章极佳的儿子曹丕和曹植为辅佐,再加上陈琳与孔融、王粲、蔡琰之流唱和助兴,形成一个“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的邺下文人集团,迎来了建安文学的高潮。这就是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所说的“自献帝播迁,文学转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的大环境,以及才俊齐集都下,斯文鼎盛;冠盖雅爱辞章,翰墨飞扬的繁荣景象了。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新时期文学的应运而生,基本相似。

        “文人相轻”,成为痼疾,由来已久。从陈琳与张纮信,“此间率少于文章”的“此间”看,这两个字的含义,所流露出来的地理位置的疏隔,已非这一个文人与另一个文人的相轻,而是这一群文人与另一群文人的相轻。本是一个文人的小我情绪,发展到一群文人的集体心态,遂造成中国文人地图上的南北分野。这种群体性的分庭抗礼,互不相能,大概从《楚辞》起,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文人集团,和以长江流域为中心的文人集团,便开始出现。嗣后,由于地域区隔,疆界划分,战乱阻隔,外族割裂,两大流域的文人之间,或有形的龃龉,或无形的抵触,或明显的较量,或潜在的角力,便成为中国文学的特殊现象。

        陈琳有资格、有本钱不把北方同行放在眼中,因为即使按曹丕“七子”的排位,他的名次只是在孔融之后;按曹植“六子”的排位,他的名次也不过在王粲之后。因此,此公之高自标置,佼佼铮铮,是毫无疑问的。

        鲁迅在的一文中说过,“北人的卑视南人,已经是一个传统。”何况《移豫州檄》,这篇特别政治化了的作品,其政治意义必大于审美价值,其文学生命力必因其政治工具性而大大降低,这是千古不灭的文学定律呀。因此,当面不说,背后乱说,会上不说,会下乱说,并非今日文坛的众生相,古人也难能免俗。弄得南人的陈琳,在这伙北方同行中间,不那么自在,不那么心情舒畅的,从而有一点负气,有一点不买账,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纬度,是我们所居住的地球进行区域划分的种概念,说它存在,就存在,说它不存在,也就不存在。因为,终久是一个人们并不太介意的,只是在地球仪上的与赤道平行的几道横线而已。然而,纬度,对于文学,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南人的这种文化优越感,更是长期处于政治、军事弱势状态下的自我调适。

        说来有点扫兴,中国文人,不论过去,也不论后来,不论巨匠,也不论末流,总得有人管饭才是。文章写得好坏,是无所谓的,老板好坏,却是十分关紧的事。陈琳比较走运,当初袁绍待他不薄,视为多年知友,随后曹操待他更厚,居然没有要他脑袋。因有不杀之恩,故而到曹营后,忠心耿耿,为新老板服务,直到218年(建安二十二年),许都的一场瘟疫,要了他的命为止。

        我不了解汉代的邮政驿传系统如何运作,但张纮在建安七年前寄出来的这封信,居然在建安九年后送到收信人陈琳手中,让我惊叹古人的认真负责精神。一封信路上走了三年,效率是低了一点,可此信经过的苏、皖、鲁、冀,正是曹操、袁绍、吕布、袁术、刘关张打得难解难分之际。所以,陈琳看到信中,张纮盛赞他的《武库赋》和《应机论》二文,不觉莞尔。那还是他几年前在袁绍幕下为长吏时,小试牛刀之作,想不到传到南方,得到老友兼老乡,兼领袖江东文坛的张纮肯定,自然心旷神怡,喜上眉梢。遂回复了一封信,顺便将当时许都的文学圈子,臭了一顿。

        我总觉得,那几位北方大爷,会承认自己是二流作家、三流作家似的软鸡蛋吗?会对这位写过讨曹檄文名重一时的陈琳,中国大字报的鼻祖,多么高看,多么抬爱吗?怕也未必见得。

        陈琳将曹操骂得狗血喷头,不在话下,还将他祖宗三代批得体无完肤,一无是处。这种捅马蜂窝的行径,自然难逃秋后算账。何况第一,曹操绝对是一个宁我负人,而人不我负的小人;第二,曹操绝对是一个杀人不眨眼,斩草必除根的屠夫。现在成为曹操的阶下囚,大家也认为陈琳前脚跨进阴曹地府,生命开始倒计时了。曹操亲自审问他,你骂我可以,干吗拐带上我的先人?陈琳倒也坦白,文人算什么,不过工具罢了,如同一支箭,扳弓弦的手,才是老板。“矢在弦上,不得不发耳”。曹操一听笑了,竟然无罪释放。死里逃生的陈琳,摸摸脑袋还在脖子上,不禁想,也许打了胜仗,主公心情不错;也许当年他到大将军府办事,对他挺客气;其实,关键在于曹操也是文人,而且是个识货的文人。他不相信评论家的狗屁吹捧,报刊上的红包文章,而相信自己的判断。觉得这是支好箭,就把陈琳留在相府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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