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5日下午两点，中国作协党组重新讨论处理“丁、陈反党小集团”问题的扩大会议，在休会四十多天之后复会。从6月的那三次会顺序排下来，这是第四次党组扩大会，但是会议内容却有了180度的大转弯，由纠正“丁、陈反党集团”的错案，变为批判丁、陈右派反党集团。

        有人这样形容：从1955年作协党组扩大会到1957年6月6日的党组扩大会，是180度的转弯；从1957年6月6日党组扩大会到7月25日的党组扩大会，又是180度的转弯，两个180度，恰好是360度，转了一圈，又回到1955年党组扩大会的初始点。

        会议地点改在文联大楼礼堂。徐光耀说：王府大街64号的文联大楼，很有资格成为一个纪念馆，它在反右派运动中是个风暴中心，文艺界大部分从那儿进出过的人，终其一生都很难把它忘怀。

        全部会议结束之后，中国作协党组在1957年9月出了一本批判发言集，白色封面上的题目是《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批判——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的部分发言》。以下本文所引，大部分使用的都是这本发言集中的材料。

        邵荃麟主持会议并首先讲话。他开门见山，一下子就点明了“要害”说：右派进攻的办法就是“要翻案”！根据老同志的记录本，邵荃麟说：主要问题还在党内的右派，右派的进攻很恶毒，主要一条是要打倒领导，打倒作协、中宣部的领导，办法是要翻案。如浦熙修交代，他们的计划是要攻《文艺报》、《人民文学》两个堡垒，要公开丁、陈问题。浦熙修亲自出马，到我家，也到其他同志家，要求公开此事，要求参加党组扩大会，企图以此攻领导。奇怪的是，党员同意了她，响应他们，配合他们，我们会上的事，他们很快就知道了。并不是不能对外讲，只是未逢其时。现在规定纪律：禁止泄密！开会是为了辩明是非，加强团结。中央再三说，有大是大非，有小是小非，首先是大是大非，然后是小是小非，你有九十九条小是，一条大非，便全非了。为了保证把会开好，现在宣布：1、宣传部指定周扬同志代表宣传部参加这个会；2、丁玲要求公布刘白羽、阮章竞给中宣部写的报告，宣传部不同意，他们报告的内容与党组写给中央的报告基本相同；3、丁、陈的两个历史材料，陈的是报告，不是结论，丁的历史结论，中央组织部退回，要求重新审查。

        周扬接着讲话，口气比6月份强硬得多，讲了两个小时。依《发言集》的稿子，他说：前年作家协会批判丁玲、陈企霞同志的会是在我直接主持之下召开的，会议的结果向中央作了报告，并向全国的主要文艺干部作了传达。中宣部为了妥当地处理丁陈反党小集团问题，又成立了以张际春为首的专案小组，作了很多材料查对工作。整风中很多同志对这个问题提出意见，于是丁陈问题不单成了作协整风的中心问题，也成了中宣部整风的中心问题之一了。上次我说明我是以当事人的身份来参加会议的，现在我是以两种身份参加，一、前年会议的直接主持者，二、代表中宣部。希望不因此影响同志们的发言，不要因为反右派斗争和我代表中宣部便不大胆地讲。上次萧三同志说怕给部长们提意见，这不是一个老党员应说的话，后来他说是开玩笑，这个玩笑开得也不好。上次会开了三次开不下去了，有人将了军，提出质问。好像前年的会有阴谋，要追究责任。因此我不能不讲话了。

        周扬讲了三点：一、前年对丁陈的斗争，包括党组扩大会，给中央的报告和向全国传达，我认为基本上都是正确的。前三次会议上，肯定前年会议的同志没有发言，发言的同志大体上都是否定的，有的说斗争完全错了，有的说基本错了，有的说要追究责任，仿佛背后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二、前年的斗争会有错误的地方，应由我负主要负责。丁陈反党小集团这个结论是否下得重了一点，同志们还可以讨论，但我想至少丁玲和陈企霞的关系是反党情绪的宗派结合。三、从几个重要历史关键来看丁玲的错误。

        《发言集》中的稿子，是经过了本人修改整理过的。老同志的记录稿与此有所不同：

        周扬发言：一、对前年会的估计。前年的党组扩大会，给中央的报告，传达会，三个环节是否错了？有人要追查，仿佛里面有不可告人的事，说是违法乱纪，违反党章，我看，基本上是对的。肃反和思想斗争混在一起，是一个经验。斗争会、给中央的报告，都是合法的。如果是捏造，党还看不出来么？能允许么？同志们对党、对中宣部有不信任的情绪，好像党搞阴谋。有人提出，中宣部办公会议是否代表中央？这一态度不能接受，这是挑战，是无理的要求，是对党的不信任。还有人说前年的会是欺上瞒下、违法乱纪、违反党章。究竟自己看过党章没有？这些意见不能接受。前年的会有偏差，但基本方向正确。为什么？因为它反对危害党的统一、团结的行为，是严肃的思想斗争、政治斗争，是必要的、合法的。斗争尚未结束，仍在进行。1、斗争的确有缺点、错误，要认真检查，伤害了一些同志的情感，要承认，要弥补；但是更要看到主要的一面，文艺界不经过斗争不能团结。2、还有一部分人，和错误思想有共鸣。文艺界右倾思想有滋长，是极严重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个人放在党的上面。丁和陈，是反党情绪的宗派结合。丁玲不是普通党员，一度掌握大权，但一贯骄傲自满。丁对前年的会，开始态度是好的，说党挽救了她，当然是被迫讲的。只有经过斗争，才能按党的原则把文艺队伍团结起来。发动这个斗争，是邵荃麟、刘白羽的功劳。

        二、斗争的优缺点。斗争的缺点和错误，我负主要责任，如全错，我负全责。把有些同志搞错了，搞重了，缺乏治病救人。丁和陈是反党情绪的宗派结合，不是工作关系。《文艺报》是独立王国，丁起了支持作用，没有丁，陈搞不起来。当时认为是小集团，后来有反复，现在仍未做结论。反正他们搞了一些人，不听党的招呼，只听个人的。对李又然的隔离很草率，李的思想是有害的、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但对他隔离是错误的，这一点我应该道歉。对陈企霞的隔离也错了，凡是搞错的，都诚恳纠错。对丁玲，没有在会上提出历史问题，也是对她的保护。给中央的报告，基本情况是对的，某些事有出入，有夸大，判断不当。文讲所不是独立王国，也有成绩，也和丁、陈有关，但不能因此便说没有错误。过去我和丁玲不融洽，这和作风上的毛病也有关。我和丁玲在上海时是一般同志关系，到延安，关系不好，一个在鲁艺、一个在文抗，或者双方都有宗派情绪，责任谁重，可以研究。解放后，丁玲有进步，顾大局，接近人，对丁玲的工作（文学方面的）我未管，我搞文化部，宣传部分工是乔木。丁玲的缺点错误当时我也看到，如她为文讲所的事很激动，后来感到她的态度不对。二次文代会，有些意见争论，我不愿展开，怕伤害团结，这是对党不负责。刘白羽批评我，我记得很深。那时只求团结，不讲批评。反胡风斗争，有人提材料，我感到丁玲对我不是同志式的态度。斗争会后，没有继续做团结、善后工作。丁玲对我的情绪也有抵触。斗争中揭发的材料，要冷静分析、全面判断，如对文讲所，否则很容易犯错误。我对同志关系，政治上要求不严，对自己也不严。我对党是忠实的。主席也批评我不尖锐，在原则问题上不尖锐，实际是政治上的软弱。我的教训，一个是尖锐，一个是实事求是，对人平日的关怀没有，帮助没有。丁玲平日对人关怀，但在政治上腐蚀了别人。但我没有小圈子，就是没有。

        三、关于丁玲的错误。丁、陈的错误，主要在对党的关系上，丁玲对党不忠诚，或不够忠诚。为了帮助丁玲，我讲点材料，她在三个时期没有很好经受考验：在南京，在延安，在北京。在南京，这是最严重的考验，丁没有经得起，最后屈服了，跟叛徒一起，而且给敌人写了东西，这不是变节是什么？冯达不只是叛徒，而且是特务。徐恩曾是第一流大特务。为什么敌人那么好，她离开南京很自由，敌特不追究。（给敌人写条子的事）到了延安以后隐瞒七年之久（1936——1943年），延安审干时才讲了，这是对党忠实吗？丁对党大不忠。1942年边区革命处于困难时，王实味的文章是丁、陈登出的。丁还写了，跟萧军搞得那么好，不能解释。丁玲什么时候检讨过？特务机关登，当做材料，这能说“忠诚的问题解决了”么？全国解放后，丁玲到北京，身负重责，得奖，但骄傲自满，凌驾于党之上，培养个人势力。文艺整风动员会上丁的讲话，当时感到气焰不对头。《文艺报》办起来，是丁玲的功劳，反《武训传》，她是积极的。丁玲说“《文艺报》是我们几个人办的……”这种气氛就是个人中心。批评丁玲之前康生问我：为什么丁玲的杂文老是“我”字？就是个人突出。丁玲在精神上支持陈企霞，表面要陈检讨，内心的声音是另一套：《文艺报》倒霉，整了陈也整了我，就是有不满情绪。陈的反复，原因就在丁的支持。从整风到检查《文艺报》，有一股味道，就是碰不得，作协领导不能碰，中宣部也不能碰。“一本书主义”是有的，不在于讲过话，而在于思想。说自己是“靠苏联吃饭”，对吗？国际主义是这样么？这不是“一本书主义”是什么？说“周立波是朝里有人好作官”，我什么地方特殊照顾了周立波、赵树理？自以为是大作家，有本钱。根本问题就是个人主义。丁玲在这三个阶段都没有经受住考验，对党不忠。

        四、团结问题。要团结不能没有斗争，不能一团和气，不能温情，不能无是非。什么良心、公正，是资产阶级的滥调。先搞大是非，后搞小是非。

        张光年发言，讲到6月份的前三次党组扩大会议说：丁、陈没有自我检讨，反倒追查，把前年的会描写为一塌糊涂。前年反胡风，是有反党暗流，自由主义严重得很，匿名信是向党挑战。前年的会是党内的批评、斗争会，批判了反党暗流、宗派活动。后来调查的结果，很多材料确有其事。丁玲长期的反党情绪，一有机会便流露。为什么对自己的错误采取不老实的态度？再不要不老实了。

        田间发言：我同意周扬的发言。文艺界不团结，丁玲、陈企霞、李又然这些人要负责。很早以前丁玲对我说过，周扬不好团结，不止一次。批判胡风开始，她的态度也不好，写文章也无力。辩正材料中，对历史，对胡风问题，推得干干净净。我认为丁与胡的关系暧昧，应该检查。历史上，丁是经过胡风从上海出来的，应该说清楚。检查《文艺报》丁玲不满意，在我和康濯面前说过，是对党不满。文讲所停办的事，她纠缠了很长时间，也是不满。谁同党接近些，她就认为不好。

        会场的情绪激奋慷慨，甚于六月。丁玲事前没有思想准备，对于会议的转向和气氛，十分震惊。李之琏描述说：一些人愤怒高呼“打倒反党分子丁玲”，并要她到台前作交代，丁玲站在讲台前，面对人们的提问、追究、指责和口号，无以答对。她低着头，欲哭无泪，要讲难言，后来索性将头伏在讲桌上，呜咽起来。会场上一阵混乱。会议主持人看到这种僵持局面，让丁玲退下。

        当晚，郭小川坐在灯下，高兴地写下自己的感觉：“会议开得不坏，令人兴奋。”

        但是，也有许多人有不同看法，其中包括中宣部的一些干部。黎之说，“苏一萍多次向我提到6月6日会议周扬等人的态度。有一次他还拿着笔记本给我看，他一再说：‘周扬同志说过反党小集团不能成立。’”“朱寨也觉得批判过火。在我们一起去参加会时，他对他的一位延安同学在会上慷慨激昂地批判发言颇有微词。”苏一萍和朱寨当时都在中宣部文艺处工作。黎之说，至今也弄不清为什么那样严厉地批判“一本书主义”，难道这就叫反党？秦川也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周扬的发言，那真是上纲上线，咄咄逼人！

        7月26日，中国作协机关组织听周总理7月14日对文艺界人士的讲话录音，党组扩大会停开一天。27日上午八时半，会议继续举行。

        杨犁首先发言，检讨自己说：整风以来犯了大错误，在党组扩大会上的发言，和右派分子一个调子，没有党员气味。1954年检查《文艺报》时，《文艺报》部分人有抗拒情绪，对“独立王国”的说法很反感。作协党组给中央的报告，部分失实与“捏造”是有原则的区别。周扬对丁玲的批评很切实，反党思想、宗派主义。前年的批判很有必要，但不彻底。

        周立波发言：同意周扬的讲话。丁陈问题，没有过火的地方，材料不能全推翻。支部会上丁玲说，周扬统治几十年，这是右派立场。

        张松如发言：同意周扬的讲话，有说服力，受启发。自己思想上有温情主义，有右倾因素，前年的会是思想斗争，又是政治斗争，是大是大非问题，是对的。丁玲在三个时期都有不同程度的严重错误，应该正视，检查，改正。对于前年会的开法、报告、传达，我还是有些意见，现在不谈。前年的会议有些消极影响，应该消除。

        钟惦棐发言：没有丁玲的支持、挂帅，陈企霞的大旗树不起来，这是大家都清楚的。

        最后康濯做了长篇发言：前三次会，有些意见是好的，更多是不能同意的，我在会上的发言，几句话很不好，第三次会上那次发言，立场动摇。那时正是党开始反击右派的时候。我愿意在同志们帮助下改正。前年的会我有缺点、错误，谈不上委屈，我是领导人之一、党组成员、当事人。正因为犯过错误，所以这一次力求站稳立场，实事求是。

        康濯谈到他对前年党组扩大会的看法：是党内思想斗争会，后来包含政治性质，是必要的，成绩是主要的，做法上有偏差，是次要问题。那次会是党组领导，阮章竞是以总支书记身份参加，与肃反五人小组无关。1、当时研究问题，是周扬、刘白羽、林默涵、阮章竞参与研究，肃反五人小组未参加，我和严文井未参加。2、做法，只揭露思想，批判，并未在会上追查历史问题。3、大多数发言都是思想斗争，不接触政治。后期接触政治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发生了问题，提出来完全必要。丁、陈在党内团结上有错误。反胡风斗争暴露了我们不团结，胡风就看出了，胡风反革命面目暴露后，发现敌人消息灵通，我们内部有自由主义，当然不是丁玲直接供给，但丁玲的自由主义有作用，自由主义是反动分子的好朋友。丁玲是主要负责干部。那次党组扩大会以后，自由主义确实减少了，作协工作有发展。前年会的错误、缺点是：1、当时追查匿名信是必要的，追查中有粗暴的地方，产生过火的作法。2、整个斗争，实事求是精神不够，没有允许反面意见讲话，没有做全面调查。3、未作结论前，就在全国传达，有消极的后果。消极的方面是：丁陈的错误未很好解决，党内整个团结也没有根本解决，近一年来又出现了新的分歧和问题，原因在于某些同志没有从前年的会接受教训，形势变化就迷失方向，如戈扬同志，忘了前年会议的教训。只怪自己党性太弱，经不起风吹雨打。

        康濯说，当年我的情况是，看到党内团结有问题，为此感到焦虑。1954年七届四中全会文件学习，团结问题未揭开。检查《文艺报》时，感到丁玲对周扬态度不对，有宗派情绪。此前我也有过感觉，很苦恼，对丁玲谈过，丁玲说，这些都谈过，解决不了。1953年以后我很少去丁玲那里，她说为何不来，怕人说小圈子？向组织提供材料，进行批评，完全对，如有捏造，党审查处分我。我提的材料前年会上都讲了，个别材料丁玲不承认，或看法不一，但我认为全部属实。是否由于我提材料而挑起的斗争？完全错误，那是我靠近党、对党忠诚的表现，只恨提得晚了。我提的是党内团结的问题，但内容有偏差，当初以为把问题提出来，大家开展批评，就可以解决问题，没有想到开那样的会。开始感到那样的会气氛不好，火力集中对丁、陈，后来想通了，因为，1、看到丁、陈问题的严重；2、揭露了许多材料，让我吃惊，丁玲的问题超过我原来的认识；3、开始了解了丁玲的历史问题。会后我的情绪不稳定，产生错误和缺点。我的发言是有影响的，戈扬发言提出反党暗流，我同意了，但发展了，说暗流有好多细流，汇集到丁玲。

        康濯谈到他对丁、陈的看法：丁是有错误，严重的自由主义，对党的团结有很不好的影响，在我们面前谈周扬，往往不是从党的立场，而是以资产阶级的冷眼旁观，以欣赏、嘲笑的态度。也谈过周的生活，但很少。以她的地位，有意见为何不当面谈？谈了，解决了，为什么还要谈？还要散布？丁玲那份检讨比较接近实际，不深刻，但她发言又否定了。犯错误的原因是，丁玲在顺利环境中，滋长了自满，对党的信任泰然自若，经不起批评。丁玲傲得很，提意见很难提。1953年丁玲给文讲所学员写信，提出修改，她没写信之前，我不敢提，我庸俗，考虑上下级关系。

        康濯发言之后，中国作协党组成员、《文艺学习》主编韦君宜不顾会场上的强大压力，大声批评康濯反复无常。不少人都以钦佩的语调回忆说，在中国作协整风和反右斗争中，韦君宜是个仗义执言、勇于坚持真理的人，她的正直率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后来她又力保受到批判的《文艺学习》副主编黄秋耘，为此险些被划为右派，多亏蒋南翔、胡乔木、彭真等“一二九”老战友出面保护，才得以过关，但还是免不了挨批斗。

        按照中国作协党组的安排，会议第一阶段的目标是拿下丁玲、陈企霞，为此，刘白羽从7月22日起就频繁往返于京津之间，力克知情人柳溪，他连25日的大会都没有参加。

        7月26日晚上，邵荃麟告诉林默涵和郭小川：中央书记处批评文艺界“搞得太慢”。

        这个批评分量不轻。中宣部的“宝”押在中国作协身上，押在丁、陈身上，他们要尽快拿下这个大案报功。当天夜里，刘白羽从天津得胜而归，第二天中午他向党组汇报：柳溪终于在25日早晨交代了陈企霞的问题，其中也涉及到丁玲，都是一些杀伤力很强的“重型炸弹”。这个消息令人兴奋，党组决定，把会议规模进一步扩大，让柳溪在会上当众揭发。

        7月28日是星期日，晚八时，周扬又找作协党组领导开会，一直开到深夜11点半。他们对柳溪的揭发虽然很感兴趣，但柳溪毕竟是有问题的人，不宜在会上作长篇发言，经过研究，决定改由天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文联党组书记方纪作重点发言，由他来公布柳溪揭发的材料。

        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反右派斗争是对于每个党员的重大考验》，提出党内也有右派分子，极少数党员“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当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的时候，他们成了可耻的内应”，“他们在整风运动中，利用党的生活和国家生活中个别的、局部的缺点、错误，同党外右派分子联成一气，向党实行了内外夹攻。”9月11日《人民日报》再次就这一问题发表社论《严肃对待党内的右派分子》，将右派的范围扩大到“有不少是一、二十年党龄的老党员”，“他们的党龄愈长，职位愈高，对党的危害就愈大。”

        丁玲离“右派”的标准，或者说是“右派”离丁玲的标准，越来越近了。

        7月29日，新的一周。上午作协没有开党组扩大会，开了另外一个会，坐在会场里的，是将从明天起新参加党组扩大会的人和原来参加会议的骨干。周扬讲话，介绍了文艺界反右斗争的情况、作协党组扩大会议的情况和批判斗争丁、陈的情况。实际上，这是一个党组扩大会进一步升级的动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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