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价值世界与血腥的现实世界完全脱臼。孔子曾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个体生命虽终有一死，但作为个体存在本质的“仁”“道”却不受死亡的威胁。生命存在的目的既然就是“闻道”和“成仁”，那么个体生命自身并没有绝对价值，只要能实现“成仁”和“闻道”，一己的生命又有什么不可抛舍的呢？因而，“仁”与“道”作为个体存在的终极目的和根据，长期以来为人们提供了甜蜜的死亡慰藉。可是，现实往往把儒家的“仁”“道”嘲讽得一钱不值，到了魏晋，一直被视为个体生命终极目的和根据的“仁”“道”受到了人们深刻的怀疑。颜回闻道不可谓不勤，伯夷的节操不可谓不高，可他们的下场又如何呢？不妨听听陶渊明迷惘的倾诉：“承前王之清诲，曰天道之无亲；澄得一以作鉴，恒辅善而佑仁。夷投老以长饥，回早夭而又贫；伤请车以备椁，悲茹薇而陨身。虽好学与行义，何死生之苦辛！疑报德之若兹，惧斯言之虚陈。”（《感士不遇赋》）“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善恶苟不应，何事空立言！九十行带索，饥寒况当年。”（《饮酒二十首》之二）得道大贤的命运尚且如此悲惨，匹夫弱妇的下场就更可想而知了：“坦至公而无猜，卒蒙耻以受谤。虽怀琼而握兰，徒芳洁而谁亮。”（《感士不遇赋》）抱仁施义者“早夭而又贫”，至公无猜者“蒙耻以受谤”，怀琼握兰者在人世备受冷落，而那些不仁不义的奸佞之徒，那些借仁义以行不义的伪君子反而平步青云，个个在官场上春风得意。因此，陶渊明在《形影神·神释》中断然否定了立善成仁的人生选择：“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仁义道德再也不能成为个体存在的根基，它受尽了冷酷现实的奚落，在死亡面前它更是苍白无力：“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形影神·神释》）这就是应劭在《风俗通义·正失》中所说的：“五帝圣焉死，三王仁焉死，五伯智焉死。”成圣成仁的“三皇大圣人”到头来不是照样一抔黄土？

        儒家的价值大厦倒塌后，玄学并没有在这片废墟上重建起使人信赖的具有权威性的价值规范，因而它也不能赋予个体存在以目的和根据。人们的灵魂失去了凭依，大家突然感到彷徨无措，阮籍毫无目的地驱车乱驰，常常途穷恸哭而返；刘伶成天烂醉如泥，时时刻刻狂躁不安；诸阮与猪猡一起纵酒，都是生命失去存在根基后惶恐焦虑的表现。陶渊明也深觉人生“未知止泊处”（《杂诗十二首》之六），没有根基的生命飘浮不定，不知何处是停泊的地方，行为因而也没有价值标准：“行止千万端，谁知非与是？是非苟相形，雷同共誉毁。”（《饮酒二十首》之六）他比当时任何人都更痛切地感受到了人生存在的无根基性：“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身。”（《杂诗十二首》之一）人生既像陌上逐风飘转的灰尘，又像没有找到归宿的失群孤鸟：“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厉响思清远，去来何依依……”（《饮酒二十首》之四），“翼翼归鸟，相林徘徊；岂思天路，欣及旧栖”（《归鸟》）。诗中“徘徊无定止”的失群鸟就是归田以前诗人的影子。

        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去追求仁义节操吗？颜回、伯夷已有前车之鉴；去追求功名事业吗？在“雷同毁异，物恶其上，妙算者谓迷，直道者云妄”的当世，成就功名谈何容易，“何旷世之无才，罕无路之不涩”，甚至才华也会招灾惹祸：“悼贾傅之秀朗，纡远辔于促界；悲董相之渊致，屡乘危而幸济。”（《感士不遇赋》）有幸猎取了功名即使不遭人祸，人生的下场也同样凄凉：“迢迢百尺楼，分明望四荒。暮作归云宅，朝为飞鸟堂。山河满目中，平原独茫茫。古时功名士，慷慨争此场。一旦百岁后，相与还北邙。松柏为人伐，高坟互低昂。颓基无遗主，游魂在何方？荣华诚足贵，亦复可怜伤！”（《拟古九首》之四）价值信念的动摇加剧了个体的死亡恐惧，死亡回过头来嘲笑了人们的价值信念：仁义、道德、操守、功业、荣华，统统在死亡中化为过眼云烟，死亡抽空了人生存在的形而上根据。

        人世的任何东西都是相对的，然而，人道既不可依恃，天道又何曾靠得住？死亡带走了人生的一切也动摇了人生的一切，《饮酒二十首》之一说：“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宁似东陵时。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忽与一觞酒，日夕欢相持。”同诗之二又接着说：“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善恶苟不应，何事空立言？”前首引故东陵侯邵平后来潦倒种瓜，以慨叹人道无定；后首又引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事，以慨叹天道无定。陶渊明说“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他在天道和人道都“无定在”中“会”到了什么呢？“俯人仰天，总不如酒杯可以自主耳”，这一“符天下之理，惟达人能解会”，连“竹林七贤”辈也“尚未到解悟地位，而况其他”。世俗中人哪能有此索解大悟，尽管“道丧向千载”，社会上还是“人人惜其情”，他们为了博得人世的虚名“有酒不肯饮”（《饮酒二十首》之三）。这些人似乎根本没有“会”到：素有仁人之称的颜回“屡空不获年”，素有高风亮节的荣启期也“长饥至于老”，他们生前“一生亦枯槁”，“虽留身后名”又有什么用？短促的生命“死去何所知”，人生一世“称心固为好”（《饮酒二十首》之十一）。面对人道的翻覆，天道的不公，世人的愚庸，诗人异常沉痛地叹道：“世路廓悠悠，杨朱所以止。虽无挥金事，浊酒聊可恃。”（《饮酒二十首》之十九）明黄文焕在《陶诗析义》卷三中评此诗说：“世事无一事可恃者，所恃独归之酒。”还是“忽与一觞酒，日夕欢相持”吧！天道与人道既然都不能成为个体存在的根基，酒就是人生的唯一依托了，它是人生反抗死亡的形而上学，是没有根基的人生的最后根基。

        陶渊明和当时大多数敏感细腻而又正直不阿的文人一样，不仅深切地感受到了个体存在的无根基性，也深切体验到了人生的无意义性。一旦现实否定了闻道和成仁的道德完善，死亡嘲笑了猎取功名的壮志宏图，人生的道路就只剩下两条：要么屈身向督邮之类的上层折腰，昧着良心踩着别人肩膀，在他人的屈辱呻吟中向上爬，一面曲意逢迎上司，一面又残酷地鞭挞黎庶，用人民的血汗垫高自己的位置；要么就从腐朽的官场抽身而逃，维护自己良心的正直和灵魂的纯洁，和下层人民一起过一种淳朴的精神生活，而这样做的代价就是与穷困为伴，免不了家无隔夜粮而向人乞讨，尝尽“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扣门拙言辞”（《乞食》）的羞窘与心酸，免不了“夏日抱长饥，寒夜无被眠”的饥寒，受够“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的煎熬（《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人的一生多短暂，而在这如白驹过隙似的一生中，能常常开口而笑者又有几人？世上能够龇牙咧嘴的人，他们多半只有人的躯壳而无人的灵魂，他们所享有的只是尔虞我诈的乐趣，或者在非精神性的感官生活中寻求开心；而那些能主宰自己内在生活，维护自己灵魂高洁的人，既要忍受物质的匮乏，又要经受心灵的折磨。或者出卖灵魂以求荣，或者保持纯洁而挨饿，人生除此还能干什么呢？陶渊明在《饮酒二十首》之三中说：“所以贵我身，岂不在一生？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鼎鼎百年内，持此欲何成！”死亡规定了每一个体的生存寿限，人之“所以贵我身”，不正是由于他只有“一生”吗？生命的一次性和短暂性，才使人们对自己“倏如流电惊”的人生倍加珍惜。然而，令人可悲的是，在“鼎鼎百年内”又能干什么呢？按理说应该赋予生命以崇高的目的，才能使这宝贵的人生熠熠生辉，但人们又不可能强加给生命任何外在的目的——不管这个目的是高尚的还是卑劣的；人们在这纷繁扰攘的百年之内也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不管个人的能力大还是小，没有任何功业能使自己永恒。生命是如此易于凋零：“市朝凄旧人，骤骥感悲泉。明旦非今日，岁暮余何言。素颜敛光润，白发一已繁。阔哉秦穆谈，旅力岂未愆。”生活又是那样难得舒畅：“民生鲜长在，矧伊愁苦缠。”在这愁苦相缠的人生中唯一能给人带来一丝快意的东西就是酒，可诗人又由于“家贫不能常得”（《五柳先生传》）：“屡阙清酤至，无以乐当年。”（《岁暮和张常侍》）陶渊明在《己酉岁九月九日》一诗中把人生的无谓抒写得精警动人：

        这首诗前八句写秋天蝉去雁来，蔓草在凄露里枯萎，树叶在秋风中凋零。草木的摇落变衰引起陶渊明人生迟暮之叹。后八句从上八句生出，由外在景物的铺陈过渡到内在情绪的抒写，由“万化相寻异”的节序变换过到“人生岂不劳”的沉重喟叹，“言此秋之时，乃万化相寻所至，非无因而来也。如春必寻夏，夏必寻秋者，化之所为。天地尚如此，何况人乎！则人事之喜、怒、哀、乐、富、贵、贫、贱，亦日相寻于一世之中，岂不劳哉！劳而至死，自古皆然，不足异也，而念之在怀，中心亦不能不焦也。何以稍能称我之情，惟有且以浊酒自陶而已”。个体找不到形而上根基以获得死亡慰藉，又不能通过个人才智建立功名，把自身价值实现在现实世界以求永恒，人生似乎只有与琐细、平庸、潦倒、饥寒作伴，只有在死亡恐惧中偷生，价值世界的瓦解在使人意识到生命有限性的同时，又使人领略到人生的无谓。“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唯一可抚慰人生且称我之情的只有酒，酒引开了我们对个体死亡和人生惨象的视线，它事实上成了无谓人生的“有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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