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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甜菜干的功效与作用Chapter 3 1932年

Chapter 3 1932年

        卡尔·阿代尔

        我落在一堆高高的枯草丛里。天刚大亮,我双腿痛得厉害,身下的地面冷冰冰的。时间渐渐过去,阳光渐渐有了热度,穿透我的衣服,暖烘烘的。疼痛让我时而挺直身体,时而蜷缩成球。任何轻微的动作都会让疼痛加剧,我只好直挺挺地躺在地上。

        我幻想着贾尔斯发现我跳下车后会回头找我。我似乎看到他在摇晃的车厢中醒来,他会等火车行驶缓慢时跳下车,过来将我拥入怀中。我相信,既然我大难不死,必会有人相救。

        我的救命恩人是沿着铁轨来的。她拖着一辆破旧的二轮板车,铁制车轮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这个声音正好在穿过我头顶时停下了。赶车人块头很大,巨大的身影投在我身上。我张开嘴,沙哑的喉咙却发不出一个音来。她蹒跚地跨过低矮的铁路路基。头上裹着的那条白围巾,把她的皮肤衬得更加黝黑。耳垂上垂着两只银色的镜子似的耳环,在我眼前摇晃闪烁。她蹲下来看我,钳子一般粗糙的手指灵活地翻开我的眼皮。而后,她撬开我的下巴,给我灌了一大口威士忌。威士忌像一条火蛇顺着食道流下,使我的五脏六腑都搅在一起,大脑里仅有的一点意识被点燃了。

        “脚。”我说。

        她弯下腰靠近我。

        她用手指试探性地碰了一下,可我疼得立刻躲开了。

        她裹着头巾和毯子的身影在黄昏的天色下微微泛蓝,而后她忽然消失了。一阵车轮的滚动声从远处传来,之后我又睡着了。醒来时她已回来,将我带到了有火的地方。钩子上的壶里烧着水,正冒着蒸汽。我看到一把刀、几袋面粉、一些晒干的豆子和带泥的菜根。她把我放在一堆芦苇上。

        “你要做什么!”我在她怀里挣扎。

        很多天过后,我才知道弗勒·皮拉杰会说话,但她几乎不说。她只和我讲过她的名字,不过我曾听到她独自一人时哼着小曲,或是自言自语。

        她用马背上的毯子盖住我,又往我嘴里倒了更多威士忌,直到我咳嗽才停手。她巧妙而小心地切开鞋面的皮革,脱下我的鞋,接着脱下我的袜子。我求她用那把刀把我的脚也给砍下来,但她用大腿牢牢夹住我的双脚,我的身体弯成弓形,痛得眼前一黑。后来她告诉我,她刚用手碰了我一下,我就晕过去了。

        趁我不省人事的时候,弗勒·皮拉杰忙着替我揉捏和正骨,她一边摸着自己脚踝的骨头,一边将我错位的骨头轻轻敲回原来的位置。而我以为是面粉的东西其实是石膏粉,她取了些石膏粉,为我的脚打上石膏,她发现我旁边有一根树枝,就用这根树枝做成细条为我固定脚踝。铁轨方圆一英里能够找到的只有这一根,这还是我从阿格斯的苹果树上折下的。

        她用防水布和毯子将我裹起来,用酒把我灌醉,但那一夜我却迟迟无法入眠。天色渐渐由黑到灰,由红转粉,随后太阳喷薄而出。弗勒已把二轮板车推到了路基外芦苇丛生的泥沼旁,沼泽地像小湖一样深。放眼望去,香蒲是周围长得最高的植物。极目远眺,四野一片荒芜,天地间只有我们两人。弗勒把火拨旺些,用平底锅烤着面包,还用沼泽里的水煮了咖啡。我一边啜着甜咖啡,一边仔细打量她。

        她的脸看着很年轻,又大又黑,但轮廓很好看,甚至可以说是精致。嘴唇略厚,嘴角微微上翘,鼻梁挺拔,像个公主。她是印第安人,属皮拉杰家族,四处漂泊。她靠贩卖货物为生,弄到什么卖什么。她的板车上挂着几口锅,还有几个布袋包,里面有几个针线包和一些彩线,最上面叠放着几条印花裙子。她还回收不成套的盘子、修补过的杯子和二手餐叉。她还会收购教会学校的学生手工织成的白蕾丝,再用白蕾丝换取带浆果的肉干和桦木镜框。

        我想告诉她我是谁,想把我所有的事都告诉她。但就在我要开口的那一刻,天似乎要塌下来了,大地与天空的距离越来越近,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我好难受。”我快窒息了。

        弗勒用力拍打我的胸部,贴着我的心脏听了一会儿,然后起身开始把板车上的东西扔下来。我得了肺炎,睡在寒冷的货车厢里的人很多都会得这病,每个长期流浪的人也几乎都会被感染,最后要么你战胜它,要么被它战胜。弗勒把石块放进火堆里烤热,但芦苇的烟太呛人,她劈开几块枕木放到火里,把火烧旺,烤得石头滚烫发红。

        太阳西沉。风吹草丛沙沙作响,声音显得格外大,鸭子在巢里低声地嘎嘎叫,还有麝鼠的声音,我似乎听到它们涉水而行、捕食昆虫。就连天上积聚的云团,也似乎发出嘶嘶声,时卷时舒,慢慢染上黄昏的色彩。

        弗勒把滚烫的石块放进泥沼旁的湿泥里,热与冷相遇,发出嘶嘶声。她把运货的两轮板车的车厢放到上面,又在车上放了一把椅子。这把椅子曾被绑在她那些货物的最上面。她两三下把我的衣服脱光,用一条干毯子将我裹住,然后把我放在车厢上的椅子上,仿佛坐在帝王的宝座上。接着,她用绳子把我绑在椅子上,把毯子像披风一样围系在我的肩上,毯子一直拖到了地上,我从头到脚被裹得严严实实。

        这样,我就被封闭在了闷热的圆锥形空间里。

        我是这个世界的最高点。我毫无意识,我的脸朝西,太阳刺眼的余晖照亮了我的脸。我透明的肌肤折射着阳光,像一座灯塔,我想象在夜幕来临时自己像一盏发光的红灯笼,那沙沙作响的白纸里,裹着一颗发光的心。我身体的轮廓呈黑色,我仿佛是一个信号灯。我的心整夜都在忽急忽缓地跳动,不停地呼唤他们回到我身边——贾尔斯、玛丽、妈妈,甚至那个逼走妈妈、毁了我生活的婴儿。

        我的身体散发着热气,吸引动物聚集在四周。我看到臭鼬红色玻璃珠般的眼睛,听到浣熊叫个不停,看到成群的麻鸦落下,黑压压的一片,比夜色还要深,还看到昏昏欲睡的鹰。火堆与芦苇丛间冒出一头熊,夜色最深时,最大的动物也被火光和车轮声吸引而来。

        弗勒将我放下来时天还没大亮。我浑身湿透,四肢无力,但呼吸顺畅多了。夜里不知什么时候我的烧退了。她用干毯子裹住我,把我放回草堆上。她在我身上盖了很多干草。然后,她把自己也盖在我身上,简直要把我压垮,起初我还觉得冷,肺部又憋闷起来,但她的体温很快传递到我身上。

        我情况好转后我们便出发了。弗勒的板车装有特殊的槽轮,她把马项圈穿过槽轮后套到自己脖子上,然后拉着车往前走。我们走得很慢,耳朵里塞着香蒲,用来隔绝车轮刺耳的吱嘎声。我坐在车顶的椅子上,双脚伸在板车外,椅子上绑着伞为我遮阳。我们沿着铁轨前进,我俩的耳朵都塞着香蒲,所以我担心火车来了我们听不到。幸好弗勒穿着钉鞋,鞋头钉着压扁的易拉罐,火车来时会引起这些金属片的共振,弗勒有足够的时间把板车推到一旁,等候火车通过。

        我不知道我们要去哪儿,可我并不在意。我们路过许多个农场,有的在铁轨边,有的离得远。每一次弗勒都用力将板车拉下铁轨,穿过农场或沿着小路往前拖,然后到达一个院子。你可能会认为院子里的狗会让她头疼,或者农场主们会将门锁上。然而,我们每到一个院子,狗都会跑出来热烈欢迎我们。孩子们听到声音,也争抢着向我们围过来,手里攥着五分镍币。接着是妇女们,她们有些犹豫,拖着酸痛的双脚,脸被蒸汽蒸得通红,双手也因洗衣而变得粗糙。弗勒向她们展示水牛角做的纽扣、玛瑙做的成对小鹅、动物爪子做成的胸针。最后,男人们也来了,来买斧头或几捆麻线。弗勒的顾客都很谨慎地靠近她,带着些许恐惧,好像她是一个女巫,或是一个注定要流浪的圣人。

        他们看着我,觉得无论怎样我都像弗勒的俘虏,没皮没脸地靠她活下去。我不知道我在他们眼中是什么,一个呆头呆脑的男孩,无知的傻瓜。

        有时我们在工具房或谷仓过夜。有一次,一个脖子上有个鹅蛋大肿块的男人邀请我们睡在他亡妻的房间里。我们从未待在同一个地方超过一天,每次天一亮,她便将东西一件件收拾到车上,我坐在车顶。她套上马项圈,沿着铁轨,拉着板车往前走。

        我们从一个农场到另一个农场,路上我有很多时间可以思考。最初几天,我偶尔会拿出妈妈给我买的那把手柄上镶着珍珠的折叠刀。我紧握着它,眼前出现了妈妈无聊地扫着地或绾起长发的情形。她绾头发时很少照镜子。我看到她雪白的手臂内侧,她一边咬着发卡一边皱起眉头,然后手指便准确地把发卡固定在头发上。那会儿,我特别想念她,于是就在弗勒的伞下尽情地哭了起来。不一会儿我哭累了,就开始幻想一些场景自娱自乐。例如,我和妈妈终于再次相见,我却板起脸不理她,这让她万分痛苦,抑或她感到震惊,试图想明白为什么我那么狠心。

        “我永远不会原谅你。”我喃喃自语,有时会大喊出声,这样心里才感到痛快。

        我所幻想的场景变得越来越残酷,她开始哭起来,双手捶打床垫,她光滑的皮肤也被她挠破了,甚至成把地扯掉长发,最后那些充满愧疚和懊悔的暴力行为吓坏了我,她这才停下。我慢慢相信,她并没有真的抛弃我。因而我自然而然地认为她是被那个穿着白毛衣、戴皮帽、系着橘黄色围巾的男人偷走了,这一切并非她所愿。

        一天,我们停下来等火车通过时,我突然意识到这一点。我回想起妈妈是轻轻地吻了我之后才挥着手,将乘飞机的钱交给了那个瘦骨如柴的巡回飞行表演者。太阳很大,但她的嘴唇冻得冰冷。我看到她咬紧牙关,她从没坐过飞机,做这个决定前她一定很害怕。尽管她的动作看上去很大胆,但从钱包里抽出钞票时,她的笑容太灿烂、太空洞。她只想冒一次险,打破单调乏味的生活,她害怕的神情和冷冰冰的吻可以证明这一点。自然,她拿出钞票时奥玛被她迷住了,然后爱上了她,开始偷偷计划与她远走高飞。引擎发出巨大的轰鸣声,但仍然可以听到她的哭喊,无论她怎么请求,他只是不停地飞。

        即便现在,我和弗勒坐在铁轨边,疾驰而来的火车带起的风朝我们扑来时,妈妈仍然是那个男人的俘虏。

        我要去救她。等我能走路了,就算追到天涯海角也要找到那家伙。清早,我站在他家门口,他正在擦掉胸口的肥皂。他一开门我就揍他,不给任何警告。在我和弗勒的行走过程中,我已用无数方法杀死过那个飞行员无数次。每一个结局都是妈妈踩着他的尸体向我奔过来,她紧紧抱住我,她温暖的双唇吻着我,恋恋不舍。

        我不确定是一周还是两周后,我们来到了弗勒居住的保留地。我们每天走的路不会超过一二英里,因为沿途齐整地分布着农场,需要不时绕道。赶路的那段日子,风吹裂了我的脸,雨使我的皮肤变得粗糙。如果是寒夜或雨夜,弗勒会用毯子和油布将我包裹住。有时早上醒来,我发现自己蜷成一团,温暖地依偎在她身旁,但我从未触碰过她的肌肤。当我认为我会一直活在她的庇护下时,突然有一天,我们到达了最终的目的地。

        那一天,弗勒拉着板车离开铁轨,沿着牛车压过的两条车辙前进。我们渐渐远离农场,来到空旷的大草原。我们走了好久才看到人烟。我们路过一间间低矮的由泥砖砌成的小屋,屋里住着齐佩瓦人,或是模样更加凶狠的带有法国和印第安血统的混血儿,他们留着杂乱的黑色络腮胡和长长的胡髭。那儿还有板房,配有水井、谷仓和干净的纱门。我们走近时,门嘎吱一声便开了。从纱门里走出来几个妇女,她们身着家居便服,头发又卷又短,上面绑着薄薄的发网。虽然打扮和弗勒的并不相同,但她们都是印第安人,用同样的语言跟弗勒流利地交谈着。

        沿着小路走了几天,我们进入小山深处,来到一处聚居点。这地方不大,有几间木板房,还有两栋规模较大的建筑,看起来像学校,又像办公楼。我们沿着一条蜿蜒的小路向前走,来到教堂前。弗勒把板车停在山脚下,抱着我径直走到刷着白漆的房子的后门。

        “这是什么啊!”开门的修女叫了起来。她胖胖的,很温和,衣着十分整洁。我浑身发臭,熏得她用手掩住嘴巴。

        弗勒没多说什么,但仍像捧祭品一样将我抱着。过了一会儿,修女把门打开,示意我们进去。她摇了摇走道上的小铃,另外几个修女聚拢过来。

        “是她捡到我的,”我说,“我是从西去的火车上掉下来的。”

        她们睁圆眼睛看看我,然后转身讨论是否该把我留下,是否要告知修道院院长,或禀告神父,还讨论我是不是印第安人,或者是不是某个危险人物。实际上,她们的讨论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她们窃窃私语时,弗勒已经把我放在一堆锃亮的油毡布上,然后自己从后门出去了。

        我已被遗弃了好几次,所以那时我已无所谓了。我坐在地板上等待着,脑海里回想起自己做过的三件事,这些事让我的生活越来越糟。第一件是跳上离开阿格斯的火车,第二件是遇到贾尔斯·圣安布罗斯,第三件是跳下火车。最终我都会陷入孤苦无助的境地。所以这次我没动,只是坐在那儿,等着下一个接管我的人出现。我不介意睡在神父的杂物间的草垫上,也不介意痊愈后在教堂的院子里做苦工。我在这儿一直住到修女们凑足钱把我送回明尼阿波利斯,到火车站接我的是另一群修女,我们转了整整一大圈,先来到圣杰罗姆收容所的红旗下方,又路过为举办“孤儿义卖会”而装了许多彩色小灯泡的树林,然后绕过看台往前走,最后抵达一所砖砌的孤儿院。孤儿院门窗很多,我在那儿栖身了一年才去神学院上学。

        我向来很听话。我喜欢照片上的自己,穿着黑长袍,看上去有些瘦弱;喜欢神学院的绿草坪和教堂的白砖,它们把我衬托得更帅气。当我在草地上来回踱步、研读每日经文时,周围会有好多双眼睛盯着我看。我在经文里遇到了干瘦、贫苦、睡在灌木丛中的流浪汉。他们如幽灵一般,浑身臭汗,风尘仆仆。在他们眼里,我是纯粹的黑色火焰。他们无法拒绝我。我很清楚,只要我不停地阅读书页上的经文,只要我在最黑暗的角落站定,只要我闭上双眼装出和神灵交流的样子,他们就会过来,强迫我像动物一样去崇拜他们。我会崇拜他们,我会不停地燃烧,直到完全被圣恩感化。

        一天,弗里兹姨妈邀请玛丽去她的办公室。她的办公室有一个镶金边的黑色保险箱,六排架子上塞满了分类账簿,遍地都是老式加法计算器用废的白纸带,卷曲的纸带像浪花一样。玛丽坐在灰色不锈钢书桌旁,长长的白纸带缠在脚踝上。弗里兹姨妈在抽屉里翻找了一会儿,拿出别针、纸和更多白纸带。她的手肘旁有一个立式烟灰缸,头顶上橡木柜里的收音机发出杂音。办公室盆栽的叶子像一张张钞票般舒展着,永远不需要浇水。晚上她打开荧光灯,荧光灯发出嗡嗡的低响,引来许多棕色的飞蛾。

        这间办公室是玛丽最喜欢的地方。她决定将来读中学时也要像弗里兹姨妈一样学记账。她渴望坐在晒干的植物之间埋头算账,度过寒冷的夜晚。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晚上,弗里兹要把账单送出去,玛丽总是在加法计算器发出的“嗒嗒嗒”的按键声中安然入睡。

        “你现在也不小了,我觉得你可以自己解决这件事了。”弗里兹姨妈说。她找出一张卡片递给玛丽。这是一张明信片,玛丽仔细盯着明信片上的照片,然后才翻过来看背面的文字。照片上是一个穿西装的站在树下的男人,下面是一排绿色的艺术字: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最大的橡树。背面是几句简短的话:

        我现在住在这儿,我每日思念孩子们,他们好吗?

        玛丽抬起头,正好看到弗里兹姨妈在吐烟圈,那两个细细的烟圈带着鄙视的意味。她又低下头看了看卡片,弗里兹在等玛丽的反应,但玛丽竟一点感觉也没有。

        “嗯,”弗里兹问道,“你打算怎么办?”

        在弗里兹姨妈的大声询问中,玛丽听出了在这件事上姨妈是站在自己这边的。毕竟,弗里兹是阿德莱德唯一的姐姐,阿德莱德也抛弃了她。“我还不知道。”玛丽说。

        “也是,当然不知道,”弗里兹说,她猛然把烟拿开,“我真想用马鞭抽她一顿。”

        窗前摆满盆栽,玛丽从中摘下一片枯叶。

        “如果你想的话,可以给她回信,她是你妈妈。但当你进我家门时,我已经不过问阿德莱德的事了。”

        弗里兹姨妈说话时,玛丽偷偷瞄了她一眼,恰巧和她的目光对上了,玛丽没法把视线移开。

        “不要回到她身边,这是我唯一的要求。”弗里兹说。

        玛丽心中紧绷的弦似乎断了,她笑起来,突然不再紧张和担忧,反倒有些尴尬。

        “我不可能回去的,”玛丽说,“对我来说,你更像妈妈。”

        弗里兹又从烟盒里掏出一支烟,她的黄皮肤泛出金色。她斜眼看着自动打火机:“为什么我不戒掉呢?抽烟简直是自杀。”

        “烟味也难闻。”玛丽说。

        “这话是斯塔说的。”

        玛丽大笑。

        “抽完这包就戒烟。”弗里兹姨妈承诺道。

        “那抽完这包就戒啊。”玛丽附和。

        弗里兹姨妈拿起一支绿色的钢笔,上面写着“科兹卡肉铺——致力于生产最佳肉制品”,然后她开始翻阅装订成册的分类账簿。玛丽晃动双腿,抖掉脚踝上的白纸带。

        “我把这张明信片拿走了。”玛丽说完,拿着明信片离开了。

        玛丽没有特意去留意这张明信片,但内心深处却一直没有忘记它,有时她想象自己写了一封长长的回信,信里充满悲伤和对阿德莱德的憎恨。后来有一天,她从街角的杂货店不假思索地为母亲选了一张明信片。明信片的正面写着“北达科他州阿格斯鸟瞰图”。阿格斯的建筑在照片上像是棕色的点,街上空无一人,绿树亭亭如盖,被单调的棕色田野包围。玛丽模仿弗里兹姨妈的笔迹,在背面写了回信并署上弗里兹的名字,回复的内容让她自己都感到吃惊。不消说,弗里兹姨妈肯定也是又惊又喜。

        “你的三个孩子都饿死了。”玛丽写道。

        她写好地址,拿着卡片到邮局买了张邮票,舔了舔,贴在右上角。随后她松开手,任由卡片落入邮箱中,她做这些时,以为自己满不在乎。可那天夜里,也就是那个月的最后一天,她听着弗里兹姨妈按加法计算器的声音入梦时,仿佛看到阿德莱德拿着她寄的明信片,盯着它,审视明信片上的每个细节。阿德莱德努力寻找她女儿,但她没找到。女儿的影像太小了,根本就分不清。女儿直勾勾地看着她,其实这个女儿没死,而是安然无恙地躲在阿格斯的鸟瞰图里。

        玛丽的明信片转了两次地址,又在奥玛大师票务代售点耽搁了几周,终于辗转到了奥玛手中。那时他刚遭遇事故不久。他把明信片放在口袋里,要不是正在住院的他只能望着阿德莱德,没其他东西来分散注意力,他会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他用灼伤的手费力地取出明信片,翻来覆去地看了几遍,最后又放回口袋里。

        奥玛尽量不挪动身体,连呼吸也是浅浅的。他的胸部缠着绷带,脸因肋骨的阵阵疼痛而变得惨白,腿骨折了,臀部以下固定着夹板。全身上下只有眼珠可以转动,他的目光从阿德莱德那被盖在医院床单下的脚尖移到腰窝,再到她左边脸颊上高高的颧骨,而后视线又移回来。她头顶上方开着一扇小窗,窗外是佛罗里达靛蓝色的天空。天气闷热,胶制窗帘后有人在呻吟,离病房更远的地方有水不断涌出的声音,这些都让他纳闷儿,水会不会流干呢?他张开嘴巴,竭力发出声音,却不知该对阿德莱德说什么,她活着时他就不知道对她说什么,更不用说现在了,眼下她大概和他一样,离死亡不远了,甚至可能走得比他早。

        虽然她就在他身边,但他无法触摸到她。他的双手像是软绵绵的棒槌,上面裹着一层又一层的纱布。意外发生时,仪表板上火花飞溅,可他并没有把手移开。现在回想起来,事故发生时他在大声尖叫,但阿德莱德没有叫。现在他想到自己竭尽全力不让飞机俯冲时,坐在旁边的阿德莱德吓坏了,全身冷得像块冰。

        他奇迹般地控制住飞机并成功降落,没让两人摔得粉身碎骨,虽说目前的情况也够糟糕了。当时他们在露天集市上空进行飞行表演,围观的人很多。所以事故发生后,有很多观众飞奔着去找医生、找冰块、找夹板、找绷带、找担架和盐。他记得人群的骚动,记得鳄鱼摔跤手的咆哮声,记得摩天轮转动时悠扬的音乐声。他大叫着阿德莱德的名字,但周围的陌生人只是激动地睁大眼睛看着他,什么都没说。

        他还不知道她到底伤得有多重,她醒来时头脑是否正常,或者究竟能否醒过来。她只是颈背处添了条疤痕而已,伤得没有看上去那么严重,这一点他并不知道。而他自己得终生忍受膝盖疼痛,一辈子跛着脚。此刻奥玛觉得对阿德莱德而言,任何时刻都会成为生命的最后一秒,他永远无法确定是哪一秒。

        一个护士大步走进来,弄得几个便盆叮当作响,而后便转身离开。窗帘后的呻吟声变成了单调的低声咒骂。阿德莱德的手抖了一下。他差点想喊护士回来,但没喊出口,他担心抖动是病情恶化的标志。他继续望着阿德莱德。阿德莱德突然开口说话,这可把他吓了一跳。

        “我应该给玛丽买一台缝纫机。”阿德莱德说。

        她的声音似乎是从颧骨后面看不见的地方发出的,悠悠地飘向奥玛,吸引着他。他俯身靠近她。

        “如果玛丽学会缝纫,那就有一技傍身了。”

        她噘起嘴巴,这让奥玛回想起无数个她数钱的夜晚,哪些要留作日常所用,哪些付房租,要吃得好些还是素些,要存多少钱作为日后的修理费和煤气费。每到这时,她总是噘着嘴思考,这些阿德莱德很拿手。自从和阿德莱德在一起后,他们的钱总能剩余一些,她存在备用账户里不让他取用。

        奥玛伸手想摸阿德莱德。肋骨痛得他倒吸一口气,但她似乎没注意他。

        “看着我。”奥玛说。

        她蓝灰色的眼睛盯着墙壁,漂亮的眉毛皱着,一副傲慢的样子。

        “存的钱足够买一台胜家牌缝纫机了。”她说。

        然后她闭上眼睛,这次真的睡熟了。她眉头紧蹙,好似怕别人扰了她的好梦。奥玛把手收回来,又生气又嫉妒。阿德莱德从不愿对他提起以前的生活,也不愿谈及她的孩子。

        苍蝇纷纷朝蓝色纱门上撞,空气闷热。奥玛知道,眼下阿德莱德梦中的人不是他,而是玛丽或那个男孩。以前他才是阿德莱德梦中的人,对于这点他毫不怀疑。他只是一个无证飞行员,除了一条黄围巾和一架用打包钢丝固定起来的飞机,他一无所有。可她为了和他在一起,抛弃了孩子,抛弃了全部的生活,这让他很得意。从她精致的衣服和珠宝可以想象她过去的日子很滋润。

        现在飞机送去修理了,可能已重新喷了漆,他在圈子里出了名。他也不再酗酒。

        他想,这一切得感谢她。她的手仍然一动不动,他注视着她的手,等着它们无力地垂下来,但他一直没等到。她手背关节红肿,好像刚才拼命敲门把手敲肿了似的。他看到她在睡梦中,握紧拳头,越握越紧。虽然阿德莱德只是紧紧攥着空气,但奥玛却觉得喉咙里发不出一点声音。

        他一直坐在阿德莱德身边,直到确定她已脱离生命危险。然后他站起身,从口袋里掏出那张从阿格斯寄来的明信片,放在木质床头柜上,好让她一醒来便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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