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塔·科兹卡

        寒冬时节，大雪吹进公寓门廊的黑色细纱门里，但我还是喜欢坐在那儿看外面的街道。法戈市中心的宽阔大街上四处可见步行去医院上班的护士，从大教堂出来的步履轻盈的修女，还有在亲人的搀扶下蹒跚而行的长期病患。

        我日子过得还不错，虽说我和一位已婚医生纠缠了三年才意识到他永远不会离开他妻子。那是很早以前的事，我离开了他，然后吉米出现了，才帮我从这段感情中走出来。当时我很感激吉米，但后来却发现没法甩掉他。每隔一晚，他就会坐在豪华汽车内，在我家门外等我。只要我为迪朗德瑞希百货店走秀，他必定从阿格斯开车赶来。要是我上了新闻，他便会将那些模糊不清的新闻照片剪下来保存，有我穿舞会礼服的照片，也有穿外套的照片，上面的纽扣有盘子那么大，甚至连我穿成套泳装的照片他都有。吉米锲而不舍，总能让我很开心，但他属于阿格斯，他在那儿有一家牛排餐厅。我的理想伴侣还没出现。

        我比以前更注重保养。我比几个年轻的服装模特大十岁，不再是最抢手的。我不知道我的模特生涯还剩几年，这些年岁月的痕迹越发明显。我保持身材苗条，腰围和费雯·丽一样，只有二十二英寸半，我还坚持在多萝西路德洛礼仪夜校上进修课程，那儿教会我最重要的两点，第一，坐姿要挺拔，第二，无论如何绝不能皱眉。我还学到一招，无论晚上是单独用餐，还是和女性朋友玩扑克牌，都应该在前额贴上创可贴，拉紧皮肤，保持皮肤光滑。抬头纹比手掌纹更让女人显老。我还买了一个金属研磨器，将杏仁磨成粉，和冷藏的面霜调合在一起敷在脸上。泡完澡后，我会用棉花沾醋来清洁面部。冬天出门必定戴小山羊皮手套。

        这些是靠着毅力坚持下来的。我赚了不少钱，买了台电视机。但我已经三十岁了，我的成就不应仅仅如此。有人曾对我说我本该去好莱坞发展，现在我不得不同意这个说法。在能抓住机遇的年纪我错过了好莱坞，现在唯一能改变我命运的，就是找到理想中的丈夫，所以我一直在寻找。我睁大眼睛，但我的理想伴侣始终不肯出现，不知不觉又过去了几个月。如果我已找到那个他，又或者我已去了好莱坞，或是在迪朗德瑞希百货店升了职，那封信就无关紧要了，我会把它转寄给玛丽，而不会拿来作为搪塞吉米的借口。

        当时我正坐在公寓门廊里。那是冬天的一个星期六，阳光明媚，我正等着吉米开汽车来接我。我们要去溜冰，我担心他会做出什么浪漫的举动。也许在那个晚上，当我们围坐在油桶旁烤火、喝热可可时，他会问那个问题，或从厚厚的格纹夹克衫里拿出一个珠宝盒。我在想怎样才能婉拒但又不回绝他，只是想再争取点时间。碰巧的是，在吉米来之前，邮递员先到了。

        我听见信封被丢进信箱的声音，于是下了楼。平常我的信不多。这封信显然是转寄到我手中的，用黑色油性马克笔重新写了地址，一看就是玛丽瘦削的字迹。我经常对玛丽说她的字像是女巫写的。我的字近乎完美，至少修女是这样夸奖我的。这封信的字迹很陌生，并且是寄给科兹卡家的。由于爸妈还没有常住地址，所以玛丽把它转给了我。

        他还是个婴儿时，我就一直保存着这些报纸广告。现在是我坦白他身世的时候了。我向费罗神父请教过此事，费罗神父要我写信给您，把情况告诉您。当时我失去了自己的孩子，此后一直没能再生育。所以当我丈夫把犹大从露天集市抱回来时我就留下了他。我曾想过将他送回去，但又得知他的亲生母亲乘飞机走了，所以我抚养了他。六年前我丈夫离开了人世。这孩子将在一星期后接受神职。他会成为执事，以后会做神父。神职授任典礼将于二月十八日在圣保罗大教堂举行。他并不知道自己是被领养的，如果您愿意，现在是告诉他的时候了。费罗神父认为我该写这封信，所以我写了，您可以回信给我。

        我读第一遍时并没看懂写的是什么，于是又读了一遍。我刚要读第三遍时，吉米到了，他把车停在外面，在按喇叭。虽然我跟他说过很多次，但他还是不愿按门铃，约会时也没有丁点礼貌。他老是说我居住的支路车位不够大，停不下他的大车，而大街很宽，有些地方没有路牙，总有空间停车。吉米就是懒，连从车上下来，把车锁好，再走半个街区来按门铃也不愿意。他可以整夜跳舞、打牌，踮着脚尖用华尔兹和八字舞的舞步溜冰，他只是不愿下车来按门铃罢了，这叫人生气。那天我比平时更暴躁，感觉出门就不顺利。

        我把信放下，跑出来阻止他按喇叭。我把溜冰鞋系在一起、背在肩上，两只鞋撞来撞去。如果跌倒了，鞋底的冰刀一定会割伤我。吉米越过副驾驶座，为我按下车门把手。这又是一个问题。他不懂得如何礼貌地为女孩开门，他会自顾自地走进餐厅，让我跟在后面。即便如此，他还是比我那个已婚医生强得多。

        “你要我说几次？先停好车再来按门铃！”我说完后坐在副驾驶座上。

        “斯塔小蛋糕！”他喊道，然后便发动引擎，试图盖过我的声音。

        “吉米，别跟我说停车位！”我尖叫道，“也别再叫我小蛋糕。”

        这又是一件让我生气的事，他总是用他喜欢的点心来称呼我：甜派饼、松饼、甜甜圈。难怪他越来越胖。这些甜点的称呼让我感觉自己也像发酵的面团一样，膨胀、甜得发腻、松软不堪。

        “过来点。”他拍拍身边的汽车座套。

        我气得想给他一巴掌，但听到这话又立刻坐过去，靠在他身边。这是他制服我的方法，让我在最后一分钟不由自主地怒气消散。一靠过去，我就放松下来，觉得很舒服。和吉米在一起我可以做自己，这一点我很确定。既然他并不欣赏我所坚持的任何事，也不认可我在提升个人修养和魅力方面所做的努力，那我干脆做回我自己，做回屠夫皮特的女儿斯塔·科兹卡。我从没让吉米忘记我是个模特，自己养活自己。

        我们开车到摩尔海德，去体验那儿的溜冰场。有人已在那儿搭了一间取暖的小棚屋，屋里水汽弥漫，在雪的反射下仿佛是环礁湖。长椅上有小孩的冰刀尖端留下的划痕，上面还刻着姓名首字母和被箭射穿的心。我们系好鞋带，把靴子放在墙角，沿着斜坡走进溜冰场。放眼望去，溜冰场一片清澈的深灰色。我看见冰下延伸着几英尺的裂缝，落下来的棕色橡树叶在漂浮。我们勾住彼此的手臂，手牵手，开始来回溜冰，在椭圆形的溜冰场上溜了一圈又一圈。

        “斯塔，”过了一会儿吉米说道，他有些犹豫，但最后还是说出口了，“我们结婚吧。”

        我慌了，我不想这时给出明确答复。或许是出于直觉，出于一种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我突然明白早上邮递员送来的那封信是什么意思了。真奇怪，我竟在这时候突然领悟了。我确实领悟了，这般突如其来，让我倒抽了一口气。

        吉米停下来，惊奇地看着我。

        “你这是答应了？”他问。

        “我不知道，等一下，”我说，“那事我想明白了。”

        吉米紧紧抓住我的肩膀以保持平衡，一动不动。

        “你知道玛丽的那个小弟弟吗？被他们弄丢的那个？不……你不知道。”我挣脱开他的手，往前滑，“什么都别说，让我想想。”湖边的雪堆得像易碎的大石块。雪下得很大，地上积了厚实的一层，投下蓝色的影子。

        “是那个婴儿。”我大声说。我知道与那个婴儿有关的一切，不过那些事并非玛丽告诉我的，她从不提来阿格斯之前的生活，我是偷听妈妈在厨房的谈话知道的。她的朋友路过，来陪她坐坐，喝点淡而无味的咖啡。她们你一口我一口地抽烟，嚼着很硬的糖霜蛋糕。她们聊天时我常常站在外面偷听。她们不停地谈论阿德莱德姨妈，谈论孩子的父亲怎么没娶她，谈论她为什么抛下孩子一走了之。她们猜测这个婴儿命运将会如何，那个年轻男人把他从玛丽怀中抱走，对他而言到底是福还是祸？那个男人到底有没有老婆呢？

        现在，这些问题终于都有了答案。我收到的那封信可以解开疑团。

        “想明白了吗？”吉米跟在我身后。他碰了碰我的手臂。

        “我知道我该做什么了。”我转身面对他。

        “什么？”

        “我要去明尼阿波利斯，他将在这周被授予神职。”

        吉米一脸若有所思的样子。

        “听我说，”我说，“现在有件很重要的事，我得好好想想……”我朝刚才我们滑冰时他向我求婚的地方挥挥手。“……整件事。不过现在我得收拾行李。”

        吉米没有生气。他很失望，而且一头雾水。我突然主意已定，决定远行，也许是这些让他担心，也许那听上去匪夷所思。不管怎样，他只是轻吻了一下我的脸颊便让我下了车。我迫不及待地重读那封信，调整我的工作安排。我要坐火车去，带一个小旅行包，住在酒店里。我没打长途电话给凯瑟琳·米勒，也不想让她知道我要来。我只是想在那个孩子的神职授任典礼上偷偷混进人群。等我看过玛丽失散的小弟弟之后再决定做什么，寻找合适的时机表明我的身份。我会拿这一切大做文章。

        我收拾好行李，做了一些安排，然后预订了车票。临行前的那天夜里，我兴奋得睡不着。即将发生的事太有意思了，就像我闲暇时读过的悬疑小说里的情节。除了阿德莱德的蓝色丝绒盒之外，这封信是唯一的线索，说不定能解释以前发生的一切，解释玛丽为何会在多年前的那个早春突然乘火车来到阿格斯。我把丝绒盒也放进行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只是觉得这样做合适。我在盒子里放了一张阿德莱德的照片，跟里面的旧典当票、脱落的纽扣放在一起。如果那孩子想知道他妈妈长什么样，我可以给他看照片。玛丽的双手在黑暗中会发出蓝光，这封信曾在她手中，但她的手却没有因信的内容而异常发抖，想到这一点我不禁颤抖起来。

        那时的明尼阿波利斯是个好地方，靠着明尼苏达州的粮食和铁路所带来的巨大财富而建立起来。宽阔的大街两边是崭新的人行道，到处都是绿树，一点也不像法戈。即便靠糖、大豆和小麦大赚特赚时，法戈看上去仍像一个四周都是养牛场的小镇。这儿是真正的大都市，福希大厦高耸入云，是这座城市的地标，方圆数英里内都是高级住宅区。我住的酒店房间里摆放的都是质量上佳的厚实家具，还有绣着蕨类植物的窗帘和镶有长方形镜子的精美梳妆台。

        因为前一天夜里失眠，所以那天晚上我睡得很沉。时值深冬，天刚蒙蒙亮我便醒了，第一缕光透过窗帘上的图案射了进来。我很清楚自己在哪儿，要做些什么。我要到酒店的咖啡厅喝杯黑咖啡，乘电梯登上福希大厦的顶层，然后去逛百货店，之后我刚好还有时间乘出租车去大教堂。

        黑咖啡盛在一个精致的杯子里，杯底垫着餐巾纸。可我却没走进福希大厦的电梯门。电梯操作员问我：“女士，要上去吗？”但我突然感到眩晕，摇了摇头。原本打开的铁艺电梯栅门在我面前关上，门上是闪亮的大厦雕刻。为了聚焦视线，我盯着栅门上那镀黄铜材质的纹章上高高耸起的雕刻，它那沉重的尖顶散发着光芒。百货店之行更糟。我早该料到看一看橱窗里腰肢纤细的模特会对我产生什么影响。她们的眼睛用细毛刷涂成深黑色，嘴唇像是刚喝过水一样湿润。她们戴的帽子上装饰着小小的刺绣图案，手里的皮包式样我从没见过。更难想象的是，她们裙子上的排扣不在衣服正中，而且裙子的下摆很长，比我们店里订购的式样都要长。

        “怎么会这样？”我不自觉出了声，“有谁规定衣服都要这样吗？”

        我走进店里，发现衣架上全是这类衣服，女营业员穿的也是同样的款式。相比之下，我的裙摆太短，腿露得太多，呆板过时。我脱下手套，抚摸着这些裙子。我看中一条黑底条纹的裙子。

        “有什么可以帮您吗？”

        我以为是橱窗里的模特变成活人了，这位女营业员简直太完美了。她的发型是手推波浪卷，在法戈做不出这种式样的，还有她身上的新款服装！我恨不得在地毯上找个缝儿钻进去。

        “我就看看。”

        她眼神呆滞，表现得很不在意。我敢肯定她不是为了销售提成而工作的，要么就是她很有钱，卖衣服只是为了消遣。我一言不发地拿起那条裙子。她接过衣服，转过身，等我跟她走。我跟了上去。我穿上那件衣服，走出试衣间，看着三面相连的大镜子里的自己，十分激动。但当她出现在我身后时，我好像是她的翻版。

        “您是来明尼阿波利斯旅游的吗？”

        “不是。”我说。

        她还没来得及开口，我就晃了晃裙子，然后说：“这件我买了。”

        她没有微笑，连一句赞美的话都没说。我回到试衣间脱下衣服，小心地挂了起来。吊牌在袖口下方，我带的钱不够买。我本可以开一张银行汇票给她，但金额实在太高，不是我能买得起的。我穿着吊带裙不安地站在试衣间里，没法正常思考。我盯着吊牌价格反复看，似乎这样就能凭我的意志力改变上面的数字，但那瘦瘦的黑色花体字书写的数字根本没有变化。我慢慢穿上衣服，走了出来，真希望那位女营业员已经去喝咖啡休息了，但她还站在柜台那儿等我。

        “小姐，要包起来吗？”她语气平淡，有些不耐烦了。

        “我改主意了。”我告诉她。

        “哦。”

        “我想看看有没有更正式的裙子。”

        “当然。”

        她转身去招呼其他顾客，我趁机溜走了。

        雪中的大教堂很是可爱，很多车已提前停在街区的路边。我跟着其他人走上石阶，今天他们也有家人或朋友领受神职。大门在我们身后关闭，激起一阵声响，天花板也好像震得往上弹，变得更高更巨大了。蓝色、绿色和金色的光圈从圆形的彩色玻璃窗照进来。教堂一楼坐满了人，我从后面的楼梯走上摆放管风琴的二楼。还剩几个空位，长凳边上有几张折叠椅。我屈膝行礼后找了个有阳光的位置坐下。教堂供暖不足，但我的身子在阳光下似乎慢慢暖和起来。不一会儿，我听到管风琴发出呜呜声，不远处一位年长的修女正在拨弄开关，让气流通过管风琴。

        她开始弹奏，弓起的小脚快速踩动低音踏板，音乐越来越响亮。我刚拿了一本弥撒书，翻开，那些即将领受神职的年轻人就依次进场。他们身穿白袍，每人手中都拿着一支点燃的白色长蜡烛和一条圣带。我想看清他们的脸，但距离实在太远，这是我没想到的。我没想过该如何认出犹大·米勒。他们在主教的祈祷椅边围成一个半圆形。接着，主教进场了，跪下祈祷。教堂里弥漫着白色的菊花、剑兰和康乃馨的芬芳，人们身上散发出樟脑球味、发油味和香水味。圣徒们的脚边挂着白色丝绸的大蝴蝶结，架子上成排的彩色蜡烛摇曳发光。

        主教走到座椅边，缓慢而讲究地穿上法衣。我依次打量那些年轻人。那个男孩应该十八岁上下，可能个头不高，跟玛丽一样，或许是红头发，或许长得像跟阿德莱德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但更英俊帅气。不过也有可能长得像他父亲。我从没见过他父亲的照片，也从没听别人描述过他父亲的外貌，只知道是个有家室的人。

        接着仪式开始了，主教开始布道，我意识到这自己这次前来不仅充满戏剧性，甚至可能充满危险。我意识到这很可能会毁了犹大·米勒的前程。

        主教穿着精美的长袍，头戴法冠，用拉丁文向在场的会众布道。我们看着深绿色封皮的弥撒书。

        在基督里满有尊荣的父神，和恩主基督。

        我翻到背面，和主教一起诵读。

        蒙上帝的恩典，承罗马教廷授权，教宗根据逐出教会的处罚规定，有终极的决定权，任何即将接受神职者不得有下列情况：或行为异常，或按照规范被逐出教会，或曾被上级逐出教会，或受禁令之处罚，或曾被停职，或为非婚生，或声名不佳，或被规范视为不适合接受神职的其他情况，或属于其他教区……

        主教继续列举种种不可接受神职的情况，但我心中只有非婚生这个词。开始诵读诸圣祷文时，神职候选人伏身在地。我习惯性地跟着诵读那些余下的文字，乞求摆脱通奸的恶念，免受雷电、暴风雨这样的天谴，免受地震、瘟疫、饥馑、战争和坠入地狱这样的苦难。

        即将被任命为执事的人都站了起来，走上前，到主教身旁跪着围成半圆。我仔细打量那些人，但还是认不出哪个是玛丽的弟弟。主教依次将手放在他们的头顶，但没喊他们的名字。接着，主教让他们抚摸《福音书》祷告，之后仪式便结束了，他们排好队退回原来的位置。既然千里迢迢来了，我希望至少能解开我心中的疑团，可他们看起来差不多，没有特别之处，而且都很陌生。最后我从人群里挤过去，走出大教堂，来到外面洒满阳光的宽阔台阶上。

        空气清新、冷冽，耳边全是各种日常的声音，我身后的音乐低沉而庄严。我从皮包里取出蓝盒子，将它打开。也许我需要刷新一下我的记忆，也许我能从阿德莱德的照片中看出某个特点跟其中一个年轻人相似，但这儿没有和她长得像的。盒式项链坠那么大的照片上，她盘着头发，眼神里没有畏惧，眉毛像翅膀一样弯弯的。我把纽扣推到一边，打开折起来的当票。

        当票的纸已泛黄，上面写着一个简单的地址、编号和一段描述，字很小，写得很仔细。

        一枚有瑕疵的镶嵌在黄金里的钻石。品相不错，一条维多利亚式金银丝嵌石榴石项链，每颗石榴石都有独立底座。

        我想象着那年代久远的项链和戒指，想着它们戴在阿德莱德身上和我身上的样子。除了一条人工养殖的珍珠串成的项链，我没有任何首饰。

        我走到路边，招手拦了一辆出租车，我坐进车后才决定要去哪儿。仿佛我早就打算好了，我把当票上的地址念给司机听后，便靠在龟裂的皮椅上。

        我们行驶了几英里，街道越来越破旧，灰色的雪堆在路两边，形成两道冰墙。我开始怀疑我这样做会不会太疯狂了。还好，当铺还在，看上去仿佛一个洞穴，里面的物品一直堆到跟窗户一样高。我下了车，但并没给司机全部车费，我请他等我一会儿，然后走进当铺。招牌上写着“约翰当铺”。

        店里的昏暗向外蔓延，我站在门外等眼睛适应过来。里面很冷，泛着一股酸味，照相机零件和破损的乐器随意堆放着，一个身穿几件外套、显得非常臃肿的年轻男子掀帘走了出来，双手撑在柜台上。

        “当东西还是赎东西？”

        “赎戒指和项链。”我把当票交给他。

        他抿紧嘴唇。“一九三二年，”他看着当票上的字迹哈哈大笑，“这是老约翰先生收的，他已经去世了。”

        他把当票还给我，但我没接。

        “拜托了，”我说，“我相信如果你找的话，一定能找到的。它们对我很重要。”

        他摸了摸胡子，没忍心拒绝。“你等等，”他叹了口气，“还有一盒典当的东西从没整理过。”

        他从一堆报纸底下拖出一个扁平的铁盒，放到柜台上。盒子被分成很多小格，每格里都放着一些小物件，比如珠宝、战争勋章、坏手表、领带夹等。

        他把所有的戒指跟其他东西分开，却怎么也找不到那枚钻石戒指。他在剩下的那堆东西里翻找着，把一条虬结成一团的发黑、纤细的项链轻轻推到一边，他用手指在柜台上把它展开。

        “可能是这条吧。”他用脏兮兮的指甲刮着项链。

        “这条？”我很失望。

        “这儿曾发生过火灾，很多东西都沾上油和灰了。不过上面肯定是红宝石，也许打磨干净后就能看出来了。”项链太脏了，我不想碰，于是打开蓝丝绒盒，让他放了进去。我开了一张银行汇票，幸亏当时没买那条黑裙子。我把丝绒盒放在皮包最底下，然后走出当铺。

        回到法戈后，我把项链送到一个宝石工匠那儿。他将项链清洗后，修补好镶嵌部分，然后送了回来。当我看到放在白色棉布上的项链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上面的石头发出红宝石的光泽，堪配皇室贵族。我戴上项链，在卫生间的镜子前转来转去，照了很久。珠宝让我显得与众不同。如果穿上白色蕾丝镶边的低胸礼服，就能完美地衬出那条项链。那一整晚，我做晚餐、看电视时都戴着它。但临睡前我将项链取下放进了抽屉，那儿还放着米勒太太的信，还没回复。于是我在桌前坐下，用最好的信纸给她回信。

        您的信从阿格斯转寄给了我，已经收到。在我看来，他是您的孩子，应由您决定是否告知他身世。他是我的表弟，他在阿格斯还有一个姐姐。他还有一个哥哥，但谁也不知道他哥哥的近况。我目前在法戈的迪朗德瑞希百货店工作，是那儿的时装模特。我的父母在北达科他州的阿格斯镇东头开了一家肉产品公司，生意挺好的。别无其它，我签上我的名字。

        我在信封上写好地址，贴上邮票，将信放进信封。尽管已是午夜，但我当时或许就应该立马出门寄信，因为第二天早上我又犹豫了。我要考虑的事已经够多了。

        接下来的好几天，信一直放在梳妆台上。后来一天晚上，趁吉米还在来我公寓吃晚餐的路上，我收拾各类物品上的罩子，清理百叶窗和台灯。看到那封信时，我将它顺手塞到了针织亚麻布下。我需要室内的一切东西各就其位。

        斯塔的婚礼

        在嘈杂喧闹的波尔卡舞曲《六个胖公爵》的音乐声中，吉米·博尔的兄弟和表兄弟们挤在雷琴咖啡馆里，商量怎么把新娘从结婚舞会劫走，把她藏在哪儿，让吉米去找。因为喝了太多杜松子酒，他们什么都说好却又什么都没达成一致。一想到吉米大喊：“斯塔在哪儿呢？”他们就忍不住大笑，脸涨得通红、眼珠往外鼓，像要爆炸似的。一想到吉米气愤地跳进贴着厕纸、喷着剃须膏的林肯牌汽车，在三月寒冷的夜里发动引擎去寻找新娘时，突然闻到加热器发出令人作呕的气味，他们就笑得快岔气了。

        “是林堡干酪的味道！”吉米的一个表兄弟就说了这么一句，另一个表兄弟便笑得前仰后合，撞上了卡车的栅板。

        “他来了。”吉米的兄弟看着舞池，点头暗示。

        吉米旋转着过来了，高个子，胖墩墩的。头发打着卷儿，嘴唇边的山羊胡很精致，这总算让他看起来不至于无趣。他脚步轻盈，是个跳舞的老手。斯塔在舞池里被他拖着，时而向前，时而后退，眼神呆滞，似乎要投降了。

        “那科兹卡夫妇呢？你们觉得他们会生气吗？”吉米的兄弟说。表兄弟们打量着皮特和弗里兹，这对夫妇最近晒黑了，人也胖了，看上去和和气气的，呷着啤酒，还朝跳舞的客人频频点头，似乎并没有丝毫怒气。新郎和新娘眼下正在跳华尔兹。项链在斯塔的脖子上熠熠闪光，人造钻石在支撑起头纱的冠状头饰上闪闪发亮。她的礼服很特别，裙摆巨大，层层叠叠的，衣领上缀着珍珠似的珠子。这几个男人挤作一团，似乎看到了斯塔脸上发出的柔和的红光，看到了她若隐若现的可人之态，但这一切只不过是她戴的面纱和他们身上的酒精在起作用。事实上，斯塔的笑容冷淡，由于紧张和疲倦，她朝吉米身后看去时，眼神像刀锋一样锐利。

        吉米的一个表兄弟看着她，轻蔑地哼了一声。

        “这女人可真漂亮。”他不怀好意地说道。吉米的兄弟耸耸肩，噘起嘴。

        “她一向自以为了不起，”他说，“以前天天吊吉米的胃口，现在明白自己找不到更好的了。”他眼神模糊，眨眨眼，没有向谁看，“今晚，她和吉米就互不亏欠了。”

        这支舞结束后，斯塔把头纱缠在一只胳膊上，沿着走廊奔到洗手间。吉米的表兄弟看到后不约而同地站起来。吉米那个急性子兄弟领头，一个个醉醺醺的，摇摇晃晃地穿过舞池中的人群，朝斯塔刚刚经过的那条走廊奔去。那条走廊通向女洗手间，再往前便是用泥土夯成的停车场。

        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斯塔一踏出洗手间就被掳走了，但谁都没看见。当吉米和那些女服务生跳完舞后来寻找他的新娘时，她已沿三十号公路往北走了很远。斯塔坐在吉米兄弟的汽车后座上，夹在两个表兄弟中间，听着他们讲黄色笑话，闻着他们租来的西装外套上的汗臭味儿，被他们恶心得直想吐，说不出话来。

        反正他们也不和她说话。寒冷的星光下，笔直的公路看起来很光滑。他们刚喝下的一品脱酒很快化为酒气散发出来。他们的口气里带着甜腻的杜松子酒味，这让斯塔难以忍受。有那么一会儿，斯塔想告诉他们她快吐了，必须让她下车，但她一开口说话，就发现自己声音低沉嘶哑。她猛地侧身，越过一个表兄弟结实的小腹，伸手去够后门的把手，这时几个男人才突然注意到她的存在。

        “哎呀！”

        “抓住她！”

        “快一点！”他们的喊叫把斯塔逼回到座垫上，他们还笨拙地伸手按住她。斯塔蜷缩着，强烈的憎恨如一股电流从头顶传到脚底。她瞪着眼，在他们几个人身上来回扫视，恨不得用眼睛融化他们骨头上的肉。

        “我们把她带到哪儿去呢？”吉米的兄弟开着车，终于想到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啊！”其中一个表兄弟回答，其他人跟着哈哈大笑，终于笑到没有力气了。接着他们安静下来，在思考着什么。

        “我们今年冬天去冰钓吧。”其中一个说。接下来的半小时里，他们都在商量去哪个湖钓鱼，拖谁的钓鱼小屋过去。斯塔打了个盹儿，因为她心里认定他们一定会带她回去的。但他们尽兴地在夜里飙完车时，几乎忘记了他们中间还挤着斯塔。他们开车来到保留地一个没围栅栏的荒芜之地，院子里只亮着一盏小灯。

        吉米的兄弟把车开到灯光范围内，停在一间摇摇欲坠的木屋前，这儿没门牌，但这些男人都熟悉这儿。

        “哦！”一个表兄弟叫道，赞叹吉米兄弟的机智。

        “赶紧让她下车，”吉米的兄弟指挥着后座的两个表兄弟，“把你的外套给她，这鬼天气真冷！”

        一个表兄弟从车上跳下来，把斯塔抱下车，然后回到了车里。斯塔突然害怕起来，蜷缩在那件西装夹克里，但夹克上那位表兄弟的体温很快就消散了。吉米的兄弟按着喇叭、闪着车灯将车开走了。风像利齿一样撕扯着她的面纱，寒意从裙底涌上来，蔓延到手臂。

        斯塔想尖叫。

        “一群浑蛋！”她低吼。

        车尾灯看不见了。风寒冷刺骨，快达到暴风雪的程度，斯塔在停车场上的汽车之间艰难地走着，来到那扇朴素的木门前，敲了敲门。没人答应。她站着等了一会儿，身后突然吹来一阵强风，将她的裙子吹起来盖到头上，像一把被风掀翻的伞，吹得她跌跌撞撞栽进那扇门。

        她闯进一间小小的印第安酒吧，在那个寒冷的晚上，酒吧里坐着七个安静喝酒的老男人和两个大嗓门的女人，还有拉塞尔·喀什帕，他整晚都和那两个女人在一起。酒吧大门忽然打开，那十位顾客和一位服务生只见一张白色的网骤然张开，一个白球似的东西被刺骨的寒风吹进屋，朝他们冲过来。白球里的东西穿着高跟鞋，鞋跟又高又尖，双腿像剪刀似的动个不停，划出致命的弧形。一个老头的夹克被撕开，老头吓得连连后退。白球很是吓人，被大风吹得东倒西歪，发出怪异的低吼声，顾客吓得四处躲闪，以免被伤到。但这时门终于砰地关上了，风也停了。礼服渐渐垂下来，两只手臂露了出来，拼命把裙子一层层压下去，将礼服弄平。最后，弄坏的礼服下露出了一张脸。

        “这他妈的是女王啊！”在一片惊奇和沉默中，一个女人说。

        “闭嘴，”另一个挽着拉塞尔手臂的女人说，“她是个新娘。”

        的确是个新娘，现在，每个人都看出来了。她站定了，虽然蓬头散发，但还算正常，只是那张脸松垮、愤怒、扭曲。她一言不发，剧烈地颤抖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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